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关东的粮食产区主要分布于中原、江淮和沿海一带，后世盛产粮食的江南地区当时尚未得到充分开发。从上述这些地区运输粮食到关中，主要的水路运道是黄河和渭水。黄河水势浩大，其中的三门峡险阻问题，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尚无法解决。因此当时最迫切的是在关中地区开凿一条人工运河，用以取代处处梗阻，无法多运、快运的渭水。
（一）渭水运输功能的先天不足
渭水发源于今甘肃渭源县的鸟鼠山，蜿蜒曲折地流经今甘肃东部和陕西中部的丘陵地区，入陕后则基本上沿着秦岭北侧，自西向东流经整个关中平原，至潼关附近注入黄河，全长800多千米。其中在宝鸡以下约380千米的河道，都是在关中平原上流过的，这就是常被人们称誉为沃野千里的“八百里秦川”。
渭水是我国古代一条重要水道，它水量丰富，流速平缓，因此古人有“渭水多力”[1]的评价。其用于行舟的历史记载可上溯至商殷和西周时代。《诗经·大雅·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说的是周朝的祖先公刘率领族人自邰邑（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南）迁居至豳邑（今陕西省彬县东北）时，曾横渡渭水到秦岭北坡去取木取石，然后利用渭水运至豳的地方建造田园房舍。后来，周文王迎亲时还在渭水上利用许多船只搭建一座浮桥，迎接新娘的到来。《诗经》中的《大雅·大明》：“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就是反映当时在渭水上搭建浮桥迎亲的热闹场面。周成王时，除了在关中丰镐的都城外，又选择位于关东的洛阳为东都。因洛阳“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2]。从四面八方向周朝进贡的物品，都得在洛阳进行中转，从洛阳水运至关中的丰镐，除了利用黄河外，少不了还要利用渭水。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利用渭水大规模地运输粮食，是春秋时代的“泛舟之役”，它被详细地记载在《左传》上。其后，利用渭水运输粮食和其他物品的现象逐渐多起来，及至秦汉两朝，均建都于关中，渭水本可发挥其历史作用而成为秦、汉时代漕运的主干道，无奈渭水存在着先天不足的条件限制，不仅成不了漕运的主干道，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其运输功能日益减弱，以致人们不得不另辟水运途径来替代它。
所谓渭水运道先天不足，是指渭水的水量少，沙滩多，弯道多。①水量少。由于关中地区气候干旱，年降雨量稀少且分布极不均匀，加上渭水两岸都是阡陌相连的农田，需要引渭水灌溉，因此渭水径流愈显不足。而每年降雨都集中在夏、秋季，在雨季，连日降雨，渭水上游山洪暴发，渭水中下游则洪流汹涌，乃至泛滥成灾。这种情况，汉朝的张戎早就指出：“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3]由此看来，洪汛时期，在渭水中行船有覆舟沉船的危险；不是洪汛时期，在渭水中行船，则因水浅而无法行驶装满粮食、吃水较深的漕船。②沙滩多、弯道多。渭水自宝鸡至咸阳一段，河道比较平直；但至临潼附近，自接纳由西北方向流至的泾水后，由泾水带来的大量泥沙，使原本较清的渭水也饱含泥沙。又由于临潼以东，渭水河床放宽，弯道增多，因而流速至此减慢，而水道则变得浅而狭窄，弯弯曲曲，行驶载重漕船有着重重困难。
（二）关中漕渠开凿工程
秦朝和汉初，由于关东地区向关中京师进行漕运的数量较少，受渭水和黄河运道条件限制的矛盾并不突出，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到了汉武帝时，漕运数量激增，不仅需要多运，且需要快运。而当时由关东各地开往关中长安的漕运船队，在弯弯曲曲的渭水中航行，加上又是逆水行舟，既费时又费力，运输费用也大。大司农（西汉时为九卿之一，掌管土地、粮食、财税事务的大官）郑当时，对这种状况十分了解，他于元光六年（前129年）上书汉武帝，建议在渭水南岸开凿一条走向与渭水基本平行的人工漕渠（运河），以取代渭水的运输功能。《史记·河渠书》记其事云：
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
这段记载的意思是说，往常从关东运粮至关中的漕船都是在渭水中逆流而行的，航行时间大约需要六个月。运粮的渭水水路全程九百多里，途中不时遇到难以行船的地方。若从长安向东开凿一条人工运河直达黄河，走向大致沿着秦岭，引水进入漕渠。这条漕渠因为是条直路，容易行船，全程才三百多里，估计路程只要三个月的时间就可到达长安；而且沿漕渠两岸的一万多顷农田可以得到灌溉。这样，既可减少朝廷投入漕运的人力和财力，又能使关中的农田增加产量，多收粮食。
