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大运河的历史作用与评价

隋炀帝开运河之事，自古以来家喻户晓。史书对此也有不少记载和评论。有人鉴于开运河劳民伤财以及在开河过程中充满着残暴行为，因而加以全盘否定；有人在揭批统治者残暴之余，也看到开凿运河的好处，因而有贬有褒，贬多于褒。而《隋炀帝艳史》之类的一些所谓历史小说，则将隋炀帝开运河，歪曲成为乘着龙舟进行悠游淫乐的代名词。隋炀帝开运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应该有个正确的认识。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纷纷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出现了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可喜场面，由于见仁见智，迄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以下就是本书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看法和评论。

（一）南北大运河的历史作用

隋炀帝开凿的通济渠、邗沟、永济渠和江南河，即是四条独立的运河，又因其首尾大致相衔接，航道规格也相一致，从南到北能够一气贯通，因此构成名副其实的南北大运河，全长2700多千米。它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并形成一个以东都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平原的长安、南达江南地区的杭州、北抵北方重镇蓟城，流域面积覆盖着全国人口密集、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的庞大运河系统。其规模之宏伟，工程之浩繁，意义之重大，在我国运河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运河史上也是罕见的。

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大大促进了水运交通的发展。初唐时期的崔融说：“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102]杜佑《通典》说：“自是，天下利于转输”^[103]。又说：“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104]。唐人皮日休《汴河铭》也说：“今自九河以外，复有淇（注：指永济渠）、汴（注：指通济渠），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105]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不论是对隋朝或后世，都是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加强南北物资、文化的交流，有利于促进我国南北方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其中尤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作用显著。在大运河沿线，一大批城市如开封、扬州、镇江、杭州、贝州（今河北清河）、蓟城等，迅速成为人口聚集、经济繁荣的商业都会。而在大运河流域地区，如江南地区，经济潜力得到了挖掘和发挥，农业、手工业、商业出现全面发展，从原来落后于北方的状态，逐渐赶上并超过北方地区。因此，从唐朝中叶起，有能力挑起当时整个国家的财赋重担。唐朝的韩愈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什九。”^[106]这就是证明，也是历史事实。

当时江南地区能有这样雄厚的经济实力，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隋朝开通南北大运河的促进作用，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南北大运河，在广大民众的眼里是官方的运粮河，在唐、宋两朝统治者的眼里是维持政权的生命线，即使到了后来的明、清两朝，也仍然扮演着运粮河的角色。如此看来，隋朝民众离乡背井、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南北大运河，虽然自己来不及使用而留给了后世，但这些血汗和生命，并没有白流和浪费，因为后世利用这条大运河得到了巨大的实惠。关于这一点，唐、宋两代的人都有深刻的认识。如晚唐时期的皮日休说：

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不劳一夫之荷畚，一卒之凿险，而先功巍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107]

宋朝的卢襄也说：

隋大业间，炀帝所以浚辟使达于江者，不过事游幸尔……今则每岁漕上给于京师者数千百艘，舳舻相衔，朝暮不绝。盖有害于一时，而利于千百载之下者，天以隋为宋王业之资也。^[108]

总之，隋炀帝煞费苦心地开凿成南北大运河，虽然来不及为自己的隋朝谋利益，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造福后世的历史性作用。明朝万历年间曾任礼部尚书的于慎行，对此发表过很有代表性的议论：

隋炀帝开通济渠，自东都西苑引谷、洛之水达于河，又自板渚引河水达于汴，又自大梁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又自山阳至扬子达于江，于是江淮、河汴之水相属而为一矣。炀帝又开永济渠因沁水南连于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杭州八百里，盖今所用者皆其旧迹也。夫会通河自济汶以下，江河淮泗通流为一，则通济之遗也……炀帝此举，为其国促数年之祚，而为后世则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有功者矣。^[109]

这样的结果，与隋炀帝开运河的初衷显然是不相符的。当初，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的初衷，主要是为了隋朝的利益。具体而言，就是想利用大运河，在政治上更加方便、有力地控制全国，维护国家的统一；在经济上更加方便、快捷地将东南地区的粮食、物产，运送到设在洛阳郊区的国家粮仓，储存起来，以增强朝廷的财力和物力；在军事上更加便捷地运兵运粮以及各种作战物资至征辽前线，建立起畅通的后勤补给线；此外，还可乘着龙舟进行巡游，以宣扬皇威，震慑地方，开创秦皇汉武也未有过的巡游方式。这种初衷与结果之间的不相符，是隋炀帝当初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正如谚语所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隋炀帝煞费苦心开凿成功南北大运河，正符合这一情况。

（二）隋炀帝开运河未得好评的原因

隋炀帝本着上述目的开凿南北大运河，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我国历史上对此却多抱贬低或否定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古人认为隋炀帝是个残酷狠毒的暴君。在即位前，他弑父诛兄，阴谋夺取皇位；在即位后，他苛政滥役，鱼肉百姓。为了巡游而开凿运河，在开运河时残虐劳役人员。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一次接一次地强征劳力，动辄就是数十万、上百万，所征劳力多为青壮年农民，原本都是农业生产的主力，也是每户农家的骨干，被强征去开河后，庄稼无人耕种，造成“耕稼失时，田畴多荒”^[110]，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广大农民也因此陷于饥寒交迫之中。而在开河期间，官吏督役严急，以“枷项笞背”的残酷手段，强迫劳力夜以继日地施工，得不到应有的休息，致使在开凿通济渠时，一百余万的劳力有半数因劳累过度而死在开河工地上。据《资治通鉴》记载：“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成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111]。可知当时累死的劳力有四五十万之多，来往运尸体的车子竟多得“相望于道”，其悲惨情景真是骇人听闻。在开凿永济渠时，也有一百余万农民被强迫去施工，男劳力不足，就征妇女去顶替，据史书记载“以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112]。以隋炀帝为首的统治者，完全无视妇女生理条件的限制，强迫她们去从事重体力劳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违反人道原则的不光彩一页。当时繁重而又残酷的开河劳役，已使百姓无法忍受，但又无力抗拒，于是出现了许多为逃避开河劳役而进行自残的惨剧。

