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河史：南北大运河的开凿

隋朝的寿命十分短暂，两代皇帝总共只有38年。但是，在历史长河中的这一短暂时期内，隋朝在中国历史上却留下了开通南北大运河的辉煌业绩，从此永垂史册。在隋朝，不论是隋文帝或隋炀帝，对于开凿运河、改善水运交通条件非常重视，而且全力以赴。是他们父子俩的个人喜好？不，绝不是。而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形势需要所使然。这可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条件等方面加以详细说明。

（一）政治形势的需要

图10-4　隋朝南北大运河示意图^[17]

隋朝建立之时，江南的陈朝尚存在，当时的政治形势是：隋、陈两个政权隔江对峙着。隋文帝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和增强综合国力，为统一全国作准备，在取得政权后即励精图治，并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当时改革内容有：①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在中央，废除西魏、北周以来模仿《周礼》所制定的六官制度，实行分工明确的三省六部行政制度。三省，就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构，下设吏、礼、兵、都官（后改为刑）、度支（后改为户）、工六部，分管各个方面的政务。在地方上，废除北周时的州、郡、县三级制，实行州、县两级制，这样既精简了机构，节省了国家开支，又提高了管理效能。②刑法方面。于开皇三年（583年）颁布了《开皇律》，废除了过去车裂、宫刑等一些残酷的刑罚，首次确立了封建社会的五刑制度，即：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为后世各朝代的刑法制度奠定了基础。③选拔人才方面。废除魏晋南北朝以来通行的凭门第取人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考试制度。这样，—方面使国家选拔人才时更具公平性和广泛性，从而可以提高官吏的素质，完善对国家的管理；另一方面，使寒门出身的普通读书人也有进入仕途的机会，从而大大地激发了人们读书、求知、进取的积极性，并且促进了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由于科举制度比过去的九品中正制度优越得多，因此为后世各朝代所沿用，直到清末才废除。④田制方面。继北魏以来继续推行均田制。所谓均田制，就是按丁男受田的制度，每个十八至六十岁的男子称为丁男。一丁男可受永业田二十亩，露田八十亩，妇人只受露田四十亩，一户共计一百四十亩。永业田可世袭和变卖；露田不可变卖，到六十六岁后要归还国家。受田的丁男有纳赋和服劳役、兵役的义务，到六十岁时可免除。虽然农民的受田种类和数量比官吏的受田要少得多，而且还要服劳役、兵役，显得很不公平，但均田制与过去相比，还是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加上隋文帝时对农民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因此当时实行均田制的结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⑤兵制方面。在实行府兵制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府兵制创始于西魏，北周沿用。府兵另立户籍，与农民户籍分离。平时务农，农闲练兵，征发时要自备兵器和途中资粮。主要任务轮流宿卫京师，防守边境。开皇初，隋文帝改革府兵制，将府兵的统帅权集中到中央，并将府兵的户籍归属到州县，使兵农合一，也就是将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在一起。这样，使原来“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常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18]的府兵，可以做到在战争时外出征战，战争结束后各自回家“垦田籍账，一与民同”，从而大大提高了府兵的积极性和战斗力，也节省了国家的军费开支，使隋朝的军事力量得到加强。由于隋文帝进行了以上一系列的改革，使新生的隋朝在各个方面都充满着青春焕发、朝气蓬勃的景象，具有一种喷薄欲出的旺盛气势和力量。

反观江南的陈朝，在南朝的四个朝代中，本来就是最弱小的一个，加上统治者不思奋发图强，一味苟且偷安，以致政治腐败，民生凋敝。早在陈宣帝时，所谓“贵里豪家，金铺玉舄；贫居陋巷，彘食牛衣”^[19]，以及“役赋兼劳，文吏奸贪；逼遏商贾，营谋私蓄”^[20]，就是当时社会贫富严重分化、贪污腐败充斥官场情况的写照。自从陈叔宝（即陈后主）上台后，各方面的状况更如江河日下。这个懦弱无能、终日沉迷于酒色和笙歌的皇帝，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管理国家，甚至亡国在即还说什么：“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彼何为者耶！”^[21]其荒淫昏聩已达到极点。正如隋军在渡江攻陈之前，向江南各地散发的三十万份《讨陈檄文》所说的那样：

