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中国运河：曹操平虏渠开通

建安九年（204年）八月，曹操攻克邺城后，袁尚逃奔幽州其二兄袁熙处。翌年正月，曹操攻克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北），擒斩袁绍的长子袁谭。接着挥师北上，进攻盘踞在幽州的袁熙和袁尚。袁熙部下的大将焦触和张南叛降，幽州很快落入曹操之手。此时已成丧家之犬的袁氏兄弟逃往辽西，依附乌桓。

（一）平虏渠的开河背景

乌桓，亦称乌丸，是我国古代北方属于东胡部落的少数民族。公元前3世纪末，东胡为匈奴所灭，余众逃往乌桓山，遂以山名为族名。世居今内蒙古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一带，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室，善骑射，亦狩猎。东汉初，经汉朝廷特许，一部分乌桓人内迁至今辽西、冀北一带居住，从事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东汉末，乌桓首领蹋顿，颇有武略，占据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地区（相当于今辽宁省和河北省东部唐山市一带），势力逐渐强盛。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袁绍与公孙瓒争夺幽州地盘，蹋顿出兵帮助袁绍攻灭公孙瓒，幽州遂为袁绍占有。为报答蹋顿相助，袁绍假托汉献帝名义，封蹋顿为乌桓王；并以自己族女同乌桓贵族通婚，因此袁绍与乌桓之间有着特殊关系。当袁绍的儿子袁熙和袁尚率残部逃入乌桓后，乌桓王蹋顿曾出兵帮助袁氏兄弟企图夺回幽州，但被曹操击败。曹操为了消灭袁氏集团的残余势力，斩草除根，决定远征乌桓。

乌桓远离中土，在交通工具落后的三国时代，要出兵远征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是军粮的运输是个大问题。为此，曹操曾与幕下文武官员多次商议此事，多数人认为大军深入塞外，不仅军粮运输困难重重，而且南面在荆州的刘备必然会劝说刘表乘机出兵袭击许都，到时候弄不好两头吃亏，因此暂不远征乌桓为宜。唯有谋士郭嘉力排众议，主张立即出兵远征乌桓。郭嘉是曹操众多谋士中最受器重的一位，他提出的意见和主张，一般都为曹操所接受，这一次也不例外。考量到远征塞外需要较长时间，粮食和军需物资的运输是头等大事。因此曹操于建安十一年（206年），命董昭先去河北沿海一带开凿运河，以便远征时从水路运输粮食、军需到前线。《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记其事云：

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袁）绍所厚，故（袁）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公（注：指曹操）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渠）入潞河，名泉州渠。

《三国志》卷十四《董昭传》也记载着开凿平虏渠、泉州渠两条运河之事：

袁尚依乌丸蹋顿，太祖将征之，患军粮难致，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昭所建也。

董昭原在袁绍手下任职，对河北一带的地理环境相当熟悉，因为是他向曹操建议开凿这两条运河用以运粮，故曹操派他主持运河工程。

上引记载中的呼沲水即今之滹沱河，是河北地区的一条大河。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泰戏山，向西南流经恒山与五台山之间，再折向东流切割太行山，自西向东横贯河北地区入海。由于滹沱河下游自古以来就游荡不定，河道位置屡经变迁，因此三国时代的呼沲水下游，并不是今天滹沱河下游的实际位置和流经状况，而是自西向东流经今沧州，在今河北省黄骅市东北直接入海。泒水，也是一条变迁很大的古河流，其上游即今潴龙河上游沙河，发源于山西省灵丘县南，曲折东南流，入河北省新乐县境后，其中、下游河道的流经路线因历史变迁的结果，并不是今天潴龙河的位置和状况，其入海处大致是在今天津的海河入海位置。三国时代的呼沲水与泒水，一在南，一在北，都是由西向东横贯河北地区而各自流入渤海的，南北方向并不相通。开凿平虏渠运河的目的，就是使这两条自然河流之间相沟通。

（二）关于平虏渠运河具体位置的三种说法

平虏渠的南口在呼沲水，北口在泒水，呈南北走向，长约一百里。其所在具体位置，由于《三国志》或其他有关史书均无明确记载，而古本《水经注》原有滹沱水和泒水两篇注文又早已失传，在今本《水经注》中看不到。因此，有关平虏渠所在的具体位置，历来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是在今河北省黄骅市西北通向天津市境内一线。这种说法最为普遍，近、现代出版的一些书刊报纸有关文章多持此说。其依据是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河北道沧州鲁城县》条下有记载：“平虏渠在郭内，魏武北伐匈奴开之。”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沧州乾符县》条下有内容大致相同、更为详细的记载：“平虏渠在县南二百步，魏建安中于此穿平虏渠，以通军漕，北伐匈奴，又筑城在渠之左”。经查，鲁城县隋代设置，至晚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改称为乾符县，旧址在河北省黄骅市境的西北部。可知《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的鲁城县与《太平寰宇记》所说的乾符县是同一个地方，都说境内有平虏渠，似乎证据可靠，尤其是《元和郡县图志》，该书为我国现存最早而又比较完整的地理总志，具有历史资料的权威性。其实不然，在今河北省黄骅市境内，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条名为平虏渠的运河。不过这条平虏渠运河，并不是曹操在东汉建安年间开凿的，而是一个名叫姜师度的人在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开凿的。两者在时间上足足有500年的差距。据《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下《姜师度传》记载云：

