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第三节已经提到，唐高宗在位期间，由于关中地区经常遭受自然灾害的侵扰，不是水灾，就是旱灾，或是蝗虫灾，导致粮食、物资奇缺。加上京畿所在，人口和军队相对较多，朝廷财政开支，捉襟见肘，难以维持。因此高宗经常率领大批官员，离开国都长安，到东都洛阳听政、就食。高宗在位34年，先后7次东幸洛阳。在洛阳居住的时间，短则10个月，长则2年6个月，一般是1年6个月左右。总计在洛阳居住的时间，占其在位时间的三分之一以上，最后也是死在洛阳。
唐高宗经常到洛阳居住，主要迫于关中地区严峻的经济形势。如咸亨二年（671年）那次东幸洛阳，就是在无奈之下被迫离开长安的。据《新唐书》卷三《高宗记》记载：
（咸亨元年）七月甲戌，以雍、华、蒲、同四州旱，遣使虑囚，减中御诸厩马……八月庚戌，以谷贵禁酒……丙寅，以旱避正殿，减膳……闰九月癸卯，皇后以旱请避位……是岁大饥。
由于这一年关中以及周围地区均遭遇旱灾，庄稼无收，因此出现了严重饥荒。高宗除了在宫中采取各种节约粮食的措施外，于第二年正月不得不离开长安去洛阳，临行前布告长安百姓说：“自从去岁关中旱俭，禾稼不收，多有乏绝。百姓不足，责在朕躬，每自思此，深以为愧。”[53]这一次去洛阳，住了将近二年才返回长安。
又如本章第三节中提到的永淳元年（682年）唐高宗那次去洛阳，也因关中普遍饥馑，才率百官仓促出走，当时的情况十分狼狈。唐高宗这一次去洛阳，走了不归之路，在洛阳居住一年六个月后，病死在那里。
那么，当时的关中地区，其经济窘迫状况究竟达到怎样的程度呢？时任右拾遗谏官的陈子昂对此曾有反映：(www.xing528.com)
（京师三辅）顷遭荒馑，人被荐饥。自河而西，无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然而流人未返，田野尚芜，白骨纵横，阡陌无主……况国无兼岁之储，家鲜匝时之蓄。一旬不雨，犹可深忧，忽加水旱，人何以济？[54]
这简直是一幅战后疮痍图。但是这是在唐高宗死后不久，陈子昂给武则天的奏章中所说的关中京畿地区的现实情况，必然句句是实话。嗟乎！当时明明是久无战事的承平时期，关中地区又是拥有八百里秦川，自古以来就是沃壤膏腴之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困难局面？原因不外乎：一是关中地区连年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造成大批农田干裂，不仅庄稼颗粒无收，连青草也枯死殆尽。二是漕运不通，来自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的粮食，只能运到东都洛阳。而洛阳以西，既因三门峡险阻的限制，又因渭水浅涸和关中漕渠淤塞，无法将囤积在洛阳含嘉仓以及陕州太原仓的大批粮食，及时转运至关中，赈济灾民。
武则天继唐高宗之后，执政达二十年之久，最初二年在长安听政，因环境和条件实在太差，加上政治因素，后来干脆改东都洛阳为神都，长期在洛阳听政。武则天死后，唐中宗复位。中宗是个毫无主见的皇帝，一切唯韦皇后之意是从。而韦后是京兆万年（即长安）人，在长安有其娘家的势力，她本人又怀有政治野心，企图效法其婆婆武则天当女皇。因此，她竭力主张中宗回长安听政，反对在洛阳滞留。中宗遂于复位后的第二年，即神龙二年（706年）“十月己卯还京师”[55]。当时关中和长安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仍如高宗、武后时期一样，十分糟糕。一些忠心正直的官员深感长安的施政环境和生活条件远不如洛阳，纷纷上书中宗，奏请回洛阳听政。只因韦后在幕后反对，中宗对群臣的建议当成耳边风，次数一多，中宗厌烦了，怒道：“岂有逐粮天子耶？”[56]意思是说，皇帝岂能为了粮食而奔波。于是群臣不敢再提回洛阳之事。
但是，关中地区粮食、物资短缺，国都长安人心浮动，却是当时需要面对的客观现实。当时“仓储荡耗，财力倾殚，不足以聚人”[57]。这就是中宗神龙二年（706年）国都长安社会经济状况的写照。而“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58]，这就是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关中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现实。面对着国都长安和关中京畿地区如此严峻的局面，而避离长安到洛阳听政的建议又被中宗断然拒绝，怎么办？朝臣们不得不从另外的角度来思考，以寻求解决关中地区粮食、物资短缺的办法。其中开辟丹（水）灞（水）线新运道，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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