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河，中国运河三千年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东汉以来，汴渠一向是沟通黄河与淮河，从中原通向江淮和江南地区的交通要道。但因“汴水迂曲，回复稍难”^[65]，加上它不直接通淮，中间要经泗水，而泗水在今徐州附近存在百步洪、吕梁洪两处大险阻，所以隋炀帝及其决策者在规划、设计南北大运河时，没有将它列为大运河的组成部分，另开直道以代替，这条直道就是通济渠。通济渠在唐时改名广济渠，但唐宋时代的文献则俗称通济渠为汴渠或汴河，这就容易与原来的汴渠相混淆。为此，本书自本章起，称原来的汴渠为东汉汴渠或古汴渠，以示区别。

（一）通济渠的行经路线

通济渠是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一条运河，是南北大运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凿于隋炀帝即位后的第二年。据《隋书》卷三《炀帝纪上》记载：

大业元年三月……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通济渠分为西、东两段，两段之间利用了一段黄河河道。西段起自洛阳的西苑，引谷、洛两水至黄河。西苑是东都皇宫的御花园，位于洛阳西郊，面积很大，相传“周二百里，其内有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堂、殿、楼、观、穷极华丽”^[66]。谷水、洛水都是发源于洛阳以西山区，流经洛阳的自然河流。其中谷水是洛水的支流，在洛阳以东的偃师县境内与洛水会合。洛水则继续东流至洛口（今河南省巩义市东北）注入黄河。通济渠就是从西苑开始，引用流经洛阳城北的谷水和流经城南的洛水，然后沿着阳渠故道和洛水下游通向黄河洛口。不难看出，通济渠西段基本上是利用了东汉时代张纯修建的阳渠运河，因此乾隆年间刊印的《洛阳县志》明确指出：“南有通济渠，故阳渠也。”

通济渠东段是从板渚引黄河水，向东流经开封，再折向东南流直达淮河。其中又可细分为：板渚至开封与开封至淮河两段。板渚位于汜水县（即今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东北的黄河南岸，东距古汴渠入黄河处（即石门汴口）十多里。板渚至开封一段，基本上利用了东汉汴渠的首段。但是两者也有不同之处：一是在黄河引水口并非同一处；二是古汴渠在广武山北麓通过，而通济渠在广武山南麓通过，至开封以西两者才合流一起。东段中开封至淮河一段，说是新开的河道，实际上也是利用当地原有河道进行疏浚、改造而成。其中开封至商丘一段究竟是利用了哪条河道，历来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是利用了古汴渠，如《读史方舆纪要》《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和现代的学者岑仲勉的《隋唐史》等都持这一意见；有的认为是利用了睢水，如日本学者青山定男《唐宋汴河考》^[67]；还有的认为是利用了当时不知名的河道即今惠济河，如当代学者邹逸麟《隋唐汴河考》^[68]。邹先生认为开封至宁陵一段通济渠利用了今惠济河，而宁陵至商丘一段通济渠利用了睢水。至于商丘以下直到入淮这一段通济渠，意见比较一致。现代学者中除了岑仲勉先生认为是利用了涣水河道^[69]外，多数人认为是利用了蕲水河道。蕲水是在商丘以东从睢水分流出来，流向东南入于淮河的一河道。据《水经注·淮水》记载：“蕲水首受睢水于谷熟城（注：在今商丘市东南四十里）东北，东迳建城县故城（注：今河南省永城市东南）北，又东南迳蕲县（注：今安徽省宿州市南），又东迳夏丘县故城（注：今安徽省泗县）北，又东流入徐县（注：今江苏省泗洪县南），又东经大徐县故城（注：今江苏泗州）南，又东注于淮。”其入淮处在隋唐时盱眙县淮河的对岸（今淹没在洪泽湖中）。据此可以确定，隋朝时通济渠东段的行经路线是：自开封与古汴渠分道后，流向东南经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的陈留镇、杞县、睢县、宁陵县、商丘市、永城市、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泗县、江苏省泗洪县至盱眙县以北注入淮河。