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险，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蹙内外，劳役弗已。宝衣玉食，穷奢极侈，淫声乐饮，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欺天造恶，祭鬼求恩，歌舞衢路，酣醉宫阃。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自古昏乱，罕或能比。^[22]

当时在北强南弱的政治形势下，隋文帝在加紧做着灭陈的各项准备工作，以期早日攻占江南，统一全国。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令在已经淤塞不通航的邗沟运河旁侧，另开山阳渎，自淮河直通长江，为南下渡江作运输方面的准备。开皇八年（588年），五十多万精锐隋军沿着长江部署就绪，只等一声号令，就可渡江作战。开皇九年（589年），沿江部署的隋军，分为八路向江南进攻，其中一路自海上进攻陈朝的后方。隋军势如摧枯拉朽，陈军不堪一击，很快隋军就攻占了陈都建康，陈后主吓得只知啼哭，躲入一枯井内，最后被俘投降，陈亡。至此，分裂了近300年的中国，又重归统一。

隋朝灭陈统一全国后，当时的局势并不稳定。主要是原陈朝境内的江南士族和地方豪强与隋朝中央政府之间存在比较尖锐的矛盾，因此不服从中央号令或武力反抗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平陈后的第二年（开皇十年，即590年），就有“婺州人汪文进、会稽人高智慧、苏州人沈玄侩皆举兵反，自称天子。乐安蔡道人、蒋山李稜、饶州吴代华（按：《资治通鉴》作吴世华）、永嘉沈孝彻、泉州王国庆、余杭杨宝英、交趾李春等皆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23]上述记载中的婺州，治所在吴宁县，即今浙江省金华市。乐安，即今浙江省仙居县。蒋山，据胡三省注：蒋山在蒋州，蒋州治所在江宁县，即今江苏省南京市。饶州治所在鄱阳县，即今江西省鄱阳县。永嘉，即今浙江省温州市。交趾，泛指岭南地区。从以上所列举的反叛地点来看，都在今之江、浙、赣、闽、粤地区。正如《资治通鉴》所指出的：“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24]。

隋文帝不得不调集水、陆大军，由杨素任统帅前往平叛。据记载，仅史万岁所部“自婺州别道，逾岭越海，前后七百余战，转战千余里。”^[25]由此可知这次平叛战争的困难与艰辛。在杨素的指挥下，前后历时二载，才将分散在各地的反叛行动一一镇压下去。但是，南方的动乱并没有就此平息。开皇十七年（597年），“桂州（注：今广西桂林市）李光仕作乱，遣上柱国王世积与前桂州总管周法尚讨之。世积所部遇瘴不能进，法尚独讨之。光仕众溃而走，追斩之”^[26]。开皇二十年（600年），又有“熙州（注：今安徽省潜山县）人李英林反，以张衡为行军总管，帅步骑五万讨平之”^[27]。到了仁寿元年（601年），“潮、成等五州獠反”^[28]。潮州即今广东省潮州市。成州，治所在梁信县，即今广东省封开县东南。所说的獠，亦作僚。僚族是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当时统称为南蛮）之一，广泛分布在今滇、黔、桂、湘、粤等地的山区。

如上所述，自从隋灭陈后，原陈朝境内的动乱，此起彼伏，此伏彼起，终隋文帝之世也没有平静过，是当时朝廷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到了隋炀帝时，从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出发，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开凿一条自中原通向江南地区的运河，无疑已成为当时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二）经济形势的需要

我国古代的经济重心，早先是在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地区。据《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说：

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注：今河南伊洛河流域和附近黄河以北今山西南部地区）、宛、陈亦然，加以商贾。燕、代田畜而事蚕。

