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代漕运概况：边境地区漕运停征明年全年

西汉建都在关中。关中地区虽然有“八百里秦川”的沃野膏壤，但耕地面积狭小，所产粮食有限，不足以满足京城和朝廷的消费需求。加上京畿地区总要储备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以防水旱灾害等不时之需，因此朝廷每年都要从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地区征调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从水路运至关中。征调和运输粮食的数量，一般取决于朝廷的开支、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京畿地区的人口数量（包括拱卫京城的军队）等因素。就西汉各个时期而言，汉初高帝、吕后以及文、景二帝时期，因朝廷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加上那时各朝皇帝生活俭朴，又很少对外用兵，因此每年的粮食、物资消费有限，基本上取自关中地区，如有不足，则向关东地区征调一些粮食、物资，作为补充，故数量不多。据文献记载，当时“漕转关东之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19]。这里所说的“中都官”，是汉代对京师诸官府的统称。由于当时朝廷向农民征调漕粮不多，因而从事漕运劳役的人也少，百姓负担不重，社会安定，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可是到了汉武帝时，情况发生剧变，由于皇帝好大喜功，连年对外用兵，军费开支浩繁，宫廷生活又极奢靡，还爱好到处巡游，于是粮食、物资的消耗数量呈直线上升，不仅将几代祖宗遗留下来的“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20]的太仓中大量存粮全部消费殆尽，而且将从关东漕运数量，由汉初的每年数十万石增至每年百余万石^[21]，后又激增至每年四百万石乃至六百万石^[22]，使农民的负担增加了数倍。农民对漕粮、漕运的负担还远远不止这些，到了元鼎（前116～前111年）、元封（前110～前105年）年间，由于国家对外作战的军费和皇帝生活方面的挥霍，长期以来支出无度，国家财政状况早就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因此在桑弘羊（商人出身，当时为主管国家财政的大臣）的建议和主持下，朝廷采取了整顿币制、盐铁专卖、均输平准^[23]以及富人纳粟可以补官、犯人纳粟可以赎罪减刑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千方百计地增加朝廷的收入。这些措施实行的结果，虽然使当时已经枯竭的国家财政得以开源，即找到了新的财源，一时也确实增加了不少收入；但因为没有节流，即无法填补朝廷开支的无底洞，因此仍然解决不了朝廷每年需要大量粮食的问题。最终还是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来弥补当时粮食的短缺，也就是说增加漕粮的征调和运输的数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诸农各致粟，山东（即关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民不益赋。”漕运量从每年四百万石增加到六百万石，增率达五成。由于漕运数量增加过多过快，被迫服徭役参加漕运的人越来越多，使承担着生产粮食重任的关东地区农民不堪重负，也使终年背井离乡、奔波在漕运途中的劳工苦不堪言。致使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危机四伏，出现了“国库空虚，户口减半”^[24]，甚至是“人复相食”^[25]的严重局面。广大农民贫困破产，无以为生，被迫铤而走险，在关东地区的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使曾经空前强盛的西汉王朝，顿时陷入了摇摇欲坠的窘境。所幸这位雄才大略、不可一世的汉武帝，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能及时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他于征和四年（前89年），对群臣说：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至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26]

同年，又下罪己诏（即有名的轮台之诏），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27]。自此以后，他开始收敛边事用兵，以减轻农民负担；并重视农业生产，任命农学家赵过为搜粟都尉（掌农耕事务的官员），积极推广“代田法”以及鼓励使用耦犁、耧车等先进农具，很快使农业产量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经济状况有了好转，从而挽回了当时的危险局势，避免了重蹈秦亡的覆辙。(www.xing528.com)

汉武帝死后，继任者汉昭帝和汉宣帝，先后在大臣霍光的辅政下，吸取汉武帝时的沉痛教训，实行汉初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以及与匈奴和亲的政策，以罢兵、睦邻、力农、富民为治国准则。昭帝在位期间，曾多次下诏减免农民租赋，停止或减少漕运。如元凤二年（前79年）下诏：“朕悯百姓未赡，前年减漕三百万石”^[28]。减少漕粮三百万石的数字是不小的。接着，于元凤三年（前78年）又下诏：“民被水灾，颇匮于食……四年毋漕”^[29]。停征明年全年漕粮。宣帝在位期间，也曾多次下诏减轻农民在漕粮和漕运方面的负担。如在元康元年（前65年）和神爵元年（前61年），曾两次下诏：“所赈贷勿收”^[30]。意思是说，原先由各地官府借贷给一些贫民的种子和粮食，不再收回，一笔勾销。五凤四年（前54年），宣帝又采纳主管农业的大臣耿寿昌的建议：“令边郡皆筑（粮）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31]。这个建议的意思是说，下令那些位于边境地区的郡治，都修筑粮仓，当粮贱时加价买入，米贵时减价卖出。这样，既有利于当地百姓，也可以减少对边境地区的漕运。由于昭、宣两帝在位38年期间，对内采取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减少漕运数量等一系列积极措施；对外实行和亲，不轻易用兵、动武等睦邻政策，因此出现了约40年时间的太平局面，史称“昭宣中兴”。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汉武帝时的漕运情况。当时每年要从关东地区向关中漕运多达四百万石甚至是六百万石的粮食，那么，被列为供应地的关东地区究竟有多大范围、包括哪些地方呢？首先应该指出，后来成为我国米粮仓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西汉时尚未得到完全开发。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意思是说，那里地广人稀，农业生产处于火耕水耨的落后状态，所产粮食至多只能自给自足，所以当时不在供应漕粮之列。其次，位于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后来虽被誉为天府之国，但当时也尚未完全开发，且人口不多，粮食产量有限，加上巴蜀之地处于高山环抱之中，向关中地区漕运粮食，要越过巍巍秦岭，困难很多，所以也不在向关中供应漕粮之列。再次，位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虽然开发较早，也不失为物产丰饶之地，但它位于淮河以南，属淮河流域或长江流域，在汉代人的地域观念中，并不属于当时的关东地区。由此可知，当时所谓关东地区，乃是指函谷关以东，黄河中、下游和鸿沟系统、济水流域一带的中原地区。中原地区是我们祖先最早生活的地方，也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里开发早，耕种技术先进，水利灌溉条件较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又多，因此是我国当时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主要的产粮区。其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河南、山东的全部，山西、河北的南部和中部以及安徽、江苏的北部。由于关东地区的面积比关中地区要大得多，而其物产富庶程度又不亚于关中地区，因此被西汉朝廷定为当时漕粮的供应地。

除上述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关东地区与关中地区是近邻。黄河、济水、鸿沟、泗水等自然河道和人工运河遍布其境内，而且黄河又将关东、关中两地区联结在一起。利用这些水道，可以将分散在各地的漕粮先集中到黄河边的荥阳，那里有规模宏大的敖仓可用以暂时储存，以便中转；然后再利用黄河陆续运到关中长安。既近便，又可降低运输费用。因此，关东地区可以说是当时十分理想的漕粮供应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