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运河,今称杭甬运河,起自杭州,东经萧山、绍兴、上虞、余姚、宁波至镇海通向东海。全长约五百里。由人工河道和自然河道两部分组成。自杭州至上虞县城以东的通明堰一段为人工河道,自通明堰以东至镇海一段为自然河道(即余姚江和甬江)。人工河道最早开凿于春秋时代的越国,全线则基本形成于晋朝(东晋),其后历朝均有增修、扩建和改造。近代以来,曾对包括自然河道在内的整条运河进行过疏浚整治,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除了多次进行疏浚、整治外,还在水位不同的河段增设升船机等通航设备,目前已成为一条可以通航40吨至100吨级船舶的现代运河。
浙东运河中自会稽城东至曹娥江一段是最早开凿的,《越绝书》记载的山阴古水道就是这一段运河的前身[10]。山阴古水道淤塞后,一度以鉴湖的东半部分代替运河的航运功能。到了西晋末东晋初,自会稽城西至钱塘江畔的西陵(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西兴镇)之间的一段运河开通后,浙东运河就基本形成。据南宋宁宗嘉泰年间编成的《会稽志》卷十记载:
运河在府西一里,属山阴县,自会稽东县界五十余里入萧山县。旧经云:晋司徒贺循临郡,凿此以溉田。
记载中所谓旧经,是指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编纂的《越州图经》,是官修的地方志,关于贺循开凿这段运河的记载,当属可靠。贺循(260~319年),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曾任阳羡、武康县令和会稽郡内史。《晋书》有传,说他年轻时就“操尚高厉,童龀不群,言行进止,必以礼让”。当时的名人陆机说他“德量邃茂,才鉴清远”。他博览群书,尤精《礼记》和《左传》,为当世儒宗,也是江南士族领袖。晋元帝司马睿十分敬重他,在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后,拜为太常,朝廷有疑难问题时,常向他咨询。他主持开凿西兴运河之事,当是在任会稽郡内史期间。可惜《晋书·贺循传》对此只字未提,使后世无法了解有关开凿运河方面的更多情况。这条运河东起会稽城西,向西延伸,经柯桥、钱清,越过钱清江(晋时尚无钱清江之名,只是一条无名小河),止于钱塘江南岸的西陵(今萧山西兴镇)。全长一百十五里,其中山阴县境内六十二里,萧山县境内五十三里,史称西兴运河。当时贺循主持开凿这条运河的初衷只是为了灌溉,但运河开通以后,实际上并不限于灌溉,而主要是用于航运,因此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运河。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贺循开凿的西兴运河,仅是浙东运河中会稽以西的一段,那么浙东运河中会稽以东部分开通于何时?关于这个问题,因史无明确记载,难以作出正面的回答。由于浙东运河是分段逐步形成的,其中还包括自然河道,因此只能根据一些零星的史料,分段进行梳理、探讨。
先说东段。浙东运河通常以通明堰为界分东、西两段。东段原系自然河流的余姚江,经人工整治改造后用于通航,并成为浙东运河的组成部分。其通航历史可上溯至汉武帝时代。据《史记》卷一百十四《东越列传》和《汉书》卷九十五《闽粤王传》记载:
元鼎六年秋,闽越王余善反叛……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
句章为西汉会稽郡的属县,治所在今浙江省宁波市西北的余姚江南岸。所谓“出句章,浮海”云云,是说战舰从句章县境内的水军基地起程,循余姚江、甬江而下入东海。
余姚江发源于四明山,北流一段路程后,折向东流。至今宁波市以北与南来的奉化江会合而成甬江,再东流入海。余姚江上游在折向东流处有一支流名通明江,与浙东运河相接于通明堰。余姚江流程不长,但很宽阔。尤其在余姚县丈亭镇以下,江面宽达150~250米,水深达4~5米,因此,汉朝的战舰不仅进出往返自如,而且可以作为停泊基地。
余姚江名为自然河流,实则早在西汉时代已对它进行整治和改造,这可能与它作为水军基地有关。因此《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句章县下有记载云:“渠水东入海。”此“渠水”显然是指余姚江。余姚江既然称为渠水,当然是经过了人工整治和改造。所以后世人们才将西兴镇至通明堰之间的人工运河,连同余姚江统称为浙东运河了。
再说西段。西段中自通明堰以西至曹娥江一段的浙东运河。该河段系人工开挖而成,长四十里(各文献记载的长度不一致,这里据《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开挖时间因文献缺乏记载而无法确定。但联系到余姚江早在西汉时代已经人工改造而成“渠水”,那么与之毗连的这一段运河,其开通时代也不会太迟。根据分析,早则在鉴湖建成后的东汉或稍后的三国东吴时期已经开通。因为鉴湖建成后,从会稽郡治至曹娥江常利用鉴湖的东半部进行通航,而通明堰以东的余姚江,如上所述早就通航。这样,唯独缺了曹娥江至通明堰之间约四十里水程的一段。当时位于曹娥江以东的余姚、句章、鄞县、鄮县等都是属于会稽郡管辖,为了便于郡治与上述属县之间的交通运输,地方官府对于其间短短四十里的水道,又是平原容易开挖之地,不可能不将两端接通的。只是历史文献对此小小工程没有记载而已。(www.xing528.com)
