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河三千年：探索沟通施水与肥水的杨仪运河

本书第三章巢肥运河一节，曾谈到施、肥二水同源异流，而二水之间又有支津相通。这种特殊的现象，在《水经注》卷三十二《施水》和《肥水》中，分别有很明确的记载：“施水又东，分为二水，枝水北出焉，下注阳渊。”又，“肥水又北，右会阎涧水，上承施水于合肥县，北流迳浚遒县西，水积为阳湖。”

阳渊、阳湖实为同一个小湖泊，位于浚遒县（在今安徽省合肥市东北）境内西部。它是由施水的一条支津潴聚而成，又是肥水支流阎涧水的上源。施水与肥水之间因此而相通。

应该指出，这条连接施、肥二水的所谓“支津”，在三国时代却是一条具有相当宽度和深度、可以通航船舰的水道。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记载：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

这条记载，至少反映了以下两方面的状况：一是曹操的舰队自淮河出肥水，到达位于施水岸畔的合肥，在合肥结集，准备攻击驻防在巢湖一带的孙权水军。说明当时施、肥二水是完全相通的。二是位于涡水岸畔的谯县是曹操的家乡，也是他的造船和水军训练基地，当时他不制造和使用大型战舰而是“作轻舟”，说明施、肥二水之间的连接水道，当时不能通航大型战舰而只能通行形体较小、吃水较浅的轻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当时施、肥二水之间不仅通流，而且还可通航。这种状况直到西晋时代也是如此。晋惠帝时，曾任命陈敏为合肥度支，负责江淮地区的南粮北调漕运工作，说明当时施、肥二水之间还能通行漕船。

但是，自西晋末年以后，由于八王之乱，兵燹频仍，接着东晋又出现南北政权长期对峙的局面，江淮地区的水道处于无人管理状态，致使施、肥二水之间的连接水道，逐渐变狭变浅，乃至淤塞而不能通航。据《晋书》卷八《哀帝纪》记载：

兴宁二年（注：364年），桓温遣西中郎将袁真、江夏相刘岵等，凿阳仪道以通运。温帅舟师次于合肥。

这一年，前燕兵大举进攻许昌、汝南、陈郡三郡，晋军不敌。颍川太守李福战死（晋时，颍川郡治所在许昌），汝南太守朱斌退保寿春，陈郡太守朱辅撤退至彭城。为了加强对江淮军事重镇寿春的防御，遏止前燕军进一步南下，大司马桓温率水师屯合肥，命袁真、刘岵等开凿杨仪水道，以便船队北上增援寿春。

记载中提到的杨仪水道，就其交通作用来看，应是南通合肥、北通寿春的一条南北向水道。按：合肥位于施水岸畔，而寿春位于肥水入淮口，因此这条杨仪水道，当位于施、肥二水之间，并与三国时代的杨宜口有关。据《三国志》卷二十六《满宠传》记载：

曹魏太和六年……吴将陆逊向庐江，论者以为宜速赴之。宠曰：“庐江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时。又贼舍船二百里来，后尾空悬，尚欲诱致，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于是）整军趋扬宜口。贼闻大兵东下，即夜遁。

这段记载是说，吴将陆逊率军从巢湖北上，舍舟登陆，偷袭位于巢湖西北约二百里的庐江郡（今安徽省六安市）^[45]。当时镇守寿春的魏将是满宠，其部下都认为应速派兵增援庐江，以抗吴军。但满宠另有奇招，他派兵不去庐江，而是直趋位于寿春东南的杨宜口。当陆逊得知魏兵东下杨宜口，生怕后路被切断，连夜撤兵逃走。这样，兵不血刃就吓退了吴军。

不难看出，所谓杨宜口，当是阳渊口的音转。因此，杨宜、杨仪、阳渊实为同一名称。而今本《水经注》所说的阎涧水，古本《水经注》均作阎润水，详见本页下面的脚注^[46]。因此可以联想到，阎润水也应该就是杨宜水、杨仪水、阳渊水的音转^[47]。如果这一联想成立，那么，所谓杨仪水道、阳渊水道、阎润水道，实际上就是那条沟通施、肥二水的连接水道。当年东晋统帅桓温，下令对这条已经淤塞、断航达半个世纪的连接水道，进行重新开通而成为杨仪运河。由于杨仪运河能起到沟通长江与淮河的作用，因此在历史上非常重要。东晋时少不了它，南北朝时也少不了它（见图9-5）。这里有许多史例可以证明。