以上这些强征劳力、虐待劳力的残暴行为，有如一场无止境的灾难，降临到隋代百姓民众的头上，深深地伤害了人们的感情。我国百姓民众，自古以来就是爱憎分明的，当生命受到了切身的伤害时，当然会憎恨，会唾骂，会否定。而古代一些同情这些受苦受难民众的知识分子，对隋炀帝弒父诛兄的暴君面目，对强征劳力去开河的行为，对开河期间百般虐待、逼死劳力的残暴手段，在他们著书立说时的笔下，自然要加以愤怒的揭露和否定。

二是，古人认为隋炀帝强征民众去开河，是为了供他巡游享乐。通济渠开通后，隋炀帝迫不及待地带着后妃等、乘着龙舟巡游江都。据《资治通鉴》记载：

大业元年八月，上行幸江都。自漕渠出洛口，御龙舟。龙舟四重（层），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层）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层）内侍处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装饰无异。别有浮景九艘，三重（层），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鸟……数千艘，后官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载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享挽船士八万余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余人，谓之殿脚，皆以锦彩为袍。又有平乘、艨艟……数千艘、十二卫兵乘之，并载兵器、帐幕，兵士自引，不给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舆，极水陆珍奇。后宫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113]

从上述记载中，可知当时隋炀帝乘着庞大的龙舟，带着后妃、皇族、百官以及和尚、道士等，一路优哉游哉。而且还强令沿途五百里内州县的官吏、百姓都要进献珍稀名贵的食品，吃不了的随手掷弃，甚至刚拿到手的就“弃埋之”。这次巡游，出动的各类船舶不下数千艘，仅拉纤的就有八万多人，外加数千只侍卫人员坐船的拉纤士兵和骑兵等。其骄奢淫逸之盛，铺张浪费之大，令人发指。隋炀帝多次利用运河进行巡游，其中巡游江都就有三次（大业元年、六年、十二年，即605年、610年、616年），史书没有对每次巡游都作详细记载，但从隋炀帝追求排场、享受，不惜挥霍、浪费的本性来看，其余几次的巡游也当与这次巡游差不多。

由于隋炀帝强征劳力开运河，运河开通后则利用运河到处巡游，在到处巡游时则穷奢极欲，肆意铺张挥霍，这一切的所作所为，在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上产生了深深的反感和怨恨。这种反感和怨恨，千百年来在民间代代相传，形成历史故事。故事中的隋炀帝是一个残忍不仁、巡游无度的暴君典型；而开运河是为了达到其乘着龙舟巡游享乐的目的，自然要加以贬低或否定了。

三是，古人认为隋炀帝强征劳力去开运河，运河开通后又利用运河进一步搜括百姓民众的血汗。隋炀帝在开凿运河的同时，还强征劳力修建洛口、回洛、子罗、含嘉等粮仓，用以储存从运河运来的粮食和物资。当时，江淮、江南一带已是农业发达、商业繁荣的富庶之区。因此在运河开通后，即从江淮、江南地区征调大量的粮食和物资，利用运河的便捷条件，源源不断地运到设置在洛阳附近、黄河沿岸的各个粮仓储存起来。《资治通鉴》说：“大业七年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114]。其中洛口仓（建成于大业二年即606年，设在今河南省巩义市东北洛河东岸）的粮食，就是在此以前陆续从江淮和江南地区，通过邗沟和通济渠运来储存在该粮仓的。当时运河中用于运输粮食、物资的船只之多，史书上常以“舳舻相接”来描述。因此，通济渠、邗沟等运河，后来也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运粮河。唐人李敬方有诗云：“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115]。虽然这首诗所反映的是唐代的情况，但隋代何尝不是如此。据《通典》卷七《食货·丁中》关于“隋朝资储遍天下”的记述下自注云：“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百万石。”其中仅洛口仓一处，储存粮食就多达二千四百万石^[116]。隋亡时，留存在各处粮仓中的粮食和物资多得惊人，“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117]。隋朝这么多的粮食和物资，都是统治者通过运河运输，从各地搜刮、榨取而来的。可恶的是，隋朝这么多的粮食，除了一部分在辽东战争期间消耗外，对于老百姓在荒年遭受缺粮挨饿时，却不肯拿出一些粮食进行赈灾救济，隋文帝是如此，隋炀帝则不仅如此，而且还要向贫苦农民“逆取数年之赋”^[118]。这种遇灾不赈、见死不救，全然不顾百姓死活的狠毒心肠，连也是统治者的唐太宗，禁不住要批评隋朝二帝：“但使仓廪之积足，以备凶年，其余何用哉”^[119]！大业十三年（617年），瓦岗军首领李密攻占了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立即开仓济贫，有百万饥民得到了粮食，李密的威望迅速提高，反隋势力也随之不断壮大。因此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讥讽道：“隋之毒民亟矣……置洛口、回洛诸仓，敛天下之口食，贮无用之地。于是粟穷于比屋，一遇凶年则流亡殍死，而‘盗’以之亟起，虽死而不恤，旋扑旋兴，不亡隋不止。其究也，所敛而积者，只为李密聚众、唐公得民之资，不亦愚乎！”^[120]

隋朝的民众，为开凿运河，荒芜了田园、流尽了血汗、献出了生命，换得的是运河的畅通和朝廷粮仓的充足盈溢，这原本有利于备荒防灾。可是，每逢灾荒之年，大批受灾百姓饥寒交迫，四处流亡，而隋朝的统治者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从不在充盈的粮仓中拿出一米一粟给予救济。这，怎不令人寒心！当然认为开运河是一件有害无益的事了。

从以上所列三方面的事实来看，古人对于隋炀帝开运河的评价，不管是出于改朝换代后，因政治上进行宣传的需要（如《隋书·炀帝纪》），或是从道义上出发，为教育后世统治者的需要（如《资治通鉴》），还是同情隋朝的百姓民众的不幸遭遇，在感情上都有共同的倾向（如民间传说、各种野史、戏剧、小说等），都是给予无情的揭露和彻底的否定。这样的物议和负面评价，应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开运河这件事情上，隋炀帝的所作所为，使原本的好事而走向了反面，大失人心。