通济渠全长一千三百余里，^[70]宽四十步，^[71]“河畔筑御道，树以柳”^[72]。就是说，河渠两岸筑有大道，道旁植有以柳树为主的行道树。所谓御道，当是供皇帝出巡时，随行的卫队、军队通行车马和纤夫牵引舟船的道路。由于通济渠全线完全顺着当地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的地形走势，因此渠道的水流十分顺畅，每当顺水行舟时，不需人工拉纤而非常快捷，但当逆水行舟时，则需要人工拉纤而船速缓慢，因此在河边修筑道路是必不可少的。当然，通济渠通行龙舟的时间少，主要是忙于通行漕船。由江淮和江南地区运载粮食、物资的漕船驶向东都洛阳时，正是逆水行舟，这些重载的漕船就得依靠着人工拉纤才能前进。

通济渠两岸是否筑有河堤？文献上没有记载。从工程方面来说，开河时利用挖出的泥土在沿途两岸筑堤，乃是一举两得的事，应该说是有河堤的。许多以通济渠为题材的唐诗，都提到“隋堤”。如李益《汴河曲》云：“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扬花愁杀人”^[73]。又如白居易《隋堤柳》诗云：“大业年间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接淮，绿影一千三百里”^[74]。直到现在，皖北一带的当地民众，还称早已成为历史遗迹的通济渠河床为隋堤。由于通济渠泥沙淤积严重，北宋时“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75]，成为悬河，筑有高高的河堤。如今贯通于商丘、永城、宿州、灵璧、泗县的公路，实际是铺设在湮废的通济渠河床上，因此时至今日，还可看到公路旁残存的河堤，河堤高3～5米^[76]。据推测，这些河堤很可能是北宋时代汴河的河堤遗迹。那么，隋代挖成通济渠时，是否已筑有河堤？答曰：肯定是。除了唐诗中有许多关于河堤方面的描述可以作证外，当年通济渠挖成后，隋炀帝曾经多次乘着龙舟往返于扬州、洛阳间，龙舟的行驶是需要许多人拉纤的，为便于拉纤人沿着运河行走，纤路必然筑在通济渠的河堤上。这就是隋代通济渠在开通时，肯定已筑有河堤的又一证据。

通济渠于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开凿，至同年“八月，上御龙舟幸江都”^[77]，说明运河已经开凿成功。前后历时不足6个月，工程进度之快，堪称运河史上的奇迹。究其原因不外乎：一是，参加施工的劳动力多达百余万，人多好办事，进展快。二是，由于组织措施先进，采用统一规划设计，统一施工标准，据笔者推测，当时可能是采取分段包干的办法。三是，除了极少数河段需要平地开挖外，大多利用当地的自然河道或已开成的运河，进行拓宽、连缀和疏浚而成。加上通济渠沿线，土质松软，容易挖掘，工程难度不大。四是，施工役丁被迫时间抓得很紧，夜以继日地赶修。据记载，当时作为监工的“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78]。约有半数的施工者因劳累过度而死，可见当时劳动强度之大。

（二）通济渠入泗还是入淮的争论

关于通济渠，《隋书·炀帝纪》的记载是：“大业元年（注：605年）三月，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隋书·食货志》的记载则是：“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由于记载都很简练，没有提及具体的行经路线，因此自唐宋时代起，就引起对通济渠是由泗入淮抑或直接入淮的争论。

先说通济渠由泗入淮的文献记载。这方面的重要文献有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和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前者卷五《河南道·河阴县》条下云：“汴渠，在县南二百五十步，亦名浪荡渠……自宋武北征之后，复皆湮塞。隋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后者卷一百八十《隋纪四·大业元年》记载云：“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不难看出，《资治通鉴》的记载明显来源于《元和郡县图志》。由于这两种文献的史料价值都很高，而《资治通鉴》一向是史学的权威著作，再加上白居易有词云：“汴水流，泗水流，流至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79]因此后世认为通济渠由泗入淮的人很多。