这些记载反映了秦汉以前我国山西和山东地区，物产富饶，人们从事农、林、牧、副、渔、盐等各业生产，再加上经商活动，因此社会经济繁荣，人民有积蓄。这里所说的山西、山东，是指函谷关所在的崤山以西或以东地区，实即指关中和关东而言。

到了秦汉时代，随着关中地区得到不断开发，关中的经济地位上升到全国之首。《史记·货殖列传》续述其时的情况云：“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29]……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而当时南方长江流域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则是：“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意思是说，关中地区沃野千里，农业生产发达。当时关中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人口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三，而其所创造的财富，却占到全国的十分之六。其时江南地区，地广人稀，农业生产还停留在火耕水耨的落后状态。虽然今江西、湖南等地有金、锡矿产，但都埋藏在地下，还没有人想到要进行开采。由于那里出产的食物多，不必担心饥饿，因而人性较懒。以上是西汉以前，我国北方和南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基本格局。

西汉末年，因王莽纂汉而引发了一场历时十多年的内战。当时诸多农民武装、豪强集团、地方军阀，在关中和中原地区纷纷占地割据，互相攻伐混战。结果是“父子流亡，夫妇流散，庐落丘墟，田畴荒秽……四垂之人肝脑涂地，死亡之数不啻大半”^[30]。关中京畿一带，成为“长安为墟，城中无人行”^[31]的一派残破、凄凉景象。

由于关中地区遭受到严重破坏，继起的东汉朝代，选择了关东的洛阳为国都。这样，东汉时代的经济重心也随之东移到关东地区，但当时我国经济基本格局未变，重心还是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及至东汉末年，北方地区又出现大乱，军阀混战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流域地区。经过东汉一代经营、建设，刚得到恢复的北方经济，再度遭殃。这一次则出现了“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32]的严重局面。而从关东洛阳至关中长安的途中，则是“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33]。以及“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34]的情景。当时作为军阀混战当事人之一的曹操，也承认：“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35]以上所引记载，充分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被战争破坏得已经破烂不堪，社会经济也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

到了三国时代的中后期，情况有所好转。当时战争虽然也不断，但各个政权出于安定人心和增强国力的需要，都致力于发展自己境内的经济。位于北方地区的魏、晋政权，一直在实行屯田和兴修水利，努力发展农业生产，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复苏和发展，出现了“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资食有储而无水害”^[36]的良好局面。

但是好景不常，正当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处于逐步复苏、发展之际，西晋末又爆发了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内战，并由此引发了长达136年的十六国割据局面。“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37]。“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38]。“羌胡相攻，无月不战……诸夏纷乱，无复农者^[39]。”这些记载都是对晋末以后北方社会经济遭受战乱破坏的写照。由于这次战乱和分裂割据局面，持续时间之长，破坏力度之大，都是空前的，致使黄河中、下游流域地区，作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地位，已经发生动摇。