（三）对隋炀帝开运河是非功过的评价

但是，今天我们对隋炀帝开运河这一桩历史事件进行评价时，除了应该从同情隋朝百姓民众不幸遭遇的角度看问题外，还需要以历史发展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不要因为存在着上述这些罪过，而一笔抹煞南北大运河开通后，对促进我国历史上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到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持续的，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历史作用。

应该承认，隋炀帝是一个残忍不仁、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不顾百姓死活，而又穷奢极欲、挥金如土的暴君；同时也得实事求是地承认，他是一个有抱负、有魄力、有作为的君主。他即位后，取年号为“大业”，反映了他主观上想成就一番流芳百世的伟大事业。在位期间，他不愿安居深宫禁苑，几乎每年外出巡游，为当时国家的统一和强盛，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也为后世唐朝的空前强大和昌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总的说来：隋炀帝是一个有罪也有功、罪大于功的历史人物。而开通长达五千多里的南北大运河，则是一项有功也有过，功大于过的宏伟建设事业。

在评价隋炀帝开运河时，哪些是过、哪些是功，应该加以分清。大概而言，在开凿过程中，隋炀帝先后强征青壮劳力数百万，致使耕稼失时，田园荒芜，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广大劳动人民因破产而陷于饥寒交迫之中；而纵容那些督役官吏，肆意虐待劳役人员，因工伤和劳累过度而死者，竟达到十分之四五之多，酿成骇人听闻的悲剧惨案，这些方面，就是隋炀帝在开运河过程中所犯下的罪过。但是在运河开通后，尤其在唐、宋两代时，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促进南方地区经济发展和南北物资、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巨大而又持续的作用，现在的京杭大运河，也是在隋朝南北大运河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因此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着南北大运河有利的历史影响。这些方面，就是隋炀帝开运河的功绩。正如前面已提到的唐人皮日休所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121]

有些全盘否定隋炀帝开运河的人说：如果当时不开运河，就不会死亡那么多的百姓民众，隋炀帝也无法利用运河进行巡游，造成如此大的铺张浪费。其实，这只是一种推论而已。残暴不仁、滥用民力和穷奢极欲、挥霍民脂民膏，是隋炀帝的罪恶本性，即使当时不开运河，他的这种罪恶本性也会在其他方面暴露出来，事实正是如此。大业元年三月，隋炀帝在下令开凿通济渠的同时，又下令营建东都洛阳和宫殿、西苑等，历时十个月完成。当时强征的劳力比开凿运河还要多，“每月役丁二百万人”^[122]。大业三年，“帝北巡狩，又兴众百万，北筑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绵亘千余里，死者大半”^[123]。这些事例充分说明隋炀帝的滥用民力和虐待劳役人员，是决不会因不开运河而收敛的。相比之下，开凿运河比修建洛阳宫殿和西苑要有意义得多，因为运河开通后，除了朝廷、官府使用外，广大的民间百姓也可使用。据《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勣传》说：“大业末……宋、郑两郡，地管御河（注：指通济渠）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可知，早在隋朝时，民间已经广泛地利用运河了。隋炀帝在位14年中，远距离的外出巡游共有8次（不包括东征高丽期间的外出），除大业元年（605年）、六年（608年）、七年（611年）、十二年（616年），利用运河巡游江都和蓟城外，其余几次如大业三年（607年）巡游边塞榆林，大业四年（608年）巡游长城，大业五年（609年）巡游河西走廊，大业十一年（615年）巡游边塞雁门关，都是利用陆道乘车往返。说明不开运河也照样外出巡游。而每次走陆道巡游，也是一路铺张，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再退一步说，即使不外出巡游而住在洛阳，隋炀帝也是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这里举一个很生动的实例，可以作证：

大业六年，帝以诸番酋长毕集洛阳，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诸番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借以龙须席。番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注：不收钱），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注：不收钱），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124]。

以上记载，尖锐地揭露了隋炀帝穷奢极欲、挥金如土的本性，他不惜以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在外国人面前摆阔气，大肆铺张浪费。而得到的，却是外国人的无情讥讽。

总之，认为当时不该开运河，就可避免百姓民众付出惨重代价的说法是很偏颇的。何况开运河本身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在没有铁路、高速公路和航空运输的古代，水运是运量大、劳力省、运费低的最好运输方式，为了发展水运事业，促进社会进步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开凿运河是必要的。因此，为了避免伤害劳动人民而放弃开凿运河，无疑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要进行和完成像南北大运河这样大型水利工程，在没有机械化施工条件的古代，只有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别无他法。正如现代经济学家冀朝鼎所说：“要兴建大运河一类的大型土木工程，需要动员大量的劳动力，在缺乏发达的货币经济和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就意味着要有由国家的权威来召集和管理的强迫劳动”^[125]。所以在封建时代搞大型工程，劳动力的来源只能由国家采用强制手段来解决，而且由于在施工过程中没有相应的劳动保护措施，因此出现重伤亡是常有的事。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修建仁寿宫时也出现了“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顿颠仆……死者以万数”^[126]。的情况，好在爱惜民力的隋文帝及时制止督役官吏的残暴行为，使惨剧不再发生。所以关键在于统治者对待百姓民众的态度问题，而不在于该不该开运河的问题。由于隋炀帝不仅本性残暴，好大喜功，而且性子偏急，办事急于求成，不管工程规模有多大，困难程度有多高，他总是将工期定得极短，而投入大量的劳力，动辄就是数十万、百余万，搞人海战术，要求高速度、高标准来完成。如时间不够，就以高压手段，逼着施工者夜以继日地干。例如长达一千三百里的通济渠，投入了一百余万的劳力，而施工时间只有171天。为了赶时间，那些督役者就残暴地施以皮肉痛苦来强迫劳役人员连续不断地劳动，致使累死、病死和被打死的劳役人员多达十分之四五。要是当初将开凿通济渠的工期定为三年的话，投入的劳力就不需要百余万，只要二十万已足够。这样，就可大大地减少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广大农民不致陷入破产的困境；如果工期较长，时间宽裕，劳役人员的伤亡也不会如此惨重。不幸的是，隋炀帝根本不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当劳力被征开河，“耕稼失时、田畴多荒”^[127]而造成农业破产时，从不进行补偿和救济；当劳力在施工中因劳累过度而大量死亡时，完全无动于衷，从不进行抚恤。归根结底一句话，在隋炀帝的心中根本没有人民群众。在他看来，人民群众只是供他驱使、用来创建其“大业”的牛马工具，因此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既然如此，人民群众的心中也就没有隋炀帝。于是，纷纷揭竿而起，推翻了他的统治。

