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东吴的政权机构早在建安十六年(211年)自京口迁至秣陵,次年将秣陵改称为建业。但那时孙权没有称帝,所以名义上建业还不是都城。到了229年,孙权称帝,才以建业为正式都城。当时建业的城市基础设施很差,为了解决都城的漕运交通和城市供水问题,在都城外围开凿破冈渎运河之前,已经在城区陆续开通了好多条短距离运河,其中主要有运渎、青溪和潮沟。
(一)运渎
运渎是从都城的东北通向西南,斜贯整个城区的一条城市运河。(见图8-4)据许嵩《建康实录》卷二记载:
赤乌三年,使左台侍御史郗俭监督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仓城,名运渎。
图8-4 吴国建业城内青溪、运渎与潮沟等水系分布示意图[31]
原书按:
建康宫城,即吴苑城,城内有仓,名曰苑仓。故开运渎,通转运于仓所,时人亦呼为仓城。
据此可知,运渎是专为宫廷转运秦淮河来自太湖和钱塘江流域的粮食和各种物资而开凿的。《建康实录》还记载:
运渎旧有六桥。孝义桥本名甓子桥;次南有杨烈桥;次南有西州桥;次南有高晔桥;次南临淮有一新桥,对禅灵渚渡,名新桥,本名万岁桥。
由于年代久远,几经变化,今南京城内东吴时代的运渎旧迹已难寻觅。但根据上述文献所提供的跨渎桥梁,对照古今桥名,并根据朱偰先生对金陵故都古迹的实地调查和考证[32],三国时东吴政权开凿的运渎,其走向可以大致勾勒如下:从当年仓城(今东南大学西侧一带),循进香河路南下(有学者考证,今进香河路系由进香河填筑而成,明代以来的进香河,即为三国东吴所开运渎上游的一段水道),经大石桥、莲花桥、香铺营、上乘巷、新街口东侧,再傍中山南路南下,折向西至笪桥,再沿评事街南下,经草桥、斗门桥,至上浮桥与下浮桥之间入于秦淮河。
上述运渎走向格局,维持了大约700年之久。其间虽然发生过变化,但是基本上没有打破这一走向格局。到了唐末五代时,由于杨溥建立的吴国(史称杨吴)及其后的南唐国,相继在金陵城内修筑宫城和挖掘城壕,并引导运渎水入城壕以为护城河水源,于是六朝时遗留下来的运渎及其走向格局被破坏。但这时运渎尚存在,只是其走向出现新的格局。主要变化是:运渎原有来自城北潮沟的水源被切断,因而位于城区北部和中部的运渎也随之湮塞或消失,只剩下位于城区西南部的一段运渎。而此时,在城区南部则新开了一条东西向的运渎,新运渎东起升平桥附近的青溪,向西大致沿今白下路和建邺路的南侧延伸,经内桥、笪桥、鼎新桥、朝天宫南侧、望仙桥,至铁窗棂出城,与秦淮河相接。这条新运渎在笪桥以西与从斗门桥北上的一段老运渎相交,从而组成了一个呈“T”字形的运渎网,这个由古、新运渎组成的运渎网,与原来的运渎格局有所不同:一,新运渎网呈“T”字形,而古运渎则呈直线形;二,运渎网的流域范围仅局限于都城的西南部,而古运渎则纵贯于整个城区。
成书于南宋理宗景定年间的《景定建康志》,是现存最早的南京地方志。该书对五代以来建康城内运渎的走向格局变化状况,有比较详细地记述:
运渎……今所凿在城西门近南,其水东行过小新桥(注:即鼎新桥)而南,经斗门桥流入秦淮。又东北过西虹桥(注:今羊市桥附近),循宋行宫城西迤逦向北,乃其故道。其自闪驾桥(注:即鸽子桥)经天津桥(注:今内桥)而东者合于青溪。又云:今宫城西北兴严寺前有沟,迤逦至清化市东,乃古运渎。但自此而南,悉湮塞不复可辨,虽东南为宫城西堑,疑非古迹。然由宫墙堑至清化桥(注:即闪驾桥、鸽子桥),西折过钦化桥(注:今笪桥),再南则运渎旧迹复见,今乾道(注:即草桥、红土桥)一带河是也。