姜师度，魏人也。神龙（注：705～707年）初，累迁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为河北道监察兼支度营田使，师度勤于为政，又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始于蓟门之北，涨水为沟，以备奚、契丹之寇；又约魏武旧渠，傍海穿漕，号为平虏渠，以避海艰，粮运者至今利焉。

《新唐书》卷一百《姜师度传》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循魏武帝故地故迹，并海凿平虏渠以通饷路，罢海运，省功多。

从以上记载可知，唐代姜师度在开凿这条运河时，是有意“约魏武旧渠”的，就是说是大约依循曹操所开平虏渠路线的，故也称平虏渠。渠道所在具体位置虽然并无明确说明，但新、旧两唐书中一说“并海凿渠”，一说“傍海穿漕”，两者同一个意思。可见这条渠道，离海岸不远，并且傍海岸延伸，当在曹操所开平虏渠东边而无疑。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距姜师度傍海穿渠约100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传说，加上这两条渠道，在同一地区又是同一名称，因此极易混淆搞错。李吉甫很可能把姜师度开凿的平虏渠误认为是曹操开凿的。宋代的乐史未加仔细考查，照搬李吉甫的说法，以致后世的一些引以为据的相关著作或文章，也就以讹传讹了。(www.xing528.com)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在今河北省饶阳县以西的滹沱河上。依据是《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的记载：

更始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循蓟……至呼沱河（按：唐代李贤注云：呼沱河旧在饶阳南，至魏太祖曹操因饶河故渎决，令北注新沟水，所以今在饶阳县北）。

另一依据是《通典》卷一百七十八《州郡八·饶阳》条下云：

滹沱河旧在县南，即光武所渡，魏武王因饶河故渎决，令北注新沟，所在今县北。

上述呼沲水、呼沱河、滹沱河都是指同一条河流，只是不同时代文献的不同写法而已。可以看出，《通典》是照抄《后汉书》李贤注文的。后世学者持此说的真还不少，如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清末杨守敬《水经注疏》等。其中《读史方舆纪要》说得最为详细，在《晋州饶阳县·饶河》条下云：

饶河本为滹沱河之支流，昔时引而北注，合于易水。魏武开平虏渠，饶河为滹沱河所夺，今所存者上流之余水耳。

该书又在《饶阳县·滹沱河》条下引《通典》云：

滹沱旧在县南，魏武因饶河故渎决，令北注新沟水，所以今在北。

紧接着又引北宋《文苑英华》和《续通典》编纂者之一宋白的话云：“决处即平虏渠也。”显而易见，以上所引不同文献的资料，都是来源于《后汉书》李贤的注文。那么，李贤的注文是否可信呢？我们知道，李贤是唐高宗与武则天所生之子，即章怀太子。他在武则天执政时期，曾召集一批学者共同注释《后汉书》，历时六载而成。注释侧重于字句的诠释，而疏于对史料的考证核实。由于当时参与作注的人员较多，而最后又没有严格地进行统稿审订，因此错误较多，有关滹沱河的注释，可能就是这些错误中的一例。

试想，当年曹操开凿平虏渠的目的，是为了远征乌桓时运输粮食的需要，从邺城出发，沿白沟顺流而下至呼沲水下游，通过开凿平虏渠到达泒水下游，再通过开凿泉州渠到达洵河，再通过开凿新河运河到达濡水，这是合乎情理的事。用兵如神的曹操，怎么会将平虏渠，开凿到呼沲河中游的饶阳县境内呢？何况当时沟通白沟与漳水的利漕渠和沟通漳水与呼沲水的白马渠均未开凿，各条河流之间并不相通，孤零零地在饶阳县境内开凿一条平虏渠又有何用？很明显，曹操开凿的平虏渠不在饶阳县境内，而是在呼沲水下游今青县境内，这里正好与同时期开凿的泉州渠首尾相近，这是符合当时曹操北征乌桓的进军与运粮路线的。

至于三国时代在饶阳县境内开凿运河，决呼沲水北入泒水确有其事，不过那是后来司马懿开凿的鲁口渠（本章第二节将详细介绍），并非曹操开凿的平虏渠。唐代李贤等人在注释《后汉书》时，可能将此事张冠李戴了，以致后来以讹传讹。

第三种说法，认为曹操开凿的平虏渠是在姜师度开凿的平虏渠西侧一点。其南口在今河北省青县西南木门店附近的滹沱河上，其北口在今独流镇附近的泒河上。即白沟下游清河的一段，后来又演变成为南运河中一段的前身。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对于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曾进行过深入研究，他在考证曹操开凿的平虏渠的确切地理位置时，根据《水经注·浊漳水》“又东北过平舒县南，东入海”条下引应劭曰：“平舒县西南五十里有参户亭，故县也，世谓之平虏城”的记载，认为曹操在同一时期开凿的另一条运河——泉州渠，因起自泉州县而得名。那么，平虏渠也完全可能因起自平虏城或则平虏城因在平虏渠渠首处而得名。

总之，平虏渠与平虏城在地理位置上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平虏城即西汉参户县治，亦即东汉之参户亭，在今河北省青县西南的木门店。这里正是三国时代呼沲水（即滹沱河）流经的地方。因此可以判定，南起参户亭附近的滹沱河，北至文安县境内注入泒水的平虏渠，就是《水经注·淇水》中所说的“又东北过乡邑南”处的一段清河^[8]。这段清河到后世又演变成为南运河中的一段水道。

综上所述，曹操开凿的平虏渠运河，其所在地理位置，笔者认为，应当以上述第三种说法，最为符合历史事实（见图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