（四）对隋炀帝开运河巡游的再认识

千百年来，在关于隋炀帝开运河的传说中，由于旧时有些野史记载了一些道听途说的内容，特别是一些庸俗的历史市井小说，进行了不负责任的随意编造，以致有不少方面被歪曲而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有必要重新加以评价，进行澄清。这里，仅就其中影响较大的两个问题，分述如下：

问题之一，历来传说隋炀帝“种柳开河为胜游”^[128]。就是说，隋炀帝开运河是为了巡游江都，而巡游江都就是游山玩水，寻欢享乐。其实，隋炀帝开运河，主要是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需要，他的巡游江都，本身就是一种为了达到某些政治目的的行动。至于说，巡游江都是为了游山玩水、寻欢享乐，或如民间所传说的那样是去观赏琼花，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是历史的误会。须知，“巡游”一词的含义在古代并不是四出游览、寻欢享乐的代名词，而是一种深入现场的施政方式，现代叫作“到各地视察”。这种方式古已有之，秦始皇、汉武帝就是经常四处巡游的。在隋炀帝看来，秦始皇、汉武帝的巡游是为了宣扬皇威、威慑四方、巩固政权、维护统一的有效手段，因而决心效尤。他曾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敷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对曰：此其所以不能长世。”^[129]江东诸帝是指以建康（今南京市）为都城的南朝各代皇帝。可见，他很不赞成终日坐在深宫内，听取官员们奏禀的治国行政方式，而是应该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经常巡游四方，走出宫门，广泛接触外面的人和事。为此，他即位伊始，就在东部和南方开凿运河，在西部和北方修筑驰道，以便乘船、坐车巡游四方。事实确是如此，在隋炀帝执政的14年中，几乎每年都要出巡，在洛阳宫中居住的时间，累计加起来不过三四年。隋炀帝每次外出巡游，重要官员都得随行，主要是便于在路途中办公、及时处理和解决问题。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乘龙舟沿着永济渠巡游蓟城前，下令重要机构随船办公。据《资治通鉴》记载：“敇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司之官于船前选补，其受选者三千人，或徒步随船三千余里，不得处分”^[130]。据此，足以说明隋炀帝的巡游，并非游山玩水和寻欢享乐。经笔者考查，隋炀帝所去巡游之处，都是存在问题多、政治上有隐患、朝廷不放心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隋炀帝在位14年中，共有8次远途巡游，除了3次巡游江都，1次巡游蓟城外，其余4次巡游都属于自然条件很差、环境十分艰苦的西北边境地区。如“大业三年，车驾北巡”^[131]。在这次巡游中到达的地方是雁门（今山西代县）、马邑（今山西朔州）和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南）。又如“大业四年，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132]。五原，在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隋炀帝巡视的长城是在大业三年（607年）新修筑的，西起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境内，东至今山西北部的苍头河，长约二百多里。据《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大业三年（607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133]。筑长城是为了巩固国防，防御突厥骑兵南侵，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二百多里的长城，只用十来天就完成，以致死了五六十万的被征民众，这完全是隋炀帝不顾百姓的死活、急于求成的结果，实在是又一次骇人听闻的惨案。隋炀帝在巡视新筑成的长城后，对于死了这么多的民众根本无动于衷，而却兴致勃勃地作诗云：“萧萧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134]因此唐太宗曾批评说：“隋炀帝筑长城以避胡……卒何所益？”^[135]“大业五年，车驾至西京，出临津关（注：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渡黄河，至西平（注：今青海乐都区）”^[136]。这次去西北边境地区巡游，击败吐谷浑，收复河西走廊大片国土，并重新打通丝绸之路，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再如，“大业十一年，帝巡北塞，车驾入雁门……突厥围雁门。”^[137]这一次巡游北方边塞，被突厥兵围困于雁门，隋炀帝差一点丧命。从上述几次巡游的目的地来看，都在西北边境地区。这是因为居住在当时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很不安分守己，因此需要以强大的阵容、烜赫的威势为后盾，前往安抚，以确保边境地区的安宁。早在大业三年（607年）第一次出巡北方边境地区时，隋炀帝就诏告天下：“安辑河北，巡省赵、魏。”所以上述几次巡游，无疑是属于政治行动的范畴。如果像通常传说那样，隋炀帝巡游是游山玩水，寻欢享乐的话，那么，交通闭塞、漫天风沙、满目荒凉的西北边境地区，有什么景色好玩赏？有什么乐趣可享受？而且是一次接着一次去边境地区，能说得通吗？显然，这是对历史的歪曲。

再说隋炀帝巡游江都的问题。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六年（610年）、十二年（616年）先后三次巡游江都，第一次和第二次去江都，也是为了政治方面的目的。具体说，就是为了争取江南人士真心拥护朝廷，维护国家的统一。我们知道，自从隋文帝灭陈后，陈国在江南地区的残余势力一直很猖獗，曾多次发生武装叛乱，虽然都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人心浮动，局势不稳。开皇十年至二十年（590～600年），晋王杨广曾任扬州总管，坐镇江都达十年之久，对于江南的人、事和形势了如指掌。因此，他对江南地区需要采取怀柔、笼络的政策；并利用自己信奉佛教、爱好文学的特点，与江南的佛教界和文学界人士广交朋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开皇二十年（600年），晋王杨广被册立为皇太子，奉召离江都回京。这种已经开始奏效的笼络政策，虽然暂时中止，但杨广始终牢记在心，准备日后继续下去。隋炀帝即位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营建东都洛阳和开凿通向江都的运河。大业元年（605年）八月，运河开通，隋炀帝迫不及待地乘着龙舟，带着大批随行从员（包括众多的和尚、道士和文人学士）巡游江都。因为这是他登基后第一次巡游江都，既是旧地重游，又有许多政治任务要完成，因此在江都逗留的时间约有半年之久。在此期间，隋炀帝频繁地接触江淮及江南地区的各界人士，广泛地采取安抚、笼络措施，用以争取人心，使之拥护和支持中央朝廷。那么，当时隋炀帝采取哪些安抚、笼络措施呢？根据史书记载并参考袁刚先生的研究成果^[138]，大致可以列出如下几项。