再谈通济渠直接入淮的文献记载。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史馆修撰李翱从东都洛阳乘船出发，取道汴渠、邗沟赴岭南。他将这次旅行的经历，以日记形式记录在《来南录》一书中。如：

正月庚子（注：二十三日），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于淮。辛丑（注：二十四日），及河阴。乙巳（注：二十八日），次汴州（注：今开封市）。二月丁未（注：初一），宿陈留（注：今开封东南陈留镇）。戊申（注：初二），宿雍丘（注：今河南杞县）。乙酉（注：初三），次宋州（注：今商丘市）。壬子（注：初六），至永城。甲寅（注：初八）至埇口（注：即埇桥，今宿州）。丙辰（注：初十），次泗州（注：今江苏省盱眙县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见刺史，假舟转淮。庚申（注：十四日），下汴渠入淮，风帆及盱眙。壬戌（注：十六日），至楚州（注：今江苏省淮安市）。丁卯（注：二十一曰）至扬州。^[80]

以上是李翱亲身经历的旅行日记，很详细，可信程度很高。《来南录》所记汴渠沿途城市，并没有砀山、萧县、徐州等古汴渠必经的城市，说明隋代的通济渠并非循古汴渠的路线、入泗水后再入淮河的，而是沿着一条新的路线，经陈留、雍丘、商丘、永城、宿州至泗州盱眙县境直接入淮的。

除李翱《来南录》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文献记载也可说明通济渠是经宿州后在今盱眙县入淮的。据《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六《王智兴传》记载，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武宁军节度副使王智兴擅自带兵入徐州，逼走节度使崔群。“群治装赴阙，智兴遣兵士援送群家属至埇桥，遂掠盐铁院缗币及汴路进奉物，商旅赀货，率十取七八”。《新唐书·王智兴传》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当时崔群是回京向朝廷报告所发生的情况，王智兴派兵士送崔群及其家属至埇桥，目的显而易见是去候船溯汴渠西返。可是那些士兵到了埇桥后，便抢掠汴渠中来往船舶的进贡物品和商人货物。据此可以证明埇桥是当时汴渠的一个码头。埇桥，今安徽省宿州市。又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唐纪六十七·咸通九年》记载：“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战大败，贼（注：指庞勋起义军）遂陷都梁城（胡三省注云：都梁城在泗州盱眙县北都梁山），执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据淮口，漕驿路绝。”当时庞勋起义军占领了位于盱眙县以北的都梁城，卡断了漕运通道，说明通济渠确是在泗州盱眙县入淮的，故说是“据淮口”。不过，胡三省将“淮口”注释为“泗水入淮之口”，胡三省是搞错了。淮口应是通济渠入淮之口。泗水入淮之口，不称淮口，而称清口，因为泗水又称清水。

唐代人出行到达某个有名气的地方就习惯地即兴作诗，所以有许多唐诗也反映了唐时汴渠在盱眙县入淮的事实。如初唐时期有骆宾王《早发淮口望盱眙》^[81]、宋之问《初宿淮口》^[82]、李峤《和杜学士旅次淮口阻风》^[83]等诗。中唐时期有韦应物《夕次盱眙县》^[84]、白居易《埇桥旧业》^[85]、李绅《入淮至盱眙》^[86]等诗。这些诗都提到了淮口或盱眙，淮口就在盱眙县淮河的北岸，因盱眙县城在淮河南岸，与淮口隔着宽阔的淮河水面相望，所以骆宾王诗题为《早发淮口望盱眙》。还有，白居易诗题中的埇桥，就是前面提到王智兴部下兵士抢掠汴渠中过往船只的埇桥。《元和郡县图志》宿州条下也提到它，并说：“其地南临汴河，有埇桥为舳舻之会，运漕所历，防虞是资。”又在徐州条下说：“南控埇桥，以扼汴路。”前面已经说过，埇桥在唐代时是汴渠沿途的一个码头集镇，故有舳舻之会。原属彭城郡管辖，鉴于其地重要，于唐元和四年（809年），升格置宿州。从以上列举的这些唐诗中，充分反映了盱眙与淮口之间以及埇桥与汴渠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有力地证明通济渠是途经埇桥至盱眙县入淮的。(www.xing528.com)

