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开凿通济渠的目的,是将当时的政治中心洛阳与当时经济发展最快、最富庶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连接起来,但是通济渠只通到淮河为止,因此还需要开凿连接淮河与长江的邗沟运河。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大业元年》记载:
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
由于同年八月,隋炀帝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乘龙舟自洛阳南巡江都,说明开凿邗沟不仅与开凿通济渠同时进行,而且很可能是比通济渠更早完成。加上这两条运河的航道标准和沿途设施完全一致,因此后世不少学者将邗沟看成是通济渠的延长部分。
本章第一节第二部分已说过,隋文帝时,为了南下伐陈的需要,曾在江淮之间开凿过山阳渎,该渎实为疏浚、连缀当地的运盐河而成,位于历史上邗沟的东、西两道之间。当时为了保密,不让江南的陈朝知道在开凿通长江的运河,工程力求快速完成,所以山阳渎的路线规划和施工质量都很草率,根本达不到后来南北大运河的规划设计标准。所以隋炀帝及其决策者没有利用现成的山阳渎,而是宁可利用已经淤浅的邗沟西道。邗沟西道是东汉末年广陵太守陈登鉴于春秋时代开凿的邗沟,向东绕道射阳湖,路线弯曲,而在它的西面另行开辟的一条新道。后来又经过后世的不断治理而成为南北水运交通要道的。路线径直、路程较短是其最大优点;水位较高、水源不足,干旱和缺水时期不能通航是其最大缺点。隋炀帝时,对邗沟西道的改造工程内容包括:对原有水道进行拓宽、挖深和疏浚,使河宽达到四十步(约合62米),河深达到可以畅通庞大的龙舟;在沿渠道两旁辟筑御道和植树,使沿途地方官员随时随地能在河边接驾迎送,并便于纤夫们一路牵引龙舟;为了解决水源不足,沿途还要连接当地的自然湖泊,用以调节水量;特别是对邗沟南端的长江引水口,进行改建整治。因为自东晋以来,长江中的沙洲快速淤涨,与长江北岸逐渐接近,江岸也随之南移,隋炀帝时长江北岸已南移到扬子津一带,因此邗沟在长江的引水口也不得不从原来的欧阳埭,移向扬州以南的扬子津(即扬子桥),这就是邗沟要通至“扬子入江”的缘由。(www.xing528.com)
关于隋炀帝开凿邗沟,已详述于本章第一节之二,山阳渎小节中,本不拟在此重复赘叙,但历来学者对隋朝文、炀两帝重开邗沟的看法,过于错综纷纭,令人眼花缭乱。为使读者在解读这些不同看法时,便于辨别其中的是非异同,有必要在此作进一步的梳理。即:一种以清代刘文淇《扬州水道记》的说法为代表,认为:隋文帝开凿的山阳渎,基本上就是邗沟东道,而隋炀帝进行改造的,就是这条山阳渎。另一种以民国时期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的说法为代表,认为:隋炀帝所开邗沟,是以东汉末建安时期由陈登所改之西道为基础,而与隋文帝所开山阳渎有别。还有一种以现代学者史念海《中国的运河》的说法为代表,认为:“山阳渎由今江苏淮安县东,向南直达长江,大体循邗沟的故道……开皇时,文帝所经营的仅是由淮河进入邗沟的水口,并非邗沟的全体……所以炀帝又整理邗沟故道。”就是说,文、炀二帝都是改造邗沟西道。文帝只改造其入淮口,其他未动;炀帝则对整条水道进行改造。就以上三种说法来看,笔者认为,隋炀帝时对邗沟西道进行改造的说法比较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早在明末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已明确指出:“隋大业中开邗沟,为后世运道直径之始。”所谓后世运道,就是指后世京杭大运河中的里运河(即邗沟西道)。
邗沟西道经过隋炀帝时的大规模改造后,可以航行庞大的龙舟和载重的漕船。这样,自洛阳经通济渠至泗州,循淮河而下至山阳,再经邗沟至扬州,入长江后至江南,形成一条水运大动脉。从此,邗沟作为南北大运河中的重要一环,不仅起到了沟通中原地区与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纽带作用,而且为后世的京杭大运河中里运河一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所说:“大业元年,发民浚治,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唐宋以来,运道皆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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