一是，施恩于江淮地区。前面说过，隋炀帝为晋王时，曾坐镇江都长达十年，对江淮地区十分了解并有深厚的感情，曾作诗云：“我梦江都好”。因此他这次巡游，一到江都就宣布赐给当地父老百姓一份大礼，即实行大赦和免除役赋。据《隋书》卷三《炀帝纪上》记载：“大业元月冬十月，赦江淮已（以）南。扬州给复五年，旧总管内给复三年”。所谓给复，就是免除田赋和劳役。此举大大地赢得人心。

二是，与亡国后的江南陈朝皇室亲属，通婚联姻。隋朝以武力攻灭偏安于江南的陈朝后，陈朝残余势力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始终没有平息过。对此，隋炀帝不同于其父隋文帝一味采取武力镇压的做法，而是改变方式，积极拉拢陈朝贵族，甚至与之通婚联姻，对陈氏子弟量才授予各种官职，此举效果显著。据《陈书》卷二十八《鄱阳王伯山传》记载：“大业二年，隋炀帝以（陈）后主第六女女媚为贵人，绝爱幸。因召陈氏子弟尽还京师，随才叙用。由是并为守、宰，遍于天下。”

三是，善待和拉拢江南佛教势力。当时江南地区佛教盛行，寺庙、僧侣遍布各地城乡，民间信佛教的人也很多，社会影响力极大。因此，团结江南佛教界、争取僧侣们的支持，是隋炀帝实施安抚、笼络政策的重要方面。早在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年），中国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曾应邀至江都为晋王杨广受戒和教授佛经。晋王则赐号智为智者大师，并资助在今浙江天台山建造寺庙，初名天台寺^[139]。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第一次巡游江都时，又赐额将天台寺改名为国清寺，从此国清寺成为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是年九月，隋炀帝在到达江都不久，就在百忙中安排好时间，邀请江南地区的僧侣代表至江都相见。据成书于隋朝的《国清百录》^[140]卷三《僧使对问答第八十六》条记载：大业元年（605年）九月六日，隋炀帝在江都行宫接见天台宗智璪禅师等江南僧侣代表，邳国公苏威宣敕云：“天气渐冷，师等各堪行道，弟子巡抚旧住，师等故能来相见……师等好去。”十一月二十日，智璪禅师再次应邀至江都觐见隋炀帝。通事舍人李大方引导僧使们入殿。帝口敕云：“师，上座坐”，坐讫。黄门侍郎张衡宣敕云：“师等是先师（按：指智者大师）之寺僧，众和合不？相争是非不？”智璪禅师欲起立回答，隋炀帝云：“师坐勿起。”智璪遂对云：“门人一众，扫洒先师之寺，上下和合如水乳，尽此一生，奉国行道，不敢有争是非。”帝云：“好”。以上是隋炀帝接见江南僧使时的现场对话实录。贵为天子的隋炀帝，当时对江南僧侣代表尊重有加，口口声声尊称僧侣代表为“师”，并请僧侣代表坐于上座，而自己则处处谦称为“弟子”，其态度是何等的谦恭与亲切！这使来自江南的僧侣代表们莫不感动得热泪盈眶、心悦诚服。这些僧侣代表回到江南各地以后，必然会主动地、积极地广为宣传隋炀帝的恩惠，从而使江南佛教界对朝廷产生巨大的向心作用。

总之，隋炀帝利用巡游江都的机会，对当时局势尚不安定的江淮和江南地区，从各个方面实行安抚、笼络政策，争取人心，使之衷心拥护中央朝廷，以达到维护全国统一与社会安定的目的，可谓用心良苦。

隋炀帝第二次巡游江都，是在大业六年（610年）三月至大业七年（611年）二月，约一年时间。这一年，江都宫已经建成并启用，隋炀帝的起居、听政有了合适场所，因此隋炀帝下令：“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141]，使江都升格与洛阳、长安同等的地位，这就意味着江都已成为陪都。在这一年期间，有三件大事值得一提：一是，下诏开凿江南运河。“勅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142]。开河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程，在下令开凿之前，需要进行规划设计，而规划设计又是建立在对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虽然这些工作不需要隋炀帝亲自去做，但他要进行决策，就得全面了解这项工作。二是，平定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江南地区经过隋炀帝多年的笼络人心工作后，广大汉族基本上都已拥护中央朝廷。但是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的南方边境地区，并不安宁。“其年，岭南、闽越多不附帝”^[143]。特别是朱崖（今海南岛）地区，公然发生武力叛乱。据《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大业六年，朱崖人王万昌举兵作乱，遣陇西太守韩洪讨平之。”对付少数民族的动乱，单靠镇压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也需要施行怀柔、安抚政策才能见效。后来任命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当官、并有显著政绩的侯莫陈颖为南海太守，前往朱崖视事，动乱才得以平息。三是，朝野尽忙于商讨、制定教训高丽之策。隋炀帝在江都宫听政期间，邻近各国都派遣使臣前来祝贺、朝贡，唯独不见高丽使臣，隋炀帝对此十分介意。因为三年前，隋炀帝巡游北方边境地区，在突厥族启民可汗的帐篷中遇见高丽的使者，隋炀帝告诫该使者说：要高丽王速亲自来朝。可是三年过去了，不仅高丽王自己不来，连使者也不派遣一个，实际上似乎已经与隋朝断交。这件令隋炀帝感到十分气愤的事情，使他马上联想起开皇末“朝野皆以辽东为意”^[144]的往事，新怨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于是决定要教训一下高丽的无礼，既然要教训高丽，就要详细研究教训的方式、方法和时间。隋炀帝对此事特别重视，处处亲自挂帅，忙于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因此当第二年（大业七年，611年）二月永济渠开通后，他就丢下一切，离开江都北上，直驶蓟城，对征伐高丽进行全面部署。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隋炀帝第二次巡游江都约一年期间，也是始终在操劳着国家的军、政大事。

