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通渠开凿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至唐初已经使用了几十年。由于该渠是在三个月内仓促开通的，工程质量较差，加上引用渭水为水源，渭水泥沙特多，容易淤塞，到唐时，基本上已经无法使用。当时运输粮食、物资到关中，只能依靠渭水，而渭水沙多水浅，尤其是在干旱时期，许多河段因水浅而不能行驶漕船。当时采用水陆联运方式作为补救措施，但陆运方面受到运输工具的限制，效率很低，运量有限。所以唐初时，关中地区的粮食和一切生活物资都十分匮乏。好在当时的统治者，能够吸取隋炀帝亡国的教训，对广大民众实行轻徭薄赋，对自己也能做到节俭，所以朝廷开支不大，需要漕运的粮食、物资不多，还能应付过去。正如《新唐书·食货志》所说：“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每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
但从高宗开始，朝廷机构渐趋庞大，西北边境又有战事，驻屯在关中地区的军队较多，朝廷开支激增，加上关中人口较高祖、太宗时增多，因此关中的粮食消费量也不断增加，过去每岁二十万石的漕运量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咸亨元年（670年），关中发生严重旱灾，河流干涸，农田缺水，颗粒无收，百姓陷于饥馑之中。唐高宗为了逃避关中灾荒，在翌年行幸东都，就食于洛阳，在洛阳住了将近二年。临行前，他曾诏告长安父老说：
“去岁关中旱俭，禾稼不收，多有乏绝，百姓不足，责在朕躬，每自思此，深以为愧。今洛口仓廪且复充实，更为转运，于是艰辛。理有便宜，所以行也。”[1]
洛口仓是一个大型粮仓，因位于洛水入黄河口处而得名，建于隋炀帝时。唐高宗时，该粮仓贮存着很多的粮食，只是黄河有三门峡险阻，关中漕渠又水浅，无法利用水运将这些粮食及时运到关中，所以上引诏书中有“更为转运，于是艰辛”的说法。(www.xing528.com)
咸亨三年（672年），监察御史王师顺奏请：“运晋绛仓粟以赡之，上委以运职。河渭之间，舟楫相继，会于渭南。”[2]这是唐朝建立后，从关东运粮至关中的第一次大规模漕运活动。从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县）粮仓运粮到关中，可以不经过黄河三门峡，但当时关中干旱，渭水淤浅，渭南以上河段不能通行漕船，从绛州水运来的粮食只能到渭水下游的渭南（今陕西省渭南市），再用陆运方式从渭南转运到长安和各地，以解救陷于窘境的饥民。当时的陆运方式主要是利用牛车运粮，这些拉车的牛，大多是从农户征调来的耕牛，用以长途拉车运粮，因劳累过度而死去的很多。如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3]。大量耕牛死于运粮途中，严重影响了当时的农业生产。
唐初，因黄河三门峡险阻和关中广通渠淤塞，加上关中地区经常遭受自然灾害，京师长安和整个关中严重缺粮，不仅造成广大人民群众饥寒交迫，而且也严重影响统治者的生活和朝廷机构的运转。面临着这样严峻的形势，统治者不是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而是采取消极的逃避方式来应付。就高宗而言，他每逢关中粮荒，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就食，一住少则几个月，多则好几年，在位34年中，先后7次到洛阳就食，总计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洛阳度过的。在武则天执政的二十年间，除了有二年在长安外，其余都在洛阳起居和听政。玄宗也不例外，在开元前期，皇帝与文武百官也经常为吃饭问题而离开长安，到洛阳去就食。据统计，自高宗至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80多年间，因经济原因，皇帝经常奔波于长安、洛阳两都之间。[4]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问题是，既然关中缺粮而洛阳粮食很多，为何不组织人力去改造三门峡运道和重开广通渠？其实，当时确有人上书请开漕渠，恢复关东、关中之间的漕运，但高宗没有同意。主要考虑到关中地区连年灾荒，百姓受到严重伤害，不愿再给他们增加开河的劳役负担；加上当时关中干旱，大河少水，小河无水，即使挖好了河床，也难以引水入渠。这足以说明唐高宗还是很体恤老百姓疾苦的。因此，重开广通渠的动议被搁置下来，直到天宝初，才提上议事日程，由唐玄宗下令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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