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政权的第三任皇帝曹芳即位后，改元正始。正始二年（241年）五月，吴国大将全琮、朱然、诸葛瑾等率军北伐，分东、西两路进攻寿春芍陂和荆州樊城，魏军经过苦战才将吴军击退。这次战争给予魏国一个深刻的教训：对来自吴国的突然袭击，必须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当时曹魏政权的决策者都认为伐吴灭贼之要，在于积谷。因此计议在前沿一带（今淮河以南地区）从事屯田积粮、开凿运渠，使之运输畅通。据《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记载：
朝廷“时欲广田畜谷以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漕运之道……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
上引记载中提到的邓艾，字士载，河南新野人。《三国志·邓艾传》说他出身贫苦，自幼丧父，替人放牛为生。后靠自学成才，是一个见识出众、智勇兼备的人物。他受朝廷指派，到陈（今河南省淮阳县）、项（今河南省沈丘县）和寿春（今安徽省寿县）等前沿地带进行屯田考察。当时他尚未崭露头角，在太傅司马懿幕下任尚书郎小官。他到达陈、蔡地区后，发现当地田良而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因此写了《济河论》，呈报朝廷，主张屯田两淮，多积粮食，广开漕渠，畅通运输，并提出建议：抽调五万兵士在淮河南北一带实行屯田，其中安排二万名在淮北，三万名在淮南，并实行分班轮流执勤，做到亦耕亦守；同时广开河渠，用于灌溉和交通运输。他还算了一笔细账，如按照他的建议去做，每年的收获，除去一切开支外，还可多余五万斛粮食作为军粮；六七年间，就可在淮河流域一带积存三千万斛粮食，足够十万军队食用五年。有了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征伐吴国必将无往而不克。[18]司马懿对邓艾所提出的“屯田以积粮、开渠以通漕”的建议大为赞赏，当即向魏帝奏准按他的建议去办，于是由邓艾主持开广漕渠的工程。关于开广漕渠一事，《晋书》卷一《宣帝纪》也有记载：
正始三年[19]三月，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
所谓广漕渠，其地理位置在上引两则记载中均没有说明，但《水经注·渠水》东南过陈县北条下有如下注释：(www.xing528.com)
沙水又南，与广漕渠合，上承庞官陂，云邓艾所开也。
上述引文中的“合”，即重合之意。由此可知，广漕渠是在陈县以北的沙水上，而沙水是与浪荡渠合流的，也就是说广漕渠是在陈县以北的浪荡渠上。《水经注》把广漕渠作为一条漕渠的具体名称，则是误会了。因为上引《三国志·邓艾传》所说的“开广漕渠”和《晋书·宣帝纪》所说的“穿广漕渠”，其中“开广”和“穿广”是同一意思，都为动词；“漕渠”则是指用于通航的人工水道，为名词。古今不少学者在引用上述文献记载时，将“开（穿）广——漕渠”，破读成“开（穿）——广漕渠”，以致造成误会。这误会的根源可能就出在《水经注》，由于《水经注》的权威性，后世一些著作如北宋的《太平寰宇记》、清代的《读史方舆纪要》以及现代出版的一些有关论著，都跟着产生了误会。
仔细推敲《三国志·邓艾传》《晋书·宣帝纪》以及《晋书·食货志》《资治通鉴·魏纪六》等有关记载，可以判断为邓艾所开广的“漕渠”就是浪荡渠的某一河段。很可能当时浪荡渠在陈县以北的一段水道，已经淤浅、淤窄而不能航行，以致影响了整条浪荡渠通漕的功能，因此在邓艾主持下进行了疏浚和整治。笔者的这一判断，与上引《水经注·渠水》所说“沙水又南，与广漕渠合”是相符的，因为陈县以北的沙水就是浪荡渠，所谓“与广漕渠合”，意即广漕渠在浪荡渠上。同样，这一判断与上引《晋书·宣帝纪》所说“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也是相符的，因为这里所说的“汴”，是指汴渠。东汉以来，人们常将浪荡渠上段（即从黄河分水口至开封之间）连同汳水称为汴渠，《东汉会要》“汴渠”条下就注明是指浪荡渠，因此“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意即引黄河水入浪荡渠，用以灌溉。
总之，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历史上并无存在“广漕渠”这样一条运渠的实体。如果要说广漕渠是实体，那也就是浪荡渠中一段的异名。因此所谓邓艾“开广漕渠”，只是意味着邓艾疏浚、整治了浪荡渠中在陈县以北的一段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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