在战乱不断，北方地区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历史时期内，虽然也曾出现过试图力挽既倒狂澜、积极恢复黄河流域经济繁荣的难得机会，如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政权，秦王苻坚在王猛的得力辅助下，下令“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40]，并采取“兴办学校”“劝课农桑”^[41]等一系列有力举措，取得了“田畸修辟，帑藏充盈”^[42]的显著成效。据史书记载：“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者贸贩于道”^[43]。看来，在前秦苻坚统治时期，农业生产发展，经济文化繁荣，社会呈现一派兴旺气象。但是，可惜前秦政权的寿命太短，还没有等到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状况得到完全恢复，就昙花一现地灭亡了。而真正使黄河流域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的，则是在前秦灭亡约100年后的北魏孝文帝时期。其时，北方统一，社会安定，魏孝文帝又是一位坚持全面改革、勇敢而有作为的皇帝。在经济改革方面，他颁布并实行均田制，大大地促进了北方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为后来北方地区的经济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据《魏书》卷一百十《食货志》记载：孝文帝时“承平日久，府藏盈积……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也。”北魏时期所呈现的社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定的景象，除了官方史书有记载外，一些民间书籍也有反映。例如，在一本书名叫《洛阳伽蓝记》的古书中，描述道：“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44]。作者杨衒之，曾是北魏的地方官，乍看难免有粉饰、溢美之嫌，但他写作此书时，已是在北魏之后的东魏时期，因此所反映的情况应该是基本属实的。还有一本后世颇为流行的科技书叫《齐民要术》，是北齐人贾思勰所撰写，书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北方地区有关农业、副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各种技术和经验，既讲理论，更重实践。实际是对北魏以来（包括东魏、北齐）北方地区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全面总结；同时，也充分反映了那个时期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实际面貌。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充分利用了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已经取得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对均田制进行了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改革，再配以轻徭薄赋政策，从而促进了北方地区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发展了，必然带动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隋初，对工商业及手工业又实行了“除入市之税”的优惠和鼓励政策，大大地促进了副业及手工业的发展。当时养蚕、丝织、种茶、皮毛、陶瓷、酿造、冶炼、造船等副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而副业、手工业的发展，又必然带动商业贸易的繁荣。长安和洛阳是当时北方地区的两大商业中心，长安设有东、西二个市场，洛阳设有东、南、北三个市场。凭借长安和洛阳都是京城要地，中外商贾纷纷云集。所谓“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45]。反映了当时商业的兴旺和人们竞相经商获利的社会风气。总之，在隋文帝时由于社会安定，并实行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民积极生产的政策，因此在其执政后期，社会呈现着一派繁荣、升平的景象。据《隋书·高祖纪下》记载：“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自西汉末至北魏统一北方之前，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被长期战乱摧残、破坏得满目疮痍，一派萧条，从而使古代经济重心的传统地位也发生了动摇。后来，经过北魏和北齐、北周时期的逐渐复苏、发展，得到恢复并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至隋文帝时，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鼎盛状态。这时，无论生产水平、经济规模或繁荣程度方面，都远远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期。尽管如此，但要继续保持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地位，则已经是勉为其难了。这是因为，在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受战争摧残、破坏之际，比较安定的南方地区，却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开发，社会经济也在快速地发展着。至隋朝统一南方前夕，长江流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仅不比黄河流域地区落后，某些方面已经超过，而且还以比北方地区更快的发展速度在持续发展着。

现在把话题转向南方的长江流域地区。前面已经说过，西汉时长江流域一带还是地广人稀，农业生产方式比较原始，社会经济状况远远落后于北方地区。但是，南方地区一直安定少事，即使是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时，也未受到波及，成为难得的一片“净土”。

及至三国时代，占据江南地区的东吴政权，经过约80年^[46]时间的开发、经营，使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改观。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内河、海上运输业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后世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早在赤壁之战（发生在208年）前夕，其时东吴政权建立不过十多年，但其所具备的国力已令人刮目相看。据史书记载，当时曹操数十万大军压境，是战是降，朝臣争论不休。力主抵抗的周瑜对孙权说：“将军拥六郡之众，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泛舟举帆，朝发夕到。”^[47]赤壁之战的结果是：曹操大败，东吴大胜。从此曹操大举南下的威胁得以解除，东吴不仅赢得了这次战争，而且赢得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安宁环境，能够集中精力开发和经营江南地区，增强东吴政权的综合国力。222年，东吴在两面受敌夹击的不利形势下，既大败刘备于猇亭，夺回了荆州的控制权；又战胜魏军于合肥，巩固长江以北的阵地，充分显示出当时东吴的国力，已经达到了超越蜀汉，而与曹魏可以抗衡的程度。国力是军事力量和社会经济力量的综合反映，当时东吴政权的国力能提升如此之快，主要得力于对江南地区进行大力的开发和合理的经营利用。