图9-5　杨仪水道示意图^[48]

史例一，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年轻有为的孝文帝在一次征途中突然病死，继位的宣武帝年仅十六岁，不谙政事。尚书左仆射源怀经常要向皇帝奏陈当前局势。其时南齐皇帝萧宝卷终日寻欢作乐，并视杀人为儿戏，正直的朝臣多遭杀戮，引起众叛亲离。拥有重兵的萧衍在襄阳起兵，并东下直逼京城建康，就在此时，齐帝在皇宫内被人杀死，整个朝廷乱成一团。因此源怀在一份奏章中说：“寿春之去建业（注：即建康）七百里而已，山川水陆，彼所谙利，脱江湘无波，君臣效职，藉水凭舟，倏忽而至……今宝卷邑居有土崩之形，边城无继援之兆，清荡江区，实在今日。”^[49]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当今南齐政局风雨飘摇，北魏宜抓住时机，向南进军控制长江流域地区。笔者按：当时从寿春至建康的水路有两条路线：一是循淮河向东，转邗沟南下至广陵，再溯长江至建康。这条路线要向东绕道，路程较远。二是由寿春溯肥水而上，经杨仪运河、施水、巢湖至濡须口，再循长江顺流而下至建康。这条路线比较近便。源怀所说既然是“藉水凭舟，倏忽而至”，显然是指后者近便路线而言。从而证实在齐梁时代，杨仪运河的航运状况是畅通的。

史例二，梁天监四年（505年），梁武帝任命萧宏为统帅，率领大军北伐北魏。时北魏围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临淮关）甚急，帝又命豫州刺史韦睿前往解救。当时合肥已为北魏占领，而梁军久攻不克。睿乃“按山川，夜帅众堰肥水，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睿起斗舰，高与合肥城等，四面临之……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中弩死，城溃”^[50]。(www.xing528.com)

按：合肥位于施水旁，要水攻合肥城，应利用施水而不是肥水。据姚汉源先生分析^[51]，上引记载中的所谓“堰肥水”此肥水应是指南肥水，因施水又称“南肥水”。施水的流向是由西北向东南，堰必须建在合肥城东南的施水上。这样，才能拦阻施水，抬高其水位，使“斗舰高与合肥城等”。又，所谓“堰成水通，舟舰继至”，因施水已建堰，不能通航。因此舟舰不可能自南而至合肥。当时梁军的北伐主力屯于洛口（洛涧水入淮处），舟舰应是从淮河入洛口，经横塘、死虎塘、阳渊而至合肥。笔者认为，姚先生的分析十分精到。从而说明南朝梁代时，杨仪运河是可以航行舟舰的（这应归功于东晋兴宁年间的开通杨仪运河）。

史例三，据《梁书·夏侯亶传》记载：

普通六年（注：526年），梁军北伐寿春。亶……与魏将河间王元琛、临淮王元彧等相拒，频战克捷。寻有密敕，班师合肥，以休士马，须堰成复进。七年夏，淮堰水盛，寿阳（注：即寿春）城将没，高祖（注：即梁武帝）复遣……亶帅湛僧智、鱼弘、张澄等，通清流涧，将入淮肥，魏军夹肥筑城，出亶军后，亶与僧智还袭，破之。

值得注意的是，夏侯亶于梁普通七年（526年）率水军再次由合肥北上时，是取道清流涧到达肥水与淮河的。清流涧又作清洛涧，也就是《水经注·肥水》提到的洛涧水：

肥水又北，右会阎涧水，上承施水于合肥县，北流经浚遒县西，水积为阳湖。阳湖水自塘西北经死虎亭南，夹横塘西注……水分为二，洛涧出焉。

洛涧水是淮河南岸的一条小支流，流程虽然不长，但在历史上却很知名。东晋时，因淝水之战的前哨战，就是在洛涧水岸畔展开的。当时晋将刘牢之率五千精兵北进，遇秦将梁成隔洛涧水布阵以待。勇冠三军的刘牢之强渡洛涧水，大破秦军并斩杀梁成。这一战晋军先声夺人，为淝水之战大捷吹响了前奏曲。洛涧水的具体位置是在肥水之东，并与肥水相距很近。其上游有支汊与横塘、死虎塘相通，而横塘、死虎塘又是北通阎涧水、阳渊，西通肥水的。因此当年夏侯亶所率水军自合肥北上，循杨仪水道到达死虎塘、横塘后，向西可直达肥水，向北出洛涧水则可入淮河。这就是上引记载中所说“通清流涧，将入淮、肥”的实际情况。