汉武帝认为郑当时提出的建议既合理又及时，当即采纳。下令聘用齐人水利专家徐伯负责规划设计，动员数万名士卒参加施工，历三年而竣工。所开通的漕渠，大大改善了京师长安和关中地区的交通条件。班固在《西都赋》中所描述的：“东郊则有通漕大沟，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所说的通漕大沟，就是指关中漕渠。关中漕渠起自长安城西北三十里今鱼王村附近的渭水，沿渭水南侧向东延伸，经霸陵（今西安市东北）、新丰（今西安市临潼区东北）、郑县（今华县）、沈阳（今华县东北）、武城（今华县东），止于今华阴市东北的渭水，全长三百余里。全线位于秦岭以北、渭水以南的关中平原，地势平坦，坡度微小，从渠首至渠尾的比降仅为万分之三。由于漕渠渠首的水源引自渭水，沿途又陆续接纳了潏水、浐水、灞水、戏水等多条自然河流的水源，因此漕渠水量丰富，水流缓慢顺畅，与渭水相比，在交通运输功能方面不可同日而语，成为当时沟通关中京畿地区与关东地区的一条水运要道。利用这条漕渠运粮比利用渭水运粮，不仅可从原来的九百里水路缩短三分之二的路程；而且可顺利地航行装载五百至七百石粮食的大船，大大提高了漕运的工作效率，使每年运到京师长安的粮食，由漕渠开通前的一百多万石增加到四百万石。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至武帝元封年间，关东漕运量更增加到“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4]
漕运量的不断递增，显然是因为漕渠的开通和启用。因此，漕渠对于满足当时关中地区和京师长安的大量粮食、物资的需求，以及促进关中地区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还值得一提的是，前面引《史记·河渠书》：“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记载中的“表”和“穿”两字，具有丰富的当今科技内涵。所谓“表”，就是选路线、立标记、定高低等技术工作，也就是现代工程建设的勘测设计；所谓“穿”，就是现代工程建设的挖土施工。这种先设计、后施工的做法，说明我国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汉代，在开凿运河工程中，已经采用符合现代工程建设的程序和方法。而水工徐伯，在当时的条件局限下，能够采用科学方法出色地完成关中漕渠工程的勘测设计任务，证明他具有十分高超的工程技术水平。这些成就，在中国运河工程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地位。(www.xing528.com)
（三）关中漕渠的起讫点究竟在哪里？
关于汉代关中漕渠的渠首和渠尾所在位置，因文献记载过于简略甚至不相一致，致使后世的学者产生了不同的理解，直到目前尚未取得统一认识。
先谈关中漕渠的渠首位置，也就是漕渠的起点在哪里？一种观点认为，关中漕渠的起点是在汉代长安城西北的渭水南岸，即今西安市西北的鱼王村附近。理由如下：①《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的记载均为：“引渭穿渠，起长安。”因此，其起点在长安城附近是毫无疑问的。②经实地踏勘调查，发现距今西安市西北15千米鱼王村一带的沣水河道，在西汉时期原是渭水河道。当时这一段渭水河道并不宽阔，加上渭水流至这里时折向东北，然后再折向东流，就地理位置和条件来说，在此处修建渠首工程不仅困难较小，而且对引水入渠十分有利。③隋唐时期开凿的关中漕渠（指隋朝开皇年间开凿的广通渠和唐朝开元年间开凿、太和年间重开的漕渠），其路线、走向等虽然与汉代漕渠大致相同，但漕首的地理位置并不在一起。具体说，汉代关中漕渠的漕首在汉长安城西北；隋唐时期关中漕渠的漕首是在唐咸阳城西十八里处，也就是说位于汉代关中漕渠渠首的西面。[5]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汉代关中漕渠的起点在唐朝咸阳城西十八里处的渭水南岸，唐朝咸阳城在今咸阳市东的钓鱼台附近。理由如下：①唐文宗大和年间，中书侍郎李石奏报咸阳县令韩辽建议开凿漕渠（即兴成渠）时说：“旧漕渠在咸阳西十八里，东达永丰仓，自秦汉以来疏凿，其后湮废。”[6]所提到的旧漕渠，既然是东达永丰仓，永丰仓即广通仓，当是指隋初开皇年间开凿的广通渠。而广通渠是根据汉代关中漕渠遗迹重新开凿的，由此可以证明汉代关中漕渠的起点，是在唐朝咸阳西十八里处的渭水南岸，即今咸阳市钓鱼台附近。②今咸阳市钓鱼台附近的渭水河道相当狭窄，不似汉代长安城附近宽阔，筑堰引水比较容易。据此，说汉代关中漕渠引用渭水处在今西安市西北，这不仅与文献记载不合，按之当地的地形、方位也是不可能的。[7]
以上两种说法，各有充分的依据和理由。由于文献记载不明确，加上渭水河道已发生很大变迁，因此至今尚未取得一致认识。
