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思埭运河：三千年的中国运河

岭南地区在秦朝以前属不毛之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对岭南地区用兵取胜，将该地区纳入中国版图。由于地处南方边陲，与中原地区相距遥远，中间又有高山阻隔，交通不便；加上居住在那里的百越族人民，尚处于十分落后的原始生活状态，因此自秦汉以来的各代朝廷，对于岭南地区的行政管理，有着鞭长莫及之感，无不根据具体情况，实行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政策。

首先，历代朝廷不断组织和鼓励汉族人民向岭南地区移民，将中原和江南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比较文明的生活方式带入岭南地区，与当地百越族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开发。利用那里的丰富水力资源和肥沃土地，兴修水利设施，发展农业生产，并且给予不缴纳田赋等优惠政策。

其次，对位于偏僻山区的一些州、县，朝廷不直接派遣官吏，而是委任当地一些民族首领或有威望的土著人士，担任各级地方官吏，一般内部事务自主决定，朝廷不加干预。实际上是现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形式，这样就能调动起当地民族的积极性。正是因为历代朝廷实行了一系列符合少数民族利益的政策，千百年来，汉族与岭南少数民族之间关系基本融洽，政治比较稳定，特别是在社会经济方面保持着持续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当地人民已经陆续摆脱了原始生活的状态，走出山林，在平原和谷地聚居，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安定生活。(www.xing528.com)

时代的车轮进入唐朝后，情况有所变化。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朝代之一，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以前的时期，国势隆盛，声威远播四方。当时朝廷为了稳固全国统一的局面，加强对处于半封闭、半独立状态的岭南地区的统治，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重新调整全国行政区域。太宗贞观元年（627年），设置了岭南道，为全国十道之一，下辖广州、桂州、容州、崑州、安南五管，其中桂管（桂管经略使的简称）治桂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辖桂、昭、贺、梧、富、象、融、柳等十余州，地域相当于今广西的东北部，因其地理位置隔越城岭与江南西道毗邻，正当从江南西道进入岭南地区的门户，贯通南北的唯一水道——灵渠运河也位于其间，因此朝廷将它作为重点经营管理的地区。原来，唐朝自建立岭南道后，对于岭南地区的管理，因地而异，实行不同的行政制度。如对东部的桂管地区，与内地各州郡一样，由朝廷直接派遣官吏进行管理，并需缴纳贡赋；而对西部山区的州郡（史称羁縻州）则沿用历来老办法，即委任当地民族的首领或有威望的土著人士担任各级官吏，不规定缴纳贡赋。由于东部地区由朝廷直接管理，可以得到朝廷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方面的支援，社会经济发展较快，文明程度也较高。例如，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桂州都督王睃，鉴于历来在桂管地区驻防中央军队，所需粮饷都从越城岭以北江南西道的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和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一带溯湘江过灵渠运往，既有损于民族之间的感情和信任，又使国家劳民伤财，因此奏请朝廷“罢屯兵及转运”，变驻军为屯田兵，并且引“堰江水，开屯田数千顷，百姓赖之”^[47]。王睃的这一举措，不仅改善了汉族与岭南民族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改中央驻军为开荒种地的屯田兵，为国家节省了财政开支，而且为当地开发了大片荒地，兴修了水利，大大地促进了桂管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百姓赖之”。而位于西部山区的羁縻州郡，就很少得到朝廷人力、财力方面的支援，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由是在岭南地区出现了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从而导致种种社会矛盾，甚至发生叛乱。如早在唐高宗时，“龙朔三年，柳州蛮叛，冀州都督长史刘伯英以岭南兵伐之”^[48]，就是一例。

桂管地区在岭南五管中虽为唐朝重点经营之地，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较好，但境内多山，山谷间河流大多自北至南流向盆地中央的黔江和浔江（今西江的两段）。从桂管治所的桂州到西部大城市柳州及其他辖地，要横跨许多的山和水，交通十分不便，不仅在政治上影响行政管理的时效，而且在经济文化上影响相互之间的交流。要改变这一状况，唯一的办法是开凿运河。这就是唐朝在桂管境内开凿相思埭运河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