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襄州刺史崔湜向朝廷建议，在丹水与灞水之间开辟挽路[59]，以解决关中地区粮食、物资严重短缺的问题。据《旧唐书》卷七十四《崔仁师传附崔湜传》记载：
湜于景龙中献策，开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陆之运，役徒数万，死者十三四。仍严锢旧道，禁行旅。所开新路以通，竟为夏潦冲突，崩压不通。
《新唐书》卷九十九《崔仁师传附崔湜传》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内容稍有补充：
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镵山出石门，抵北蓝田，可通挽道。中宗以湜充使，开大昌关。役徒数万，死者十五，禁旧道不得行。而新道为夏潦奔豗，数摧压不通。至是，论功加银青光禄大夫。景云中，太平公主引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进拜中书令。
记载中所说的丹水，发源于商州（治所在上洛县）西北的秦岭东段。东南流，经商州（今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商洛县（今陕西省丹凤县西北的商洛镇），至均县（今湖北省丹江口市）入汉水，为汉水最大支流之一。丹水在商州以下，利用木船可以通漕。在商州以上，河道狭窄，水流湍急，不便行舟。丹水流经沿途，峡谷与平地相间，而峡谷也较开阔。自秦汉以来，沿途筑有驿道。驿道起自长安，傍灞水东岸上行，至蓝田县（离长安八十里）后，再沿灞水上游支流蓝桥水继续上行，经蓝桥至蓝田关（在秦岭上，唐时为六上关之一，距蓝田县九十里，距长安一百七十里。唐元和年间，韩愈因谏迎佛骨而得罪了领导层，被贬潮州途中，有诗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蓝关，指的就是蓝田关）。越过秦岭后，沿丹水左岸下行，经商州、商洛、武关（唐时，武关位于商洛县东九十里）、内乡（今河南省西峡县）至南阳。史称蓝武驿道，也称武关道。因其途经商州东南的商山，唐人诗文中也习称它为商山路。该驿道沿途，除了在蓝田县以南和蓝田关以南有两处称为七盘岭的盘山险路外，其他路段虽然都是山路，但坡度较为平缓，并不难走。加上沿途每隔数十里设有驿馆，对过往行人提供休息、餐饮和住宿等服务，甚至备有车、马、驴等交通工具可供租用，这在古代来说，交通已算是十分方便了。因此，当时一些官吏和商人由东南方进京或出京至东南方，大多选择此道赶路。唐人王贞白有诗云：“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60]。大诗人白居易对于此道，更是作了生动地描述：“高高此山顶，四望惟烟云。下有一条路，通达楚与秦。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乘者及负者，来去何纷纷”[61]。充分说明，蓝武驿道在唐时是一条繁忙的交通要道，路上昼夜都有行人。
崔湜提出的新运道方案，两《唐书》的记载均未涉及具体内容，揣摩其路线走向和规划意图，当是南北两头分别利用丹水和灞水，为水路运输；中间一段自商州至蓝田县境的石门谷，需要翻越秦岭，为陆路运输。商州以下的丹水，可以直接用于通漕。但是灞水流急沙多，必须进行疏浚整治后才可通漕。工程难度和工程量最大的是开凿中间一段陆路，因此当时动员参加施工的人员多达数万人。
现在需要弄清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是：如上所述，商州、蓝田之间，一向已有蓝武驿道（即上引记载中所说的旧道）贯通，崔湜为何不加以利用，而要另辟新路？看来，崔堤所开的新路位于旧道的西南，其规划意图莫非：一来是想避开旧道的两处七盘岭险段；二来是想越过秦岭后，即与灞水的正源相衔接，利用灞水顺流而下直达长安。这样就能以水运代替从灞水上游（蓝田县境）至长安的陆路运输。(www.xing528.com)
那么，灞水的正源在哪里？《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南陵县下云：“灞水出蓝田谷，北入渭。”《水经注》卷十九《渭水》也说：“灞者，水上地名也，水出县之蓝田谷。”又据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六《蓝田县》条下记载：“倒回谷在县东南五十里，灞水上源出此谷。谷内通商州洛南县界。”该书又引《水经注》佚文说：倒回谷本名石门谷。[62]根据以上这些记载，可知灞水的上源出蓝田谷，而蓝田谷就是倒回谷、石门谷。石门谷内有水流，称为石门水，石门水就是灞水的上源。石门水向西北流至谷口附近，与灞水其他的上源，如倾谷水（今称清峪河）、铜谷水（今称铜峪河）、泥水（今称刘峪河）等相会合后而成灞水。因此，位于蓝田县东南五十里、秦岭东段北坡的石门水，应是灞水的正源。但是，唐时蓝田县境内名为石门谷和石门水的有两处。除了上述倒回谷又称石门谷和谷内的水流称为石门水外，还有一处石门谷和石门水在西面一些。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六《蓝田县》条下说：“石门谷在县西南四十里。”这个石门谷中的水流也称石门水，即今之汤峪河，是浐水的上源。显然，崔湜所开的新路“出石门，抵北蓝田”，指的应是位于蓝田县东南五十里、灞水正源所出的石门谷。
崔湜提出并完成的这条水陆联运路线，可以推测为：漕船由长江入汉水，再转入丹水至商州。改陆运，由崔湜的新路向西北方向行进，越过新开设的大昌关（当位于新开挽道翻越秦岭处，具体地理位置无法确指），至灞水正源处，出石门谷，再转为水运，循灞水顺流而下达于长安（见图11-5）。但是，纵观这条水陆联运路线，与利用现成的丹水河道，水运至商州，再利用现成的驿道（旧道），陆运至长安的旧道运输路线相比，不仅看不出它的优越性，而且是“行旅艰辛，僵仆相继”[63]，反而更加艰难。
图11-5 崔湜丹灞线水陆联运新道与蓝武旧道示意图[64]
当时崔湜为什么要开凿这条毫无优越之处的新路，并且禁锢由来已久的旧道，强迫人们使用新路？实在令人不解。然而联系到崔湜的为人，似乎也找到了答案。据新、旧两唐书《崔湜传》和两唐书《桓彦范传、敬晖传》记载，崔湜是一个外表俊秀而内心肮脏的年轻官吏。他为了政治上飞黄腾达而一味看风使舵、到处钻营，甚至不惜出卖自己人格和他的恩人老上司，向新贵武三思告密取宠，还怂恿武三思，派遣其表兄周利贞追踪到南方，将曾经信任他、照顾他并一路提拔他的老上司桓彦范、敬晖等功臣，残酷地杀害在流放地。崔湜因主动为图谋不轨的武三思，除去捍卫唐朝的两大臣有功，而被武三思提升为兵部侍郎。据此，颇疑崔湜建议并实施开凿南山新路，并非出于真诚解决关中漕运困难的动机，而是一种哗众取宠、向朝廷邀功的手段。不是吗？“至是，追论湜开山路之功，加银青光禄大夫。俄而为太平公主所引，复迁中书、门下三品”[65]，竟在短短几年中，当上了宰相，并且“进拜中书令”[66]。可谓青云直上，达到了他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目的。但是劣性难改、处心积虑地往上爬的崔湜，终因参加太平公主谋乱团伙而被唐玄宗赐死。崔湜一死，商州刺史立即奏请朝廷重新开放旧道，恢复商旅通行。
最为可悲的是，为了开凿这条南山新路，丧失了数万服役民众的生命和大量的国家钱财，而开通的新路使用不久，因工程质量太差，经不起夏季山洪的冲击，造成路基坍方、路面坍陷而彻底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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