自五代以来形成的这个“T”形运渎网,由于其东、南、西三条水道均与秦淮河相通,水源终年有济,再加上历代地方官府的不断维修疏浚,至清朝中叶尚保持基本不变,并且还可通行舟楫。道光四年刊印的《上元县志》卷四《山川·运渎》对此有记载说:
运渎……今自斗门桥北流至北乾道桥(注:即草桥);遂东,经太平桥(注:即钦化桥,今笪桥)、景定桥(注:即闪驾桥、鸽子桥、清化桥),至内桥与青溪合;又西经鼎新桥、崇道桥(注:今道济桥)、武卫桥(注:今望仙桥),自铁窗棂出城。水道虽存,久为民居积壤阻塞矣。嘉庆二十二年,盐巡道方体,请于府制,率邑之士绅,自斗门桥至北乾道桥,东至内桥,西至铁窗棂,悉行疏决,始复旧道,可通舟楫。
同治十三年(1874年)刊印的《上元、江宁两县志》卷四《水考·运渎》对以笪桥为结点的“T”字形运渎网,作了更加明确的记述:
运渎水在城西北(笔者按:应是南)隅,自笪桥西流,经望仙桥至铁窗棂出城;又自笪桥东流至内桥与青溪合;又自笪桥西南流,过南、北乾道桥,至斗门桥入于淮(注:指秦淮河)。
据此可知,始凿于三国时代的古运渎(指南北向的河段),和始凿于五代的新运渎(指东西向的河段),所组成的“T”形运渎网,直到清末同光年间尚存在于南京城内。
(二)清溪运河
位于建业城区东部,故又名东渠。是一条纵贯南北的城市运河。据《建康实录》卷二《太祖下》记载:
赤乌四年冬十一月,诏凿东渠,名青溪。通城北堑潮沟,以引江潮。
又据南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五《青溪》条,引顾野王《舆地志》云:
青溪发源钟山,入于淮(注:指秦淮河),连绵十余里,溪口有埭。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江宁县·青溪》也有如下记载:(www.xing528.com)
在上元县东六里,溪发源钟山,下入秦淮,逶迤九曲。吴赤乌四年凿,东渠通北堑,以泄玄武湖水,南接于秦淮,逶迤十五里,名曰青溪。
据以上各代文献记载可知,青溪原是一条自然河流。青溪的上源在钟山南麓,沿途接受地表径流,汇潴而成前湖,再自前湖溢流而成青溪。所谓“诏凿东渠”,实际上是当时孙权下令对这条狭窄弯曲而水源不足的小河流,进行拓宽、疏浚和改造而成的城内运河,并非开凿出一条新水道。同时,还在青溪的上游处开凿潮沟,使青溪与后湖(今玄武湖)和长江相通,以引江潮,补充原有水源之不足,使青溪保持足够的水位,用以通行舟棹。经过人工改造后的青溪,“阔五丈,深八尺”[33],成为当时建业城内可以行舟的最大的河道(见图8-4)。
青溪全长约十五里,其在六朝时代的流经路线,据朱偰先生的实地调查和考证[34],大致如下:自前湖西行入城,沿后宰门街西流,至竺桥后折向西南流,经青溪里苍、五老桥、寿星桥、太平桥,至升平桥后又折向东南流,再经四象桥至淮青桥之南入于秦淮河。全线曲折多拐,故自古有“九曲青溪”之美誉。唐时,青溪上有七座桥,自北而南依次为:东门桥、尹桥、鸡鸣桥、募士桥、菰首桥、四象桥、青溪大桥(即淮青桥)。[35]
由于青溪七桥九曲,风光旖旎,因此六朝时代的青溪两岸,园林别墅毗连,是贵族达官的住区,“京师鼎族多在青溪埭”[36]。也是后代一些致仕官吏和失意士大夫筑庐隐居的理想场所,唐代诗人王昌龄曾担任过江宁丞,对青溪一带的优美环境留有深刻印象,因此他晚年为避安史之乱,到江宁青溪桃叶渡筑庐隐居,不幸为刺史闾丘晓所杀。其同榜好友常建曾到他居住过的青溪庐舍凭吊,作《宿王昌龄隐居处》,诗云“青溪深不测,隐处惟孤云。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37]前四句是唐代青溪风光的生动写照。
