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位于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以东五十里处,是由黄河水流切蚀山体而形成的峡谷。这里两岸夹山,河道狭窄,水流湍急,尤其是在急流中盘踞着两座石岛,将急流一分为三,使原本狭窄的河道更加收缩而形成“三门”,自左至右曰人门、神门和鬼门,三门峡之名,即由此而来。关于三门峡的险恶形势,本书第六章第三节已详细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自汉至唐的各个朝代,在战胜三门峡天险、解决漕运梗阻方面,所采用的办法或工程措施,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三种方式:
一是,直接对三门峡进行改造。这是一种勇于改造自然界的积极行为,但难度极大,在受爆破手段和施工工具限制的古代,成功的概率很小。历史上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有:
西汉成帝鸿嘉四年(前17年),杨焉对三门峡进行了拓宽改造,这是历史记载最早一次对三门峡的改造工程。工程艰难险阻,终因开凿山体时,掉落的碎石“裁没水中,不能去,而今水益湍怒,为害甚于故”。最后还是失败了。
隋朝也有过一次直接对三门峡进行改造的工程。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人饥。上(注:指隋文帝)率户口就食于洛阳”[94]。第二年六月,下“诏凿砥柱”[95]。但这次改造工程的结果,没有下文予以交待,可能也是失败了。
唐朝对三门峡的改造用力最多。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曾在三门峡左岸的坚硬岩崖上,开凿出一条名为开元新河的运河,这是中国运河史上的一次壮举,但因开通后的河道较浅,掉落在急流中的碎石无法取出,所以通航效果不很理想(详见下述)。在此七十年后的宪宗元和年间,唐朝还有一次对三门峡的改造行动。据文献记载,时任盐铁转运使的王播,主持完成了“疏三门,挽沉石,以济巨舻,关中遂亡其饥”[96]。不难看出,这次工程主要是对开元新河进行疏浚,取出水中的沉石,使河道加深,航行畅通。但是使用不久,因藩镇割据而中断。最后,费尽全力开通的开元新河就逐渐淤塞了。
二是,避开三门峡,另辟漕运途径。这虽然是一种消极的行为,如果成功,倒也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但最后也是失败了。历史上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有:
汉武帝时,河东太守番系建议:“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阪下,度可得五千顷。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97]汉武帝当即下令照办。渠道挖成了,农田开垦了,庄稼也种上了。可是不久黄河发生改道,皮氏、汾阴、蒲阪附近的河道向西迁徙,农田因水源不济而全部荒芜,最后也遭受失败。接着,又有人建议开辟翻越秦岭的褒斜道,将关东地区的粮食、物资,先从长江、汉水运至汉中,再溯褒水而上,通过一段陆运越过秦岭,由斜水而至渭水。这个建议也不差,于是汉武帝“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湍石(多),不可漕”[98]。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后世吸取汉朝的失败教训,一度改在三门峡两岸山地开辟短途陆道,以陆运方式绕过三门峡险恶河段,来解决漕运问题。历史上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有:(www.xing528.com)
隋开皇三年(583年),下诏“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99]。又,“自小平陆运至陕,还从河水入于渭川”[100]。就是说,朝廷招募一些人员,利用黄河南岸古代已有的崤函山道,从小平(在今河南省孟津县西北)运粮至陕州的常平粮仓。凡能运米四十石者给予免服戍役的奖励。但是,这条崤函山道的崎岖艰险程度,并不下于三门峡水道。《元和郡县图志》有记载说:“二崤山,在(永宁)县北二十八里……自东崤至西崤三十五里。东崤长阪数里,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西崤全是石阪十二里,险绝不异东崤”[101]。因此,如果为了应付急需,偶尔利用这条崎岖山道运些粮食未尝不可;但用于常规漕运,绝非长久之计。