此外，从文献记载还了解到，经过东晋时袁真、刘岵等人开通后的杨仪运河，后来又曾修建过堰埭一类的通航设施。“小史埭”就是其中留下记载的堰埭之一。据《南齐书·垣崇祖传》记载：南齐高帝建元二年（注：480年），北魏发兵二十万攻寿春，时为使持节监豫、司二州诸军事兼豫州刺史的垣崇祖，镇守寿春，急召左右文武商议御敌之策，曰：“敌众我寡，当用奇以制之。”于是“决小史埭，水势奔下，虏攻城之众漂坠堑中，人马溺死数千人，众皆退走”。

据此可知，小史埭在南齐初已经存在，估计修建年代是在东晋后期或刘宋时期。而其所在位置，《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九《寿州·安丰县》条下有记载云：

废小史埭在县东五十二里，此埭上源号施水，又曰支津。

《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北宋太宗时期。其时，安丰县在寿春的西南，既知小史埭是在安丰县东五十二里，又知堰埭所在河道的上源是施水的支津，即杨仪水道，则小史埭的所在位置，当可大致确定在杨仪水道入死虎塘处。显然，该埭是一座溢流堰，相当于现今的滚水坝。当时在此修建小史埭是为了减少杨仪水道水量的流失，使水道能保持足够的水位，以利于南来北往的船只航行畅通。到北宋时，这一条杨仪水道以及阳渊、小史埭等都已湮废，故记载中称为“废小史埭”云云。

综上所述，在今安徽境内的淮南地区，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条由施水、肥水以及其间的连接水道（即：施水支津+阳渊+阎涧水）组成的水上运道。它南通长江，北通淮河。现在的问题是，这条贯通江淮的水道，算不算是运河？根据辞书对运河的释义：“人工挖成的可以通航的水道。”可知所谓运河必须具备如下两个要素：一是人工开挖；二是可以通航。

就上述施肥水道而言，因施水、肥水及其连接水道，都是天生的自然河道，故不属于运河概念的范畴。但是，该水道至西晋末期已经淤塞而废弃。半个多世纪后，直到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年），当时的军事统帅桓温下令在淤塞废弃水道的故道上，经人工开挖，重新开通了这条水道，后来又在水道上增建了堰、埭等通航设施。这时的杨仪水道，因其属性发生了质的变化，完全符合运河的定义，因而成为一条杨仪运河了。

行文至此，不禁联想起60多年前，在颇具权威的《地理学报》1958年第1期上，刊登着杨钧先生撰写的《巢肥运河》一文，提出在今安徽淮南地区的历史上，曾经存在一条巢肥运河的观点，并列举春秋时代吴、楚交兵和三国时代吴、魏交兵时，双方的水师战舰在巢肥运河上南来北往的大量史例，作为其观点的佐证。当时地理学界和历史学界对此观点，有人赞同，有人否定，由此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关于在今安徽淮南地区的历史上是否有巢肥运河的问题，成为一桩学术悬案。

由于杨钧先生所说的巢肥运河，实际上就是本书所说的施肥水道与杨仪运河的组合体。因此，关于我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巢肥运河的问题？笔者认为，从运河概念而言，由自然河道的施肥水道与杨仪运河组合而成的运河模式，是可以视为巢肥运河，这无论在古代或现代都是有先例可循。例如，古代由隋炀帝开通的南北大运河，其南段是由人工开挖的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等组成，其中通济渠的入淮口至邗沟的入淮口之间，就利用了一段长约一百八十里的淮河。尽管如此，但自古至今人们都公认南北大运河是人工运河。又如，现代位于浙江省境内的杭甬运河（杭州至宁波），是由历史上人工开挖的浙东运河与自然河道余姚江组合而成。如此看来，在今安徽淮南地区的历史上，存在巢肥运河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不过，杨钧先生在《巢肥运河》一文中所列举的春秋时代吴楚交兵和三国时代吴魏交兵时，双方的水师战舰在施肥水道上南来北往的大量史例，以证明早在春秋时代至三国时代就已存在巢肥运河的观点，则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在春秋时代至三国时代的淮南地区，只存在属于自然河道的施肥水道，而不存在巢肥运河。直到东晋兴宁二年（364年），人工开通了杨仪运河后，才与施肥水道共同组合而成巢肥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