开元新河开凿的历史背景和工程概况

前面已经提到，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京兆尹裴耀卿对漕运提出分段运输、水陆转接等内容的改革建议，被唐玄宗采纳，并提升他为宰相兼江淮、河南转运使负责实施。其结果，“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缗”^[112]。说明这次漕运改革是成功的。但是，三门峡一段十八里路程的陆运（即北运），并不理想，主要是山道崎岖溜滑，运输效率太低，车翻、牛死、人亡的状况时有发生；加上每遇山洪暴发，道路被冲毁，长期被迫停运，严重影响到全线漕运的进展，致使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漕运降至百万石。本来对事物或方法的改革，在初试阶段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如水陆转接运输过程中的一段“北运”方式，完全可以设法予以改进，但是当时新任宰相李林甫，是个史称“口有蜜，腹有剑”的人物，其对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阴险手段，令人防不胜防。他为了达到独揽朝政大权的目的，视对于漕运改革有功绩的宰相裴耀卿和刚直不阿、敢于直谏的另一宰相张九龄为眼中钉、肉中刺，必须去之而后快。遂借机在玄宗面前百般中伤裴、张二相。当时头脑已经糊涂、是非不分的唐玄宗，竟听信了他的谗言，先后将裴、张二人罢相，后又下令停止了“北运”。对于当时朝政的这一系列变化，《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有记载说：

及耀卿罢相，北运颇艰，米岁至京师才百万石。（开元）二十五年，遂罢北运。而崔希逸为河南、陕运使，岁运百八十万石。其后，以太仓积粟有余，岁减漕数十万石。

记载中提到的崔希逸，原为郑州刺史，在裴耀卿任宰相兼江淮、河南转运使时，擢任江淮、河南转运副使，协助裴耀卿推行漕运改革。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一个情况：即自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以后的数年内，由于裴耀卿、崔希逸等人的不懈努力，加上关中地区连年丰收，才使长期发生粮食恐慌的关中地区和国都长安，此时已出现“太仓积粟有余”的状况。因此，一方面可以结束自唐高宗以来包括玄宗在内，经常离开长安到洛阳就食的窘迫局面，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各地每年对京师的漕运量。这是一种难得的大好形势，加上当时正值唐朝鼎盛时期，天下承平，国力雄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朝廷决定对三门峡天险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改造工程，以期彻底放弃陆运，全部经由水路漕运，并且畅通无阻。据《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记载：

（开元）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砥柱为门，以通漕。开其山颠为挽路，烧石沃醯而凿之。然弃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门，候其水涨，以人挽舟而上。

从记载可知，当时的开凿工程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凿砥柱为门以通漕”，亦即在人门东岸^[113]的岩崖上开凿出一条人工渠道，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结果成功了，就是后来称之为开元新河的运河。二是“开其山颠为挽路”，亦即在所开运河东岸的山顶处开凿出一条栈道，为纤夫挽舟时行走之需要^[114]，结果也是成功了。以上工程的开凿方法，是“烧石沃醯而凿之”。醯，现作酰，就是现代的醋。唐时利用火药爆破的技术尚未发明，因此只能使用传统的方法进行爆破，其法先将需要开凿的岩石部位用火烧得灼热，并迅速浇上冷醋，使石质变松，然后使用手工工具进行挖凿。试想，凭着这样的原始方法，要在十分坚硬的闪长斑岩上开凿出一条运河，是何等的艰辛！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民众的顽强拼搏精神。

图11-7　三门峡和开元新河示意图^[115](www.xing528.com)

开元新河的施工期，据《唐会要》卷八十七《漕运》记载，为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十一月开工，天宝元年（742年）正月二十五日竣工，历时不到三个月（见图11-7）。在如此短短的时期内完成了如此艰巨的工程，可见当时施工人员劳动强度之大。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呢？很明显，是想在冬季黄河枯水和冰封时期完成，否则在黄河解冻或涨水后就无法施工了。