从六朝时代到隋唐时代,青溪一向是一条两岸风光优美、河中荡漾扁舟的城市水道。但是到了五代时,因立国于江东地区的杨吴和南唐,在金陵城内修筑宫城和挖掘城壕,将青溪拦腰截为两半,一半在宫城外,一半在宫城内。在宫城外的半条青溪(即青溪的上游部分)与城壕相接,作为护城河的水源;而在宫城内的半条青溪,除下游一段外,其余部分因无上游的水源而完全湮塞。《景定建康志》对此有记载云:
及杨溥城金陵,青溪始分为二:在城外者自城壕合于淮(注:指秦淮河),今城东竺桥西北接后湖者,青溪遗迹固在,但在城内者悉皆湮塞,惟上元县治南迤逦而西,循府治东南出,至府学墙下皆清溪之旧曲,水通秦淮……而钟山水源久绝矣。
上述记载,使我们了解到青溪历史变迁的三个重要状况:一是青溪原来的钟山水源,早在五代时已经断绝,自五代后青溪上游的水源,主要通过城北的潮沟来自后湖(玄武湖);二是青溪中段被截入宫城内,在南宋时已经湮塞;三是青溪下游即自升平桥经四象桥至淮青桥的一段,在南宋时水道尚存,这一段青溪之所以有水,是因为该段青溪半途西通运渎,而南端(即终点)与秦淮河相通,水源常有所济。
到了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都金陵,继五代杨吴、南唐之后,再一次在城内修建宫城,这一次不仅将青溪上游之水全部引入城壕,作为宫城护城河的水源,而且干脆填平了原为青溪上源的前湖。至此,青溪除了其下游自升平桥至秦淮河一段外,其余都湮废。
综上所述,青溪作为一条城市运河,兴于三国东吴,盛于东晋南朝,初毁于五代,再毁于明初。对于一千多年间青溪的兴毁变迁状况,1935年出版的南京地方志——《首都志》[38]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
青溪之流有三变,自吴至唐,由钟山西南,潴为前湖,溢为青溪,由小教场南流,历经西华门、寿星桥、八府塘等,至淮青桥入秦淮。自杨吴筑城掘壕,于是溪水入壕,周流东北,经门楼桥,至升平桥为宫城壕。自明朝填前湖,于是青溪之流内外(注:指宫城内外)俱绝,仅存半山寺一渠,即大阳沟。
(三)潮沟
潮沟不是运河,是为运河提供水源的重要渠道。位于建业城东部和北部。据南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五《江河门·潮沟》条记载:
《舆地志》云:潮沟,吴大帝所开,以引江潮。《建康实录》云:其北又开一渎,北至后湖,以引湖水,今俗呼为运渎。其实,自古城西南行者是运渎,自归善寺门前东出至青溪者名潮沟,其沟向东已湮塞,西则见通运渎。
又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江宁县·潮沟》条记载:
赤乌中所凿吴,引江潮抵青溪接秦淮水,西通运渎,北连后湖……五代时废。今自青溪而西,抵鸡笼山东南,是其故址。
从上引这些记载可知,所谓潮沟,顾名思义是为了引江潮而开凿的一种沟渠。是当时孙权下令开凿许多种类的渠道之一。开凿的时间,上引记载说是赤乌中,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可能是紧接运渎和青溪开凿之后。它北起后湖,走向大致沿今鸡鸣寺路南行,入北水关后,在今北京东路处分为两条渠道。其中一条向西通向当年的仓城(约在今东南大学西侧一带),与运渎北端接通;另一条继续南行至浮桥转向沿今珠江路东段东行,与清溪上游接通。这与上引记载中所谓“东出至青溪,西则见通运渎”的说法是相符合的。