除上述以外，还有认为汉代漕渠起始于昆明池的，如《水经注·渭水》说“（霸水）又东北迳新丰县，右合漕渠，汉大司农郑当时所开也……其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东至于河。”按关中漕渠开凿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竣工于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而昆明池开凿于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两者前后相差六至九年，也就是说，在开凿漕渠时尚不存在昆明池。显然，昆明池也不可能是漕渠的起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昆明池也可算是漕渠的起点。昆明池是一个人工湖泊，位于长安城西南的滈、潏二水之间（今西安市斗门镇东南），周四十里。池水主要来源于附近的滈水和潏水。当时开凿昆明池的起因：一是为了解决长安城内用水的水源；二是为了准备讨伐位于今云南境内滇池一带的昆明国而训练水军之用。后来，又在昆明池的东面开口、挖渠，引池水东北流，经长安城西北，至灞水以西分为二支，一支水北注渭水，一支水东流与漕渠相接。从昆明池至与漕渠相接这一段渠道，史称昆明渠。由于昆明渠成为漕渠的上源，后世多以昆明渠为漕渠的延长段。这样，漕渠的起点也就西移至昆明池。由此看来，《水经注》认为昆明池是漕渠的起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了（见图6-1）。
图6-1 关中漕渠走向示意图[8]
再说关中漕渠的渠尾位置，也就是关中漕渠的终点在哪里？《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的记载均为：“引渭穿渠……至河三百余里。”而《汉书·武帝纪》的记载是：“穿漕渠通渭”。由于文献记载不一致，使后世学者无所适从。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材料，可以认为关中漕渠尾闾“通渭”的可能性比“至河”要大。理由是：①《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均为：“渠自长安至华阴。”我们知道，西汉时在京兆尹东部设有船司空县，其境域位于华阴县的东面，而治所就在渭水入黄河处附近。如果漕渠尾闾确是入河的话，则入河处必在该县境内，文献记载也应是“渠自长安至船司空”。然而上述文献记载均是“至华阴”，可见当年漕渠竣工时，其尾闾是在华阴县境内通入渭水的。②西汉朝廷为适应漕粮运输过程中，从黄河至渭水或漕渠往陆路换船中转的需要，特在渭水入黄河处附近设置京师仓[9]，用于储存粮食和其他物资。京师仓的遗址已在近年被考古工作者发现，位于今陕西华阴县境东北部的卫峪乡段家城和王家城北的瓦渣梁上。[10]它处在渭河南岸第二阶地上，北面临近渭河，东北方向离渭河入河口也不远。有“京师瓦当”字样的瓦当等遗物出土，证明这里确实是西汉京师仓的遗址。③渭河入口在黄河直角转折处。河水自龙门奔腾直泻而来，水大流急，尤其在山洪暴发时，浊浪排空，势不可挡。而漕渠是人工河道，水势微弱，如直接通向黄河，则有河水倒灌、顶托，泥沙常淤渠口等严重弊端；如先入渭水，再通向黄河，则可大大减少种种弊端，汉代漕渠的规划设计者不会不考虑及此。综合以上三点理由，笔者以为汉代漕渠尾闾应是通向渭水，而不是直接通向黄河。
但是，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汉代关中漕渠的尾闾确是入渭，也并不意味着《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的记载是错误。应该说，这些文献记载都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原来，在历史上位于船司空县（在今潼关县以北）上下一段黄河，其河道不时作东西向的来回摆动，而且摆幅很大。这里有实例可对此现象作证：汉武帝时，河东太守奏请并获准在河东的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蒲阪（今山西省永济市）一带开垦河边荒地，并开渠引黄河水进行灌溉，获得较好的收成。但是好景不常，没过几年，因这一段黄河向西移位，位于河东的开垦区无法引水灌溉而再次成为干旱荒地，连朝廷原先的投资也无法收回。[11]由于在河东开垦河边荒地，时间上是在开凿关中漕渠稍后，据此可知，正是由于黄河的河道西移，原在华阴县境内的一段渭水尾闾，包括漕渠入渭处在内，都被淹没在黄河中。因此在200多年以后，司马迁写作《史记·河渠书》时，当时的漕渠尾闾确实是通入黄河的，司马迁照实写了。而《汉书·沟洫志》有许多内容都是照抄《史记·河渠书》的。于是这两部文献的记载都说漕渠是“至河”的。及至东汉班固写《汉书·武帝纪》时，黄河这一段河道又向东回徙，露出了原有的漕渠入渭处，因此《汉书·武帝纪》的记载是：“穿漕渠通渭。”这也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总之，是由于自然界情况发生变化，不能认为《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记载有问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