开元新河开通后，当时并未定名，因此事后各种文献记载对它的名称都不统一。如《旧唐书·玄宗纪》和《唐会要·漕运》称为“渠”；《通典·食货》和《册府元龟·邦计》称为“石渠”；《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和《玉海·地理》称为“三门运渠”；《新唐书·食货志》称为“新门”（因旧有鬼、神、人三条通道为三门，故新开的通道为新门）；《开元传信录》称为“天宝河”；此外，还有“娘娘河”“公主河”等俗称。至于现今通称的“开元新河”，是在北宋以后才开始流传的。

开元新河位于人门以东，呈北南方向，河身较直，“长约280米，宽6～8米”^[116]，两侧为陡立的岩壁，说明该运河完全是在山岩中间开凿出来的，故《通典》等称它为石渠。由于河身较直，河底较平无暗礁，水流也较平缓无漩涡，因此漕船航行其中比在人门中航行还要安全。对此，唐人郑棨在《开元传信录》一书中称赞说：

天宝中，上以三门河道险束，漕运艰难，乃傍北山凿石为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宝河。岁省运夫五十万，久无覆溺淹滞之患，天下称之。^[117]

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和施工时间的仓促，开元新河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前面所引《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所说：“弃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门，候其水涨，以人挽舟而上”的情况，也就是说开凿的河床太浅，加上施工时掉落在河道中的碎石来不及取出，从而抬高了河底，因此在枯水时期根本无法通航，在涨水时期则水流湍急，逆水行舟时必须依靠挽牵才能前进，因此削弱了这条艰难开通的运河的运输作用。再加上黄河泥沙多，不断在河道中沉积，致使该河出现了“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118]的最后结局。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新唐书·食货志》所说的情况，《旧唐书·食货志》没有记载，尤其是与《开元传信录》的记载相左。按《新唐书》编纂于北宋时期，比成书于五代时期的《旧唐书》要晚，比成书于唐朝的《开元传信录》更晚。因此所说的“舟不能入新门”等情况，是否有如此严重殊为怀疑。因为在开元新河开通、使用后第三年（即天宝三年，744年），从三门峡开元新河通过的漕运量达到一百五十万石之多；^[119]特别是在这一年，陕州刺史兼水陆转运使韦坚，在重新开通关中漕渠后，即组织了广陵、丹阳、晋陵、吴、会稽、宣城、豫章等郡的二三百只民间商船，满载着各地的土特产，从江南地区循邗沟、汴渠、黄河，通过三门峡开元新河到达长安城东的广运潭，举办了一次水上商品展览会。如果当时的开元新河真像《新唐书·食货志》所说那样，要“候其水涨后才能挽舟而上”的话，那么，这一年的漕运量绝不可能有这么多，二三百只江南民间商船，也不可能到达长安的广运潭。因此可以断言，至少在开元新河开通之日起至天宝三年（744年）年底以前的几年内，从江南来的漕船和商船，在纤夫的挽牵下缓慢地通过开元新河是不成问题的。而在这以后，可能由于黄河泥沙的逐渐淤积，导致开元新河不能畅通，出现了《新唐书·食货志》所说的情况，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久，爆发了安史之乱，在八年战乱期间，开元新河是否照常使用，史无记载不得而知。但是在战后，刘晏主持漕运工作伊始，就亲自对扬州至长安的漕运路线，其中包括对三门峡开元新河，进行了一次全线实地调查，新、旧两《唐书·食货志》和《刘晏传》都记载了刘晏所写的这次实地调查报告，报告中未见开元新河淤浅、航运受阻等内容，而是刘晏针对三门峡运道的实际情况，决定建造一批特别坚固的漕船，名曰“上门填阙船”和采用一批产于巴蜀地区的麻枲、竹筱制成的坚韧纤索。结果，每年的漕运量达到了“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120]的成绩。这一切，都无可争辩地说明在安史之乱后，刘晏主持漕运工作二十年间，三门峡开元新河是一直可以通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