时代的车轮，前进到了东吴灭亡约30年后的晋怀帝永嘉年间，北方民众因避战乱而纷纷南迁，当时约有九十余万难民从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拥向江淮和江南地区，掀起了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移民高潮。这些移民在移居到南方后，对于参与开发、建设南方地区，无疑是一支强大的生力军，他们与当地人民一起，经过长期辛勤劳动，使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暨社会经济，在东吴时期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地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加上当时江南地区，自东晋至南朝的270多年间，除了一些局部战争外，基本上是社会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南朝梁代的沈约，曾对江南地区的巨变，概括地作了述评：

江南之为国，盛矣……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注：东晋孝武帝年号，376～396年）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注：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杜（注：今陕西西安东南）之间不能比也。^[48]

据此可知，东晋、南朝时的江南地区，与前面所引《史记·货殖列传》描述的西汉时期江南地区，所谓“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等状况，已经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了。当时江南地区农业生产最发达的是荆、扬二州，荆州拥有长江的便利和洞庭湖流域的富饶，而扬州也拥有长江之利和太湖流域的富饶，所谓“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都有全吴之沃”指的就是这二个州，实即泛指今长江中、下游流域地区。当时的扬州，所辖地域很广，大致相当于今浙江全境、江苏的江南部分和长江以北沿江部分、安徽的东南部分和长江以北沿江部分。在扬州地域内又以三吴^[49]地区最为富庶。

当时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之所以发展快、水平高，究其原因除了当地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土地肥沃、社会安定等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外，还有如下重要因素：一是，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江南地区原来地广人稀，很多处女地未经开垦。到了东晋初，大量北方劳动力南下参加开发、建设，使许多荒地陆续得到开垦。农田和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二是，先进技术和粪肥的推广使用。大量移民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包括犁、耧车、耕牛等各种工具和选种、耕作、施肥、农产品加工等各种技术以及各种操作经验都传播至南方，并与南方有利的自然条件相结合，从而形成巨大的生产力。这里着重提出的是粪肥的推广使用，江南地区一向是火耕水耨利用草肥，到南朝时已经发展到普遍使用粪肥。南朝宋文帝时期，大将到彦之“初以担粪自给”^[50]。到（按：“到”为姓氏）彦之在早年既然是替人担粪为业，说明当时使用粪肥已很普遍。粪肥可以促进农作物茁壮成长，在农业生产发展史上是一大进步。三是，水利灌溉更广泛地得到应用。江南地区河川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水利资源十分丰富，这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再加上人工修建的水渠、陂塘等设施，使之形成灌溉网络，有利于水源的调节和应用。特别是翻车（龙骨车）的推广使用，使农田旱时能及时灌溉，涝时能及时排水，非常方便，效率又高。对于江南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农业生产的发展，必然带动副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当时江南地区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商业贸易的兴旺。而商业贸易离不开交通运输条件。长江是江南的水上运输大动脉，所谓“江道万里，通涉五州，朝贡、商旅之往来也”^[51]。长江沿岸出现了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建康、夏口、江陵（荆州）等许多繁华城市，这些城市都是商贾云集、帆樯辐辏的场所。其中位于秦淮河与长江会合处的建康，不仅是东晋及南朝各代的政治中心，也是江南最大的商业中心。当时的秦淮河并不像现在这样狭窄、水浅，而是“河面宽约三百米，水深最大处约十五米左右，载重五百担的船只可以终年通航”^[52]。它南接破冈渎，并通向吴（郡）、会（稽）富饶地区；西接长江，可通向中、上游广宽的腹地。因此秦淮河中“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加上从陆道出入于建康城的各路车、马人群，使整个都城日夜喧嚣，热闹非凡。所以左思《吴都赋》说：“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棹转毂，昧旦永日。”据记载，南朝梁代时的京城建康“有户二十八万”^[53]。如每户按五人计算，则全城人口为一百四十万，还不包括贡使、商旅和其他各种流动人口在内。即使以现代眼光来看，也可以称得上是大都市了。梁代末，繁华的建康都城遭受侯景叛军严重破坏，户口大减，后经陈代逐渐恢复，到隋代统一江南时，又重现旧貌。“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54]。就是说，街头商贩众多，店铺鳞次栉比，商业气氛与繁荣景象，可与长安、洛阳相媲美。此外，还有吴郡、毗陵（今江苏省常州市）、会稽、余杭、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宣城、广州等郡治，也因“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55]而成为商业都市，其中广州还是当时南方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东晋、南朝以来，商业城市的增多与繁荣，说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远远超过了前代，同时也超过了当时北方地区。

