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运河的堰埭设施简介

浙东运河以堰埭多而闻名，为什么在运河上要设置许多堰埭？这是与它先后同多条潮汐江河相通分不开的。浙东运河西接钱塘江，东连余姚江，中间还与钱清江、曹娥江相通。由于这些江、河的水位高低各不相同，加上潮汛时期的潮位也不同，因此影响到浙东运河各段的水位也互相悬殊，这样就给利用浙东运河带来了困难。为了使各段运河保持一定的水位，不得不在运河沿途设置许多堰埭。

所谓堰埭，乃是一种建筑并横卧在运河上、用以调节运河水位和过船的设施。即“以土堰水，两岸树转轴，遇舟过堰，以绠系舟尾，或以人，或以牛，推挽之而前进”^[19]。也就是说，这种堰埭通常建于与江、河相交处的运河上，堰体不能过高，两侧堰面做成斜坡，以便利用绞盘将航行在运河中的船只拖拽过堰。转动绞盘时借用牛力的称为牛埭，浙东运河上的堰埭大多是牛埭。

那么，浙东运河上究竟有多少座堰埭？由于运河早在晋代开通，除了晋代建筑的堰埭外，后来各代也陆续建筑，有的是在原有位置上重建，有的是在别的位置上增建，而文献记载又不详，所以很难正确统计。北宋人蔡肇，在徽宗崇宁年间，自中书舍人出知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他赴任时取道浙东运河，自起点杭州到终点明州，走完浙东运河全程。到任后，他写了一篇《明州谢上表》，将沿途亲身经历生动地概括为：“三江重复，百怪垂涎，七堰相望，万牛回首”^[20]。所谓“七堰相望，万牛回首”，说的就是浙东运河上有七座堰埭以及每座堰埭用许多头牛拉动绞盘的情景。

这七座堰埭自西向东为：西陵堰、钱清北堰、钱清南堰、都泗堰、曹娥堰、梁湖堰、通明堰。有人认为西陵堰在北宋时已废除，因此蔡肇所说的七堰应是：钱清北堰、钱清南堰、都泗堰、曹娥堰、梁湖堰、通明堰、西渡堰。也有人认为，七堰中西陵堰、西渡堰都算在内，而钱清南、北两堰算是一堰。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当时七堰究竟是哪几个堰并无必要追究，只是说明浙东运河上堰埭设施较多而已。现将上面提到的这些堰埭，分述如下。

西陵堰。位于萧山县城以西二十里的西陵，始建于六朝时代早期。六朝末陈代时一度改名奉公埭。唐末，吴越王钱镠认为西陵的“陵”字不吉祥，改称西兴。西陵堰也就随之改称为西兴堰。因它是浙东运河中的第一堰，又是富庶的太湖流域至钱塘江以南地区的必经之地，正如顾祖禹所说：“盖西陵在平时为行旅辏集之地，有事则为战争之冲。”^[21]故历来颇受重视。该堰设有堰营，驻有堰兵戍守。并备有多头用于拖拽船只的役牛，故为牛埭。凡过往船舶，都要收税，名曰牛埭税。据《南齐书·顾宪之传》记载：“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则每年可收取牛埭税超过百万。当时大江南北的运河上大多设有牛埭，牛埭税收数额惊人，是当时朝廷主要财政收入之一。五代时吴越王钱镠大兴水利，并在都城杭州外围西兴一带修建城池，西陵堰恐在此时被拆除，故其后文献记载再也未见西陵堰。北宋熙宁年间，日本僧人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对浙东运河上的堰捸逐一加以记录，就是未提西陵堰，说明北宋时浙东运河上已不存在该堰。

钱清堰。位于萧山县与山阴县交界处浙东运河穿越钱清江的两岸，设有北、南两堰。钱清江原是一条小河，至北宋成为浦阳江的下游后，始变成河面宽阔的滔滔大江。因此建在南北两岸的钱清堰，最迟在北宋中期以前已经存在。由于钱清江下游江面宽阔，距杭州湾海面又近，因此涨潮退潮之间，江面的水位差很大，故宋人对此有记载说：“运河半贯其中，高于江水（注：指钱清江）丈余，故南北皆筑堰，上水别设浮桥渡行旅。大舟例剥载，小舟则拖堰而过。”^[22]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僧人成寻在其所写《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对他当时经过钱清堰时有详细记录：“五月六日……未时至钱清堰，以牛轮绳越船，左右各以牛二头，卷上船陆地。船上人多从浮桥渡，以小船十艘造浮桥。”^[23]可知钱清堰也是牛埭，而且设有绞盘。至明代中期，因浦阳江下游恢复北流入钱塘江，钱清江水量大减，加上当时三江口水闸又已建成，钱清江成为一条水浅的内河，不再受潮汐的影响，因此钱清堰也随之撤销。(https://www.xing528.com)