隋炀帝第三次巡游江都，起自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至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被杀止，时间约一年八个月。当时农民起义在全国已经风起云涌，而中原地区的局势最为混乱。隋炀帝不听谏阻，执意要在这个时候去巡游江都，名为巡游，实为避难。他自知这一去可能回不了洛阳，因此与留在洛阳的宫人惜别时，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赠诗道：

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145]

在龙舟驶向江都的途中，各地告急的情报不时传至龙舟上，隋炀帝根本不愿再听这些消息，因为他已经回天无力，听了徒增忧伤。隋炀帝自即位以来，无视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利，连年强征劳役、兵役，逼得民众无法活下去，因此纷纷铤而走险，揭竿起义。平时处处效尤汉武帝作风的隋炀帝，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却不效法汉武帝当年幡然悔悟、下罪己诏向天下民众谢罪的做法，而是避居江都，调兵遣将疯狂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隋炀帝这一次在江都逗留期间，可谓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其所作所为，与前二次巡游江都时一心操劳国事而大不相同。一方面，他并不甘心就这样断送江山，要作最后的挣扎，因此忙碌地调兵遣将，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当时起义军中势力最大的是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瓦岗军占据着洛阳周围的许多城市以及洛口仓、黎阳仓等大型国家粮仓，兵锋直指东都洛阳。隋炀帝深感这是心腹之患，急调各路兵马前往围剿，但都非李密的对手，不是被歼灭，就是被迫投降，其中包括勇敢善战的名将张须陁亦被斩杀。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隋炀帝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劲卒五万来讨密”^[146]。王世充原是江都郡丞，是隋炀帝这次到江都后的新宠，他狡悍而善于用兵，被派遣北上与李密对阵，结果是“与密相拒百余日”^[147]，双方都有重大伤亡，并不能挽救危局。另一方面，隋炀帝自这次到江都后，眼看着农民起义的战火日益扩大，而且火势越扑越旺，对大局已经失去信心，并且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将临。他照着铜镜对萧皇后说：“好头颅，谁当砍之”^[148]。因此，意志日渐消沉，生活也日益腐化。对此，《资治通鉴》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述：

隋炀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宫中为百余房，各盛供张，实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酒馔。帝与萧后及幸姬，历就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亦常醉。然帝见天下危乱，意亦扰扰不自安。退朝则幅巾短衣，策杖步游，遍历台馆，非夜不止。^[149]

与后、妃、众姬等在一起饮酒作乐，这算不上什么。还有更加荒淫的事。据《隋书》卷八十五《王世充传》记载：

大业十二年，迁江都通守……充又知帝好内，乃言江淮良家有美女，并愿备后庭，无由自进，帝逾喜。因密令阅视诸女，姿质端丽合相者，取正库及应入京物以娉纳之，所用不可胜计，帐上云敕别用，不显其实。

综上所述，隋炀帝三次巡游江都，主要精力都花在操劳国家大事上，当然，作为一位封建时代的皇帝，三宫六院、嫔妃成群、笙歌酒色总是免不了的，尤其是隋炀帝最后一次在江都，眼看大势已去，意志已经消沉，酒色淫欲之事益甚，也是事实。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隋炀帝开运河、三次巡游江都的目的，绝不是历来所传的“种柳开河为胜游”，为了到江都去游山玩水、寻欢享乐；而是出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需要。正如唐人许棠《汴河十二韵》诗云：“昔年开汴水，无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150]诗中的“通楚塞”是指通向江南地区，当时隋炀帝开汴河，确实是为了开辟通向江南地区的水上捷径，以达到政治、经济方面的目的。隋炀帝是一个有抱负、有魄力，也有作为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个为了要建立丰功伟绩而不顾民众的死活，肆意滥用民力、残民以逞，并且铺张浪费、挥霍民脂民膏的暴君；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只知声色淫乐、而置国事于不顾的昏君。因此，并非如李商隐《隋宫》诗云：“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将隋炀帝与终日坐在深宫、醉生梦死、不顾国事的陈后主相提并论，是很不恰当的。

问题之二，历来传说隋炀帝因开运河和巡游江都而亡国。许多唐诗也反映了这种观点，如白居易《隋堤柳》诗云：

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笙何日休。龙舟才过彭城阁，义旗已入长安宫……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杜牧的诗涉及这方面内容的更多，《隋宫春》就是其中之一：

龙舟东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满故宫。亡国亡家为颜色，露桃犹自恨春风。

连盛赞隋炀帝开运河有历史功绩的皮日休《汴河怀古》诗，也以惋惜的口气批评说：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这些唐诗都将隋炀帝开运河和巡游江都，同隋朝亡国直接联系在一起，看来这不仅仅是唐代诗人们的观点，从“尽道隋亡为此河”一句可知，似乎唐朝时社会上就流传着这样的一种共识。其实，这是一种误会，至少是不全面的看法。隋朝祚短速亡的原因，是隋炀帝好大喜功、残民以逞，无止境地强征劳役、兵役，致使耕稼失时、田园荒芜，民众无法活下去，因此纷纷铤而走险，揭竿起义，最终推翻了他的江山。正如《隋书·炀帝纪下·史臣曰》所说：“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骄怒之兵累动，土木之功不息……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而开运河，不过是诸多土木工程中的一项，诸多劳役中的一种，所以不能说开运河是导致隋朝亡国的原因。这可从以下两方面加以分析说明。

