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明帝是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在永平十年（67年）开辟大白渠、绵曼水转汾水至羊肠仓的运道失败后，并未灰心泄气，过了几年，又选择在蒲吾渠的北面，开辟石臼、滹沱河转汾水至羊肠仓的运道。（见图7-3）据《后汉书》卷四十六《邓禹附其子邓训传》记载：
明帝永平中，理滹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建初三年，拜训谒者，使监领其事。
上引记载中的“都虑”，应是当时的一个地名，具体位置已难查考，推测当在石臼河旁。清朝康基田认为都虑就是蒲吾。他说：“都虑亦称都卢，即蒲吾”[25]。而石臼河的地理位置也难确定。康基田认为石臼河就是大白渠流经南行唐县境时的别称。他说：“大白渠至晋以后遂废，渠在南行唐县称为石臼；至平山县（注：即东汉时的蒲吾县）则称蒲吾水，或称冶河，或称甘陶河；流入井陉境内为绵曼水。源出平定县，称泽发水，随地异名。”[26]但据《后汉书》卷三《章帝纪·建初三年》李贤的注释：“石臼，河名也，在今定州唐县东北。”李贤是唐朝人，按唐朝的定州，其地域相当于东汉时代的中山国，而唐县位于中山国的滱水畔，与滹沱河相距甚远，李贤的注释似乎不确切。因此史念海先生认为注释中的“唐县当为唐昌县之误”[27]。唐昌县位于东汉中山国无极县附近，离滹沱河较近，而且唐昌县东北确有一条石臼河。[28]它起自灵寿县以北的滋水（滋水是滹沱河的一条支流），流经南行唐县境，再向东南流入滹沱河。由此可知，石臼河是一条从滋水北岸分流出来的、大致呈西东流向的一条河道。又据《后汉书》卷三十《郡国志·常山国》记载：“南行唐县有石臼谷”。石臼谷无疑是石臼河流经的河谷，东汉时代的石臼河，在司马彪写成《郡国志》时，可能已经干涸，故仅存河谷。东汉时代的南行唐县，位于常山国境内滋水流域，由滋水分流出来的石臼河，流经其县境的南部，这与上引“南行唐县有石臼谷”的记载是相符合的。
石臼河既然是从滋水分流出来的一条河道，当为自然河流，因此上引清人康基田认为石臼河是大白渠流经南唐县境时的别称，并不恰当。其实，说石臼河是从滋水分流出来的也不恰当，而应该说是滋水的一条支流，从滋水分流出来的是木刀沟，不是石臼河。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四《直隶·新乐县·木刀沟》条引《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一《镇州》条说：
岁水出平山县之房山，一名石臼水，亦谓之鹿水，出行唐县东，入新乐县界，为木刀沟。(www.xing528.com)
由此可知，石臼河原是发源于平山县房山的一条滋水支流，自滋水的南岸注入滋水后，在注入口的下方又有一条水道从滋水的北岸分流出来，后世称之为木刀沟，而在汉代时误认为这也是石臼河，于是石臼河与滋水形成交叉形式，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正如史念海先生所说：“滋水源头远在石臼河西北，而其下游又在石臼河之南，成互相交叉形状，疑是后来的演变，并非汉代就已如此。如果汉时已有这样一条石臼河，当是滋水的一条支流。后来由滋水溢出，向东南流去，遂形成所谓木刀沟的一段。”[29]
上面说了一大堆，只是确定了石臼河的大概位置，还没有涉及这条漕路的路线走向。这条从都虑到羊肠仓的漕路，除了东端一小段利用石臼河外，绝大部分运道是利用滹沱河。滹沱河为子牙河支流，发源于今山西省繁峙县泰戏山，向西南流经恒山与五台山之间，至原平市以南的忻口附近折向东流，先后穿越舟山和太行山。东流至河北省献县，与子牙河另一支流滏阳河相会后，称为子牙河，流向东北至今天津市附近入海河，再东流至渤海。历史上的滹沱河，因上、中游河段流经山区，每当多雨时期，洪流汹涌，水势湍急，出太行山后则由于落差很大，以致在平原地区漫流泛滥，使河流常常发生徙移改道，很不安定；而在干旱时期，水量不足或甚小，年径流量很不平均，因此要利用滹沱河航行舟船，必须经过人工改造。东汉永平年间开辟的石臼、滹沱河转汾水至羊肠仓的漕路，其路线走向及开凿工程当如下述：
一是在蒲吾县（今河北省平山县）境内对石臼河上游河段进行疏浚和拓宽，使石臼河成为沟通滋水与滹沱河并可通航的一条运河；从而成为该漕路的组成部分。
二是对蒲吾县以上的滹沱河段，进行整治、疏浚，使这条桀骜不驯的河流，可用以通航。
三是由于滹沱河与汾水属于两个不同的水系，彼此不相通，要从滹沱河转入汾水，就需要在两河之间的分水岭处开凿一段短距离的运河加以沟通。该段运河位于定襄、忻州、阳曲一线，因这里有一条牧马河的自然河道可以利用，减少土方工程量。牧马河，《山海经》卷三《北山经》作木马河，为滹沱河上游的支流，发源于今山西省忻州市西南，向东北流至定襄县境注入滹沱河。清末地理学家杨守敬对东汉永平末年开凿的这段运河，进行过研究，他说：“永平所凿，当自今交城、太原北出，绝汾，经阳曲、忻州之北，至定襄，会滹沱河。”[30]这条短距离运河，从交城、太原北出经阳曲、忻州至定襄，可使汾水与滹沱河沟通。其中忻州至定襄之间正是牧马河流经之地，只需利用现成河床进行拓宽、疏浚即可，而阳曲至忻州之间为滹沱河与汾水的分水岭所在，地势较高，开凿工程艰巨，好在这里有隘口可资利用，这是一个有利条件。20世纪30年代，建成通车的同蒲铁路（从晋北大同市到晋西南的蒲州）就是从这个隘口处通过的，这再一次说明东汉开辟这条漕路时，其选线颇为科学合理，当时的工程勘测技术已经相当发达。
可是，这条石臼、滹沱河转入汾水至羊肠仓的漕路，也同前面介绍的蒲吾渠漕路一样，最终未能开通。主要原因是滹沱河上、中游河段，完全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河道狭窄弯曲，沿途要经三百八十九隘，涨水时期水流湍急，枯水时期河道缺水，特别是沿途多礁石险滩，当时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进行施工，终因受施工工具、爆破手段和技术水平的限制，难以成功。东汉章帝建初三年（78年），该漕路工程的总监官邓训，鉴于“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前后没溺而死者不可胜算”，遂向朝廷建议停办该工程。汉章帝同意罢停此役，改用驴、骡运以替代水运，“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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