都泗堰。也称都赐堰。位于会稽城东的都赐门。都赐门系水城门，为晋时中军王愔所建，都泗堰的修建时期，当亦建于此时或稍后。这里举一历史故事可以说明：南朝梁代天临十三年（514年），衡阳王萧元简离会稽太守任时，去向他敬重的学者、时隐居讲学于秦望山（即会稽山）的何胤告别。何胤“送客至都赐埭，去郡三里”^[24]。可知六朝梁代时，已存在该堰。该堰是用以控制鉴湖水泄入浙东运河的重要门户，因当时浙东运河是从会稽的迎恩门（位于城西北角的水城门）入城，穿城而过，通至都赐门（位于城东面的水城门）出城，并与鉴湖相通。因此可知当年的都泗堰，就建筑在通过都赐门的运河上，故其所处位置十分重要。该堰也系牛埭，并设有堰营，驻兵戍守。北宋时，日本僧人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中，对都泗堰也有详细的记载：“五月六日……戌时至府（注：会稽）迎恩门止，水门闭了，宿下。七日，卯时，以杭州令见官人，令开门入船……过都督大殿……出都赐门，过都赐堰。”南宋初，闻金兵要渡长江，高宗赵构为避金兵，乘船自杭州循浙东运河至越州（注：会稽），再至明州（注：今宁波市）。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御舟过越州城东的都泗堰时，因船太大而无法过，下令由众多卫士拖拽还是无法过堰，不得不劈碎御舟，改乘小船才越过都泗堰。^[25]

曹娥堰。位于会稽东南七十二里的曹娥江西岸，六朝时设置。曹娥江系潮汐河流，故是堰为控制江潮对浙东运河影响而设。并设有堰营，驻有堰兵戌守。据日本僧人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五月七日，至曹娥堰宿……八日晨一点，潮涌。先以水牛二头引上船陆，次以四头牛引越入大河，名曹娥河。”可知曹娥堰也是牛埭，并设堰营以驻兵。

梁湖堰。位于上虞县旧治西三十里曹娥江东岸。六朝时设置。因受曹娥江风涛影响，堰址在历代常有变动。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上虞县·梁湖堰》条下记载：“明朝嘉靖年间，因江潮西徙，涨沙约七里，县令郑芸开浚为河，移堰于江边。”日本僧人成寻，去天台山参拜，到了曹娥江后，即循江上溯嵊县，故未记有关梁湖堰的情况。

通明堰。有北堰和南堰。北堰位于上虞县旧治东十里，此堰最迟建于北宋中期以前，俗称旧堰。日本僧人成寻在参拜天台山和五台山后，于翌年（熙宁六年，1073年）自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返回日本时，还是取道江南的浙东运河。他乘船去明州途经通明堰，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写道：“六月七日……卯一点出船。行十二里至余姚江。辰二点过余姚堰，以牛十六头拽越堰顶……自曹娥江至余姚堰五十里也。”从他所说的余姚堰在曹娥江以东五十里，据此可以判断，所谓余姚堰实为通明堰的北堰。可知，通明堰也是牛埭，并驻有堰兵。由于通明北堰所处的地势较高，余姚江的潮位一般达不到堰体的高度，许多载重较大的船舶如运盐船等，都拥堵在堰下等候大潮来时过堰，以致妨碍一般官私商旅小船的过堰，造成交通方面的矛盾。为此，在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另建通明南堰，俗称新堰。位于上虞县旧治东三里，即通明堰的西南。自此，北堰专通运盐船等重载船舶，南堰专通一般商旅小舟。至明朝初，北堰移建至郑监山下，名郑监山坝，俗称中坝。通明堰以东为余姚江自然河道，以西为运河人工河道，因此它既是浙东运河中自然河道与人工河道的重要分界线，又是承担着调剂堰埭东西两侧不同水位（东面的余姚江水位低，西面的浙东运河水位高）的重任，地位十分重要。

西渡堰。位于余姚江下游距宁波西门二十里外。据南宋理宗开庆年间编撰的《四明续志》记载：“东距望京门（注：宁波西门）二十里，西入慈溪江（注：即余姚江的下游），舳舻相衔，下上堰无虚日。盖明、越（两州）往来都必经由之地。淳祐间稍加葺治。”看来，西渡堰也是一个旧堰，很可能建于北宋中期以前，因此北宋末蔡肇所说的七堰有可能包括此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