关于通济渠“由泗入淮”还是“直接入淮”，已经争论上千年了。面对着各有文献依据的两种不同说法，应该坚信第一手资料的可靠性。这里所谓第一手资料，就是前面所引《隋书》的两条记载。一条说：“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另一条也说：“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由于这两条记载是“引河通于淮”或“达于淮”，很明确是直通、直达的意思，在河与淮之间并没有涉及泗水，这就意味着在《隋书》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中，不存在“由泗入淮”的依据。此外“由泗入淮”说的出现，本身也是有问题的。试作如下分析：

前面说过，《资治通鉴》的有关记载，主要是根据《元和郡县图志》的，因此《元和郡县图志》是“由泗入淮”说的源头。现在就来看一看《元和郡县图志》有关通济渠记载方面存在的问题。该书一方面说：“入于泗，达于淮。”一方面又在下列一些城市提到通济渠。如在开封县条下说：“隋炀帝欲幸江都，自大梁城西南凿渠，引汴水，即浪宕（荡）渠也。”在雍丘县条下说：“城北临汴河。”在宋城县（今商丘市）条下说：“汴水经州城南。”在宿州条下说：“其地南临汴河，有埇桥，为舳舻之会。”在虹县（今泗县）条下说：“临汴河。”在临淮县（今盱眙县北）条下说：“西枕汴河。”既然通济渠（即汴河）流经以上这些城市，那么，必然是直接入淮而无疑。

因为泗水远在东北面，与上述这些城市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乍一看来，《元和郡县图志》关于通济渠的记载，明显存在着自相矛盾的现象。但是，《元和郡县图志》是由“勤奋好学、学识渊博、精通史地”^[87]的宰相李吉甫负责编纂的一部唐代地理巨著，也是一部编辑质量很高的历史地理文献。它编纂于唐宪宗元和年间，距隋炀帝开凿通济渠的时间并不很远，有关情况是清楚的，绝不可能在同一本书的记载中，出现自相矛盾这种低级错误。因此，颇为怀疑是传抄时产生差错，或是后世对原书记载理解错误所造成。正如屈弓先生《浅谈汴河沿革》一文^[88]所说：《元和郡县图志》关于“入于泗，达于淮”的记载，极可能是“至泗州达于淮河”的传抄之误，这单一的“泗”字，也可视为泗州的省称，并不一定指泗水而言。这一见解，很有道理。所以笔者在此索性将这个问题展开，再补充几句。具体说，《元和郡县图志》所谓“入于泗，达于淮”的“泗”字，很可能是“泗州”两字在传抄过程中脱落了一个“州”字。或者，原书记载就是一个“泗”字，而这个“泗”字的原意不是泗水的简称，而是泗州的简称。由于古汴渠在人们思想上印象深刻，而古汴渠是经由泗水入淮的。人们也就习惯地将这个“泗”字视为对泗水的简称，加上自古以来，淮、泗两字常常连称，从而对《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入于泗，达于淮”，也误认为是由泗水入淮了，并且以讹传讹，影响日益扩大，这就是“由泗入淮”说的来由。