总之，自东晋、南朝以来，无论在农业生产、商业贸易的发展方面，或是在社会人口的增长方面，南方都超过了北方。随着南方经济的比重日益增加和地位不断上升，我国的经济重心从北方转向南方，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时，作为一统天下的隋朝，虽然政治中心仍在北方，但对于南方经济日益发展的形势，已是把它放到有利于巩固政权和维护社会安定的战略上来考虑。在当时的形势下，开凿一条南北大运河，直接沟通南方与北方，使南北之间的经济便于交流、融通与平衡，是当时可以做到的最佳选择。特别是到了隋炀帝执政后，处心积虑地要对邻国高丽发动战争。为了得到南方粮食和财政方面的及时支援，开凿南北大运河，以加强南、北方之间的交通联系，更成为当时的一项紧迫任务。

（三）技术条件的具备

开凿南北大运河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如果只是客观形势的需要，而主观方面不具备开凿运河的条件，那也是无法进行和完成的。这里所说的条件，当是指人力、物力和科学技术水平而言。那么，隋朝在开凿南北大运河前所具备的人力、物力（包括财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状况又是如何呢？

首先，人力状况。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其总长度达2700多千米。虽说不是全部由平地挖成，而是利用了部分自然河道和过去已有的运河，但还是需要进行大量补缺、连缀等开挖工程，并对原有的运河进行拓宽、加深和疏浚整治，工程量极为浩繁，没有大量劳动力投入是根本无法完成的。根据《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记载，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曾进行过全国人口统计，有8907536户，人口为46019956人。人口数量与前代相比是比较多的，如果每三户调一个劳动力，则有二百九十万个劳动力可供调配使用，这为开凿南北大运河提供了必要的人力条件。而实际上，隋朝为开凿运河而投入的劳动力，据《隋书·炀帝纪》和《资治通鉴·隋纪》等史书记载：开凿通济渠发民工百余万；开凿山阳渎发民工十余万；开凿永济渠发民工百余万；开凿江南河民工数无记载，估计也为一百万；共计约三百余万劳动力，这与三户抽一个劳动力的数字大致相当。因此就劳动力而言，隋朝当时开凿南北大运河是具备这一条件的。

其次，物力（或财力）状况。隋朝建立后，实行均田制和轻徭薄赋的政策，大大地调动了老百姓发展农业、手工业等生产的积极性。加上当时全国统一，社会安定，统治者生活又较俭朴，因此社会财富积累很快。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到开皇年间后期，社会呈现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朝廷“帑藏充实”^[56]“府库盈溢”^[57]，“天下私储可供五十年”^[58]消费。由于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十分雄厚，因此就当时的物力、财力方面而言，隋朝开凿南北大运河也是具备条件的。