迟则在西晋时,这一段运河肯定已经开通。这里有一条可靠的史料可以佐证:晋朝文学家陆云的外甥石季甫,被朝廷任命为鄮县(治所在今浙江省宁波市以东)县令。当时鄮县被普遍认为是海滩荒僻之地,治安情况和生活环境都很差。为此。陆云的姐姐全家忧心忡忡,加上当时有熟人从句章县(与鄮县毗邻,治所在今宁波市西北)来到石季甫家作客,谈及句章一带“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飒害人”[11],于是全家上下倍加忧虑,陆云的姐姐听后更是“昼夜号泣”[12],连日吃不下饭。陆云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写了一封信给其姐云:
知贤甥石季甫当屈令。尊堂忧灼,贤姊涕泣,上下愁劳,举家惨戚,何可尔耶。辄为足下具说县土地之快,非徒浮言华艳而已,皆有实征也。县去郡治不出三日,直东而出,水陆并通……尊大人、贤姊上下当为喜庆,歌舞相送,勿为虑也。[13]
信中“县去郡治”一语,县是指鄮县,郡治指会稽,晋代的鄮县为会稽郡属县。陆云(262~303年),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既是与其兄陆机齐名的文学家,也是带兵督战的将军,一生奔波在各地,对江、浙一带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他在这封信中就会稽到鄮县的方向、路途和交通方式,都说得明明白白,而他提供的这些交通情况无疑早已存在,尤其是“直东而出,水陆并通”两句,充分表明当时从会稽向东至鄮县之间的运河已经畅通。不难看出,其中从会稽向东至曹娥江一段,是利用鉴湖东半部的运道;通明堰向东至鄮县一段,是利用余姚江运道;而介于两段之间的曹娥江向东到通明堰一段四十里路程,肯定已经存在运河,否则,陆云怎能说是“直东而出,水陆并通”?因此,足以证明从曹娥江至通明堰的一段运河,至迟在西晋时已经开通。
最后说一下会稽郡至曹娥江的一段运河。原是浙东运河中最早开凿的一段,春秋时代越国开凿的山阴古水道,就是该河段前身。后来,山阴古水道湮废了。及至鉴湖建成后,从会稽至曹娥江就以鉴湖的东半部分水域代替运河。再后来,在鉴湖东部的湖堤下也出现了一段从会稽城通向曹娥江的运河。那么,这段运河何时开通的呢?文献上没有明确记载,而现代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的有关研究成果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一文[14]中说:
永和以后,山会劳动人民在布置和整理内河网方面,曾经投入巨量劳动。其中最重要的建树之一即是漕渠的开凿。这条河道北起西陵(今萧山西兴镇),西南经绍兴城东折而抵曹娥江边的曹娥和蒿坝,全长逾二百里。主持开凿的是晋会稽内史贺循,为时当在公元300年前后。当然,这一带原是水乡泽国,河道纵横,贺循主持开凿,只是将原有的若干河道连接和疏浚而已……运河开凿以后,河道与鉴湖湖堤并行。东段(会稽境内)河道即在湖堤之下,西段(山阴境内)河道距湖堤也不过三四里……运河在以后一直是山会平原内河网中最大的东西干道。
由此可知,自会稽城至曹娥江之间的一段运河,也是由贺循主持开凿并且是与西段(西兴镇至会稽之间)运河同时完成的,这是浙东运河中最后开通的河段。至此,连同上述三国或西晋时开通的通明堰至曹娥江之间的四十里河段,以及西汉时整治、改造的自然河流余姚江等,都已陆续开通。也就是说,位于钱塘江南岸的浙东运河最迟在东晋初期已经全线贯通。浙东运河上述各河段的长度,历史文献记载并不一致。这里根据《读史方舆纪要》[15]的记载,自西向东为:西兴镇至会稽城西为一百零五里,会稽城东至曹娥江为一百里,曹娥江至通明堰为四十里,以上为人工开挖的河道共长二百四十五里。通明堰至余姚县境为十里,余姚县境内为五十五里,余姚县境东至大海约二百里,以上为经过改造的自然河道共长约二百七十里。合计全长约为五百十五里,与现代实测长度252千米大致相符(见图9-2)。
图9-2 浙东运河示意图[16]
浙东运河由于各段的宽度、深度和水量不同,因此通行船舶的能力也不同。据《嘉泰会稽志》卷十二记载:运河在萧山县境内(即西兴镇至钱清江一段),可通行二百石舟;在山阴县境内(即钱清江至会稽郡城西一段),可通行五百石舟;在会稽郡城境内(即会稽城东至曹娥江一段),可通行二百石舟;在上虞县境内(即曹娥江至通明堰一段),可通行二百石舟;在通明堰以东的余姚江,可通行五百石舟。需要说明的是,上面所说的只是一般的情况,某些河段还比较复杂。如萧山县境内的一段常因潮泥淤塞而通行困难,不得不依赖拉纤而行舟。南宋时,“自西兴至钱清一带为潮泥淤塞,(运河)深仅二三尺,舟楫往来不胜牵挽搬驳之劳。嘉定十四年(注:1222年)郡守汪纲申向朝廷乞行开浚,于是河流通济,舟楫无阻,人皆便之”[17]。又如,余姚江因是潮汐河流,潮至与潮退情况就完全不同。“潮至可通巨艘,潮退必须稽候时日,如天雨,四明山水发,可无阻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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