其实，《元和郡县图志》关于通济渠“入于泗，达于淮”记载中的“泗”字，应理解为对泗州的简称才是。关于泗州，因其名称的历史不长，人们对它比较陌生。考泗州的沿革，始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当时将安州郡改称为泗州郡，郡治设在宿预县（今江苏省宿迁市），隋代改为下邳郡。唐初，恢复泗州的名称。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将郡治迁于临淮县（今江苏省盱眙县淮河对岸）。天宝年间，一度改称为临淮郡。在安史之乱后的肃宗乾元年间，又恢复泗州的郡名，治所仍在临淮县。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临淮县淹没在洪泽湖中，因此以邻近的盱眙县为泗州的临时治所。乾隆年间，迁治于虹县（今安徽省泗县）。民国成立后，废州为县，从此改称泗县至今。据此可知，唐代元和年间泗州的治所在临淮县。因此《元和郡县图志》泗州·临淮县条下说：“南临淮水，西枕汴河。”当时称通济渠入淮处为淮口，其位置就在唐代泗州的州城（即今江苏省盱眙县）境内。总之，《元和郡县图志》说通济渠“入于泗，达于淮”，并没有错，只是其中的“泗”字，应是指泗州而言。

如果以上分析成立的话，则通济渠“直接入淮”说无疑是正确的。同时，《元和郡县图志》关于通济渠记载方面，所谓自相矛盾的现象也就不复存在，《元和郡县图志》和《资治通鉴》这两部权威文献，长期以来为通济渠“由泗入淮”说而背上的黑锅，从此可以放下。关于通济渠“由泗入淮”说与“直接入淮”说之间的争论，也可就此得以平息。

通济渠在泗州（今江苏省盱眙县北）境内入淮的历史事实，除了以上从文献记载进行论证外，还可以从近年发现的考古资料加以证实。1999年初，有关部门在淮北地区改建宿（州）永（城）公路时，在柳孜集路段进行裁弯取直的施工中，发现大量古代陶瓷器等文物和其他文化遗迹。同年五月，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考古发掘队，在柳孜集地下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隋唐大运河遗址。该处的大运河河宽40米左右。出土了8艘沉船，1座石砌构筑物，以及大量的唐宋时期出自全国20余个窑口的陶瓷器等遗物。其中沉船多顺河道方向，头西尾东，沉没在大运河南岸附近的河底。在船舱内出土的陶瓷器物，均为唐代文化遗物，由此判断这批沉船的年代为唐代。石砌构筑物位于运河南岸，顺河道方向而建，东西长14.3米，南北宽9米，立面高5.05米，呈长方体，初步确定是一座货运码头，因其出土物叠压在唐代地层之上，故其年代应为北宋时期的遗存。

柳孜集地下遗存^[89]的发现，大大地为我们开拓了眼界。柳孜集是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以西的一个小村，位于宿永公路途中宿州与永城之间，这条公路正好铺设在隋唐时代的通济渠早已湮废的故道上。而在唐宋时代，该运河舳舻相继，运输繁忙，柳孜集是该运河岸边的商旅重镇。在这里发现通济渠运河的遗址，有力地证明了通济渠自开封与古汴渠分道折向东南后，经杞县、商丘、永城、柳孜、宿州、泗县至盱眙（古泗州）入淮。

最后，关于白居易词的问题，笔者提出如下一些看法。前面已经说过，隋代开凿的通济渠是不经过泗水，而直接入淮的。那么，白居易所作的一首《长相思》词：“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90]该如何解释？白居易是一位现实主义的诗人，所作诗词大多反映当时社会存在的客观事物，这一首词当不例外。据此笔者认为，隋朝后期和唐朝时，除了通济渠直接沟通黄河与淮河外，古汴渠同时也在通航，白居易词就是当时古汴渠仍在通航的有力证明。说古汴渠在隋后期和唐时仍在通航，这里可列出六条理由。