唐朝漕运,洛阳至陕州一段也是以陆运为主。如“高祖、太宗之时,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自高宗以后,岁益增多……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再以车或驮,陆运至陕(州),再水运”[102]。这段记载说的是,开元初年,河南尹李杰在黄河以南利用陕、洛之间三百多里的旧有山道,从含嘉仓(在洛阳)至太原仓(在陕州)置八递场,每场间隔约四十里,用牛进行接力式的粮食运输。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乃于河阴置河阴仓,河西置柏崖仓,三门峡东置集津仓,(三门峡)西置盐仓,凿山十八里以陆运”[103]。这条东起集津仓(位于三门峡以东十余里的黄河北岸)、西至盐仓(位于三门峡以西的黄河北岸)的山间陆道,位于黄河北岸的山崖上,长约十八里。利用这条山道运输粮食,称之为北运。由于北运十分艰难,效率也低,因此只维持了三四年光景,于“开元二十五年遂罢北运”[104]。安史之乱后,德宗贞元元年(785年),“陕虢观察使李泌益凿集津仓山西迳为运道,属于三门仓,治上路以回空车,费钱五万缗,下路减半”[105]。据此可知,李泌自集津仓向西至三门仓(即盐仓)开凿了一条新道,同时重修了裴耀卿所开的旧道。新道也是位于黄河北岸的山崖上,而且是在裴耀卿开凿的旧道之上,两道大致平行,形成复线。裴路在下,用以自东向西通行粮车,李路在上,用以自西向东通行返回的空车。这样,不仅提高了运输效率,而且避免了粮车与空车在狭路会车的危险。因此《邺侯外传》说:“(李泌)又开三门陆路十八里,漕运无砥柱之患,大济京师。”[106]
自从在黄河北岸的集津仓与盐仓之间有了复线陆道后,漕运虽然还很艰辛,但是总算保持了约20年时间的畅通。到了宪宗元和年间,随着平定藩镇割据的成功,出现了中兴的局面,当时朝廷考量到陆运终究不及水运效率高、费用省,因此在宰相王播的倡导下,又对三门峡进行前面提到的“疏三门,挽沉石,以济巨舻”的改造工程,再次改陆运为水运。
三是,在三门峡岸边开凿纤道,便于漕船过峡。纤道为供纤夫挽船行走的道路,三门峡纤道主要修建在人门左岸的陡崖上。先在陡崖上凿出一条路,在路的内侧崖壁上凿出成排的方孔,各孔高度必须一致,再用枋木的一端插入岩孔,使枋木的大部分悬空而成悬壁梁,上铺木板即成,实际上就是栈道。
三门峡的栈道是经过不同朝代陆续建成的,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20世纪50年代对三门峡漕运遗迹的实地调查,可以确定,最早一段栈道修建于东汉桓帝和平元年(150年)。[107]继东汉之后,魏晋时期也在三门峡修建过栈道。如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二月,“帝令都督沙丘部、监运谏议大夫寇慈帅工五千人,岁常修治,以平河阻”。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正月,“帝遣监运大中大夫赵国、都匠中郎将河东乐世,帅众五千余人修治河滩”[108]。这二次修建工程,文献记载虽没有明确说是修建栈道,但在三门峡现场的崖壁上留有题刻,足证是修建了栈道。除此以外,留在崖壁上的题刻,还有魏齐王曹芳正始元年(240年)、魏高贵乡公甘露五年(260年)、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北魏宣武帝景明年间(500~503年)等。[109]据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三门峡航运条件的改善,是付出了相当多的心血的。
唐朝时,对三门峡栈道的修建还在继续。如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二月,“苑面西监褚朗,请开砥柱三门,凿山架险,拟通陆运,于是发卒六千人凿之,一月而功毕。后水涨引舟,竟不能进”[110]。中宗神龙年间,“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挽漕舟。挽夫系二辄于胸,而绳多绝,挽夫坠死”[111]。从这些记载来看,即使修建了栈道,漕船在纤夫的挽牵下要通过三门峡仍然艰难,而且纤夫极易丧命。此外,从留在现场崖壁上的题刻可知,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都曾修过栈道。
三门峡的栈道,总长有600余米,经过好几个朝代的修建,大概在唐代以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因此可以认为,唐朝修建的栈道,并非新建,而是对前朝所修栈道的整治或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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