第一，从劳役人数来说，开运河并不是强征劳力最多的一项。隋炀帝即位伊始就大兴土木，先后有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修筑驰道、挖掘长堑、建造长城以及广筑离宫、修建粮仓等工程。其中营建东都，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大业元年》记载，大业元年（605年）三月丁未开始，至翌年正月辛酉建成，历时十个月，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共计强征劳力二千万人。开凿运河四条，开通济渠时征劳力一百余万（算它为一百五十万）；开邗沟时征劳力十余万（算它为十五万）；开永济渠时征劳力一百余万（算它为一百五十万）；开江南河时多少劳力未见记载，按其长度比通济渠短百分之四十五，故其投入的劳力约为一百万人；共计强征劳力四百十五万人。大业三年（607年），修筑从河北穿越太行山至并州（今山西）的驰道，投入劳力估计不下一百万人。开挖长堑投入劳力估计约五十万。先后两次修建长城，大业三年（607年）“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151]；大业四年（608年）“又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152]，两次共计强征劳力约一百五十万人。加上其他工程如修建汾阳宫、离宫四十余所、大型粮仓三座等。有学者统计，隋炀帝自大业元年至八年（605～612年），为完成诸多工程项目，共强征劳力多达三千万人^[153]。据此可知，用于开挖运河的劳役人数仅占总役人数的七分之一，其比例并不大，就其单项比较而言，也大大少于营建东都的劳役人数。因此，将隋朝迅速亡国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开挖运河一事，是很不恰当的。

第二，从时间上来说，开挖运河集中在大业元年至大业七年（605～611年）期间。在开挖的4条运河中，通济渠和邗沟开挖于大业元年（605年），当时隋文帝去世和隋炀帝即位不久，隋朝正处于如日中天。永济渠开挖于大业四年（608年），江南河开挖于大业六年（610年）。在开挖运河期间，虽然广大民众对强征劳役去开河表示极大的不满，也发生自残手、足以逃避劳役，或集体逃役入山林为盗等情况，但聚众起义、公开以武力对抗朝廷的现象则并未发生过。农民起义最早发生在大业七年（611年）十月，当时隋炀帝准备征讨高丽，为此而强征兵役到辽东前线作战，并强征人数多达二百余万^[154]的劳役人员，从事后勤给养的运输和赶造船舶等工作，逼得广大民众无路可走，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首先起义的是山东人王薄，他在长白山（在今山东省章丘市东北）聚众起义，并编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作宣传，这首歌的内容直截了当地号召广大农民不要为隋炀帝去辽东战场送死。后来，随着征伐高丽战争的进行和一次接一次的失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已经到了不可收拾之势，最终推翻了隋炀帝的政权。

由此可知，隋朝亡国的主要原因是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反战，反对强征兵役去遥远的辽东送死。当然，在此以前隋炀帝为大兴土木而陆续强征三千万民众从事劳役，已经使广大民众疲惫不堪，无法承受，这也是爆发农民起义的诸多因素之一，但是这三千万的劳役者，并没有直接引发农民起义。因此，作为劳役中所占比例并不特别大的开挖运河之事，并非导致隋朝亡国的主要原因。

【注释】

[1]《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2]《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3]《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

[4]《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5]《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6]关中平原位于秦岭以北、北山以南，东起潼关，西至宝鸡，东西长约300千米，南北宽度不一，东部最宽处达100千米，长安附近宽约70千米，越向西走，宽度越小，宝鸡一带则狭成峡谷，整个平原呈东宽西窄的楔形状，其总面积约为35000平方千米。渭河横穿其间，它的支流：洛、沮、泾、杜、汧、灞、浐、潏、丰、涝、斜谷诸水，流经沿途两侧。

[7]《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8]《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9]《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10]《隋书》卷七十八《庾季才传》。

[11]《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12]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时期》及史念海先生《中国的运河》第151页插图绘制。

[13]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时期》第21～22页地图，加入有关内容而绘成。

[14]据《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记载：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谢灵运奉命赴彭城前线慰劳刘裕，作《撰征赋》云：“……发津潭而回迈，逗白马以憩龄。贯射阳而望邗沟，济通淮而薄角城。”其中津潭即津湖，白马即白马湖。意思是说，由于邗沟西道北段淤浅，无法行舟，不得不在白马湖逗留，并折回津湖改走邗沟东道，经射阳湖而到达位于泗水入淮处的角城县。

[15]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河南道六·兖州·曲阜县》条。

[16]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时期》第21～22页地图，加入有关内容而绘成。

[17]参考《中国水利史稿》（中册）第7页插图绘制。

[18]隋文帝开皇十年发布的改革兵制诏书，载《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19]《陈书》卷五《宣帝纪》。

[20]《陈书》卷五《宣帝纪》。

[21]《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陈纪十》。

[22]《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23]《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和《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隋纪一·开皇十年》。

[24]《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隋纪一·开皇十年》。

[25]《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隋纪一·开皇十年》。

[26]《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隋纪二·开皇十七年》。

[27]《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隋纪三·开皇二十年、仁寿元年》。

[28]《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隋纪三·开皇二十年、仁寿元年》。

[29]《禹贡》将全国分为九个州，并列出各州的土壤等级。关中地区属雍州，其“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就是说，关中地区的农田土壤是全国最好的。

[30]《后汉书》卷五十八《冯衍传上》。

[31]《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下》。

[32]《后汉书》卷一百〇二《董卓传》。

[33]《后汉书》卷一百〇二《董卓传》。

[34]《后汉书》卷七十九《仲长统传》。

[35]曹操《蒿里行》诗。载《曹操集》，中华书局，1959年。

[36]《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37]《魏书》卷一百十《食货志》。

[38]《晋书》卷一百〇九《慕客铣载记》。

[39]《晋书》卷一百〇七《石季龙载记附冉闵载记》。

[40]《晋书》卷一百十三《苻坚载记上》。

[41]《晋书》卷一百十三《苻坚载记上》。

[42]《晋书》卷一百十三《苻坚载记上》。

[43]《晋书》卷一百十三《苻坚载记上》。

[44]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开善寺》。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