后湖就是今天的玄武湖,三国时代的后湖,湖面相当广阔,并且有着宽阔的水道直通长江。由于潮沟北通后湖,因此它可将江水引入运渎和青溪。实际上潮沟的作用主要是为运渎、青溪提供水源,因为运渎是一条南通秦淮北达仓城的单头水道,如果没有潮沟与其北端相接通,则运渎成为一条死河,早就干涸不存在。至于青溪,虽然原本是一条自然河流,但从其上源钟山和前湖得到的水量却很小,要是没有潮沟向它供给江水,青溪则难以维持其一千多年的存在。因此,潮沟对于运渎和青溪这两条城市运河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从上引记载还可知道,潮沟在唐代尚有大部分存在,但至五代杨吴及南唐在城内修建宫城后,运渎和青溪原有的分布流向格局遭到破坏,潮沟也随之湮塞或消失,已很难寻觅其旧迹。因此,宋人张敦颐在《六朝事迹编类》卷五《江河门·潮沟》条下续记其事云:
《建康实录》所载皆唐事,距今数百年,其沟日益湮塞,未详所在。今府城东门外,西抵城壕有沟,东出曲折,当报宁寺前,里俗亦名潮沟,此近世所开,非古潮沟也。
但也有文献记载认为,后来江宁城内的珍珠河其前身就是潮沟。清道光四年(1824年)刊印的《上元县志》就持这种观点。该书卷四《山川·潮沟》条说:
潮沟疑即珍珠河,考之史志并及今形势,证有数端:《建康志》云:“潮沟吴大帝所开,以引江潮。”其时江至石城,当由今干河沿北通后湖,故晋、宋(注:指南朝刘宋)时皆有在湖肄舟师之事,盖潮沟名为引江潮,而实通湖水,今珍珠河正由北水关引后湖水入城,其证一。《建康实录》云:“诏凿东渠,名青溪,通城北堑潮沟。”今珍珠河入自北水关,于六朝约当为北堑,其证二。《建康实录》又云:“宝鼎二年,开城北渠,引后湖水流入新宫,巡绕殿堂。”按青溪、潮沟二水均在宫城之外,然则潮沟入宫实始于宝鼎年间,至陈人乃有珍珠河之号耳,其证三。
上述证三,是说吴后主孙皓于宝鼎二年(267年),在原有的太初宫之东,建造了一座新的皇宫,取名昭明宫。其所在位置大致在今成贤街西、进香河路东、珠江路北、四牌楼南的范围。又在新宫北面开凿了一条水道——城北渠,北通后湖,引湖水激流入宫内,巡绕殿堂。这座昭明宫极其豪华,因此《建康实录》说它“穷极机巧,费役万工”。
珍珠河位于今南京城内成贤街东侧,其前身很可能就是当年孙皓下令开凿的城北渠。珍珠河之名,始于南朝陈代,相传后主陈叔宝在城北渠泛舟游乐,适遇大雨,雨滴在河面打起无数水泡,随行人员为向皇帝讨个好口彩,遂称满河都浮着珍珠,从此珍珠河之名流传至今。根据上引文献的考证,认为珍珠河的前身是潮沟并无不当,因城北渠确是古潮沟之一。但反过来却不能说潮沟就是珍珠河,因为东吴时代开凿的潮沟并非只是城北渠一条,而是有许多条。因此上引清光绪四年(1878年)《上元县志》所说“潮沟疑即珍珠河”,是不恰当的,至少是这种说法很不严谨。
三国时代东吴政权开凿的都城运河,除了以上所述位于建业城内的运渎、青溪和潮沟外,还有位于城郊的直渎、班渎等。直渎开凿于吴后主孙皓时期,位于建业城东三十五里。南起方山,北通长江,“长十四里,宽五丈,深一丈”,因渎身笔直而得名。据《晋书·成帝纪》和《晋书·温峤传》记载,东晋咸和二年(327年),历阳内史苏峻举兵反叛,次年攻陷京师建康,放火烧房并纵兵大掠。江州刺史温峤奉命率师救京师,峤派遣王愆期、邓岳、纪瞻等为前锋,率领舟师,次直渎,围攻建康,击败苏峻,收复京师。说明直渎不仅可以航行民船,而且还可航行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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