一是，署名唐·韩偓撰的《开河记》^[91]专叙隋炀帝开汴渠故事，内容虽然不可完全相信，但所说开凿汴渠（当是指古汴渠而言）的时间是在大业五年（609年）八月上旬动工，而且说是起自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经陈留、宁陵、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至彭城，似乎有所根据。可以认为，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年）开成通济渠后，又在大业五年（609年），对于一向是重要航道，但已淤浅的古汴渠，进行了全面疏浚，使之重新用于通航，以分担通济渠繁忙的运输任务，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据此推测，隋唐时期古汴渠与通济渠是同时在通航的。

二是，据《隋书·王世充传》记载：大业十二年（616年），“时充又知帝好内，乃言江淮良家有美女，并愿备后庭，无由自进。帝逾喜，因密令阅视诸女，姿质端丽合法相者，取正库及应入京物以娉纳之……后令以船送东京，而道路贼起，使者苦役，于淮、泗中沉船，溺之者前后十数”。当时用船从水路送美女去东京，取道淮、泗，虽然半途沉溺，但有力地说明古汴渠也是在通航的。

三是，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唐纪一》记载：宇文化及在江都弑死隋炀帝后，曾“夺江都人舟楫，取彭城水路西归”，所说的彭城水路，无疑是指古汴渠。由此可知，当时的古汴渠是仍在用于通航的。后因“至彭城水路不通，复夺民车、牛二千辆，并载宫人珍宝，其戈甲戎器，悉令军士负之，道远疲极，军士始怨”。这里的“至彭城水路不通”，当是指彭城以南的泗水运道，因受吕梁洪、百步洪之险阻而不通，并非指古汴渠。

四是，唐初，尉迟敬德曾整治过泗水运道中的吕梁洪等险阻。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徐州·吕城》条下记载：“洪西岸有尉迟城，唐尉迟敬德督徐州时尝凿吕梁洪，因筑此城。”唐初，为何要整治吕梁洪？据推测，除了改善徐州管辖区域内的水运交通条件外，改善汴泗运道当是其主要目的。据此可以认为，唐时黄、淮之间，除了通济渠外，古汴渠也是沟通两水的。

五是，与白居易同时代的韩愈，曾在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写过一首题为《此日足可惜赠张籍》的长诗。其写作背景是：贞元十二年（796年），韩愈在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宣武节度使董晋幕下任推官。翌年，在好友孟郊的推荐下，张籍至汴州拜韩愈为师，学习古文。贞元十四年（798年）秋，韩愈主持汴州贡举，张籍被录取。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张籍又进士及第。是年秋，韩愈因董晋去世和地方军人发动叛乱而离开汴州，乘船东赴彭城在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幕下任职。不久，考取进士后的张籍，怀着喜悦和感激的心情，到彭城拜谢韩愈对他的帮助。这时的韩愈与张籍已成为好朋友，因此韩愈写了这首长诗送给张籍。诗中追叙了两人之间自汴州至彭城的友情。其中有句云：“乘船下汴水，东去趋彭城。”反映了韩愈从汴州乘船沿着汴水顺流而下到达彭城的亲身经历。所说的汴水，无疑是指古汴渠。因此，足证当时连接汴州与彭城的古汴渠，仍然在通航。

六是，北宋李昉《太平广记》卷四〇二记载着一则关于唐代李勉的故事：唐开元初，李勉在浚仪（今河南省开封市）任县尉，秩满后，他雇了一只船沿着汴水去广陵游览。船至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一个年老患病的波斯商人要求搭船去江都，因为他有三个儿子都在江都。李勉十分同情老人，不仅请他上船同路去广陵，而且在船上还给他吃厚粥。老人十分感激。“不日，舟止泗上，其人疾亟……”所说的“泗上”显然是泗水之上的意思。据此可知，当时古汴渠、泗水这条路线也确实是在通航。

从上述六条例证可以充分说明，在隋朝后期和后来的唐朝时期，古汴渠（汴水）与新开通的汴渠（通济渠）同时在通航。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在一般情况下，通济渠多用以航行漕船和官船（包括龙舟），而古汴渠多用以航行民间商船和客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