[45]《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上》。

[46]自200年孙权执政起，至280年孙皓降晋止，共八十年。未计入孙策执政时间。

[47]《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48]《宋书》卷五十四《史臣曰》。

[49]三吴为地区名，但所指历来说法不一。《水经注》以吴郡、吴兴、会稽三郡为三吴，大致相当于今太湖以东、以南至杭州湾以南一带。而《通典》《元和郡县图志》等，以吴郡、吴兴、丹阳三郡为三吴，大致相当于今太湖流域和秦淮河流域一带。《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则以吴郡、吴兴、义兴三郡为三吴，大致相当于今环太湖流域一带。《历代地理指掌图》以苏州、常州、湖州为三吴，大致相当于今太湖以东以北和以南一带。本书综合以上诸说认为，所谓三吴地区，当是指今长江三角洲地区。(www.xing528.com)

[50]《南史》卷二十五《到彦之传》附其曾孙《到溉传》。

[51]《晋书》卷六十八《贺循传》。

[52]《江苏航运史》上册，第34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

[53]《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梁纪·武帝大清三年》胡三省注引《金陵记》。

[54]《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

[55]《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

[56]《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57]《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58]《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贞观二年春正月》。

[59]《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60]《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61]《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62]《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63]《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64]《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65]《太平寰宇记》卷一《河南道·开封府·开封县》条下。

[66]《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大业元年》。

[67]日本青山定男《唐宋汴河考》，译文见《水利月刊》第七卷第四期，1934年。

[68]邹逸麟《隋唐汴河考》，载《光明日报》1962年7月4日。

[69]岑仲勉《隋唐史》上册。该书在谈到隋朝的通济渠时说：“从前根据光绪二十九年修《永城县志》，认定通济渠系在商丘附近将汴水接入涣水（今称浍河，亦称隋堤沟）。”

[70]《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七。白居易《隋堤柳》诗。

[71]《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大业元年》。

[72]《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73]《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三。

[74]《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七，白居易《隋堤柳》诗。

[75]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

[76]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与漕运》第33页，三秦出版社，1978年。

[77]《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78]《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大业元年》。

[79]《全唐诗》卷八百九十白居易《长相思》词的上半阕。

[80]转引自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与漕运》第34页，三秦出版社，1978年。

[81]见《全唐诗》卷七十九。

[82]见《全唐诗》卷五十一。

[83]见《全唐诗》卷六十一。

[84]见《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一。

[85]见《全唐诗》卷四百四十六。

[86]见《全唐诗》卷四百八十。

[87]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0册第18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88]该文载于《运河访古》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89]参见《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

[90]《全唐诗》卷八百九十。

[91]韩偓《开河记》，收录在《古今逸史精编》一书内，重庆出版社，2000年12月。

[92]《全唐诗》卷四百五十，白居易《想东游五十韵》。

[93]参看本书第三章第三节第四部分“百尺渎运河”。

[94]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二节的第二、第三部分。

[95]清·乾隆十三年《苏州府志》卷二十“津梁·宝带桥”下，注引明·陈循记略。

[96]清·乾隆《吴江县志》。

[97]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二。

[98]转引自陆游《入蜀记》，载台湾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0册，第880页。

[99]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九“武涉县”下“沁水”条和“莲花池”条。

[100]张崑河《隋运河考》，载《禹贡》半月刊第七卷一、二、三期合刊，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出版。

[101]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卷一百六十二《两河总说》。

[102]《旧唐书》卷九十四《崔融传》。

[103]唐·杜佑《通典》卷十《食货·漕运》。

[104]《通典》卷一百七十七《州郡·河阴》条下。

[105]唐·皮日休《皮子文薮》卷四《汴河铭》。

[106]《韩昌黎集》卷十九《送陆歙州诗序》《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五。

[107]唐·皮日休《皮子文薮》卷四《汴河铭》。

[108]宋·卢襄《西征记》，载《说郛》卷二十四。

[109]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十二《形势》，载《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87册，齐鲁书社出版。

[110]《资治通鉴》卷一百八+二《隋纪五·大业七年》。

[111]《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大业元年》。

[112]《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113]《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大业元年》。

[114]《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五·大业七年》。

[115]李敬方《汴河直进船》诗，载《全唐诗》卷五百〇八。

[116]《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大业二年》记载：“冬十月，置洛口仓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据此可知，全仓储粮二千四百万石。

[117]《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贞观二年》。

[118]《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119]《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贞观二年》。

[120]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九《隋炀帝七》。

[121]唐·皮日休《皮子文薮》卷四《汴河铭》。

[122]《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大业元年》。

[123]《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124]《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五·大业六年》。

[125]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七章第三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126]《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隋纪二。开皇十三年》。

[127]《资治通鉴》卷一百八+一《隋纪五·大业七年》。

[128]唐·秦韬玉《隋堤》诗中的一句。该诗见《全唐诗》卷六百七十。

[129]《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五·大业五年》。

[130]《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五·大业七年》。

[131]《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大业三年》。

[132]《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五·大业四年》。

[133]《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134]《乐府诗集》卷三十八《相和歌辞》十三《饮马长城窟行》。

[135]《贞观政要》卷六《慎言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36]《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五·大业五年》。

[137]《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隋纪六·大业十一年》。

[138]袁刚《隋炀帝传》第324、329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

[139]见丁天魁主编《国清寺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140]《国清百录》一书，系隋朝·国清寺灌顶大师编纂。本书所据为民国十八年扬州众香庵刊印的四卷线装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有此书。

[141]《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142]《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五·大业六年》。

[143]《隋书》卷五十五《侯莫陈颖传》。

[144]《隋书》卷七十五《刘炫传》。

[145]唐·颜师古《大业拾遗记》，载《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146]《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147]《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148]《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唐纪一·武德元年》。

[149]《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唐纪一·武德元年》。

[150]这是唐·许棠《汴河十二韵》诗的首四句，载《全唐诗》卷六〇四。

[151]《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152]《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153]参见胡如雷《关于隋末农民起义的若干问题》，载《文史》第十一辑。

[154]据《资治通鉴》卷一八十一《隋纪五·大业八年正月》记载：第一次远征高丽的隋军“凡一百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餽运者倍之。”可知当时被征从事后勤给养运输的劳役者有二百余万之众。加上服兵役者，共计四百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