再次，科学技术水平状况。由于南北大运河长达2700多千米，地跨东、南、西、北，所经之处地域辽阔、环境复杂，仅地形高差方面，就存在着40多米的差异，这就牵涉到运河沿线如何利用水源、全线如何保持必要水位等问题，给设计和施工带来许多技术上的难题。但是，我国自春秋至隋朝，有着一千多年开凿运河的历史，其中许多宝贵经验可以吸取和借鉴。如早在西汉开凿关中漕渠时，就已开始采用规划、设计、施工三者分工的做法，为后世开凿运河提供了科学方法的经验。随着钢铁冶炼技术的不断进步，继汉朝发明炒钢技术和水淬技术后，在南北朝时又进一步发明生、熟铁合成钢（即灌钢）技术和用牲畜尿液作淬火冷却剂以提高钢韧度的技术。因此到隋朝时，开凿运河所需各种钢质、铁质手工工具都能制造，并在质量、种类等方面都比前代优越和齐全。随着数学、力学和地理学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到隋朝时，已能运用开立方的方法推演出三次方程式解法，以解决修筑堤台、河道等复杂的工程计算问题；李春修建赵州桥时，为减低桥面高度，首创拱结构形式，在工程力学上取得了突破；在测量方面，采用木鹅下挂铁链，以确定河床高低的技术措施，也已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开皇四年（584年），在开凿关中广通渠前，“令工匠（注：即技术专家）巡历渠道，观地理之宜，审终久之义”^[59]，以掌握现场的地形、水文情况，作为规划、设计的依据等。因此就科学技术水平而言，隋朝开凿南北大运河也是不成问题的。

总之，隋朝在人力、物力（包括财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等方面，都已具备了开凿南北大运河的条件。后来，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工程浩大的南北大运河，仅用了7年时间就胜利完成，充分证明了这—点。

综上所述，隋朝在统一全国后，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形势的需要，以及当时人力、物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等方面都已具备条件，因此隋炀帝即位后，立即下诏动员，着手组织人力开凿南北大运河。

南北大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由通济渠、山阳渎（即邗沟）、江南运河组成南线，而以永济渠为北线，分别向黄河南北作扇形伸展，故名。南北大运河为何要以洛阳为中心？除了洛阳位居天下之中这一重要的地理因素外，还有当时一些具体的原因。原来，隋炀帝即位伊始，就到洛阳巡视，并打算迁都洛阳。洛阳，原是东汉、魏、晋和北魏的都城，一向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只因自北魏后期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后，东魏为了在邺城营建都城，拆走了洛阳古都和皇宫的建筑设施，加上东、西魏之间和后来的北齐、北周之间，战争频仍，而洛阳成为逐鹿中原的战场，由是被破坏得残破不堪。因洛阳的地理位置比位于关中地区的大兴城要适中，迁都于此便于控制全国，特别是南北各地向京师运送粮食、物资时，不必经过黄河三门峡之险。迁都原因在当时隋炀帝所下的诏书中说得很清楚：因关中的大兴城存在着“关河重阻，无由自达”^[60]“关河悬远，兵不赴急”^[61]等劣势缺点，而洛阳具有“自古之都，王畿之内……控以王河，固以四塞，水陆皆通贡赋”^[62]等优势条件。因此，决定重建洛阳，并迁都于此。据《隋书》卷三《炀帝纪上》记载：

大业元年三月，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连、将作大匠宇文恺等营建东京。

这次营建洛阳，规模很大。既修建城池、街道、里坊，又建筑宫殿、花苑。由于参加兴建的劳动力多达每月二百万人^[63]，日夜赶修，所以宏伟、浩繁的工程仅用了10个月就完成。名曰东都，实为京师。为了显示繁华、升平，还“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64]。以上就是南北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的缘由。

兴建东都洛阳和开凿南北大运河，是隋炀帝即位后就开始并同时进行的两大工程。所谓南北大运河，乃是以洛阳为中心，从黄河起，通向东南至淮河，这一段运河谓之通济渠；再从淮河起，向南通至长江，这一段运河谓之山阳渎（即邗沟）；再从长江起，通向江南地区至钱塘江，这一段运河谓之江南河；再掉头从黄河起，向东北通至海河以北地区，这一段运河谓之永济渠（见图10-4）；由这四段独立的运河连缀而成贯通南北的一条大运河。现就通济渠、山阳渎（即邗沟）、江南河、永济渠的开通情况及其行经路线，依次分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