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巡游吴越地区行经路线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出于宣扬皇帝声威、扩大政治影响、震慑六国残余势力、巩固秦王朝基业的需要，自统一全国后的第二年（前220年）开始，在十年内先后进行了五次全国范围的巡游。每次出巡，带着大批随从官员，沿途祭祀名山大川，到处刻石立碑，颂扬秦朝统一全国的功德。其最后一次巡游，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目的地是原楚国的东部地区。首先到达云梦（今湖北省境内的江、汉湖泊群地区）地区，接着沿江东下，进入长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原吴、越地区，最后到达会稽（今浙江绍兴），祭祀大禹。《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述其事云：

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玡……至平原津（注：今山东省平原县境内古黄河畔）而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

由于《史记·秦始皇传》的记载过于简略，无法知道这次巡游的具体行经路线。幸好《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也有这方面情况的较为详细的记载：

秦始皇帝以（于）其三十七年，东游之会稽。道度牛渚，奏东安、丹阳、溧阳、故鄣、余杭柯亭南。东奏槿头，道度诸暨、大越。以（于）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钱塘浙江岑石，石长丈四尺……刻文立于越栋山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已去，奏诸暨、钱塘，因奏吴，上姑苏台……去，奏曲阿、句容、度牛渚。

综合以上两种文献的记载，秦始皇这次巡游吴、越地区，采取水陆并用的交通方式，其出行路线，大致可以勾勒如下：

自咸阳向东南，循蓝武大道出武关至南阳，再经襄阳至江陵，到达今湖北省境内的云梦地区。改由水路循长江顺流而下至牛渚（今安徽省马鞍山市采石镇），经丹阳（今安徽省当涂县的小丹阳镇）循中江（即胥溪运河）东行，横穿鄣郡（汉朝改称故鄣县，其辖区在今浙江省安吉县及其以北、太湖以西一带）境，进入太湖，斜渡太湖西南角，入乌程县（今浙江省湖州市）境，溯东苕溪^[33]至余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到达钱塘江北岸。因江面宽阔风浪大，无法渡江，不得已沿着江岸西上，至狭窄处（今浙江省富阳附近）渡过钱塘江，转而向东经诸暨至大越（即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秦始皇在会稽除了祭祀大禹外，还下令将世居会稽一带的越人，分别强迁至余杭、鄣郡（今浙江省安吉县一带）等地，以防越人在当地聚众造反。

据笔者考证，秦始皇前往会稽时，曾途经太湖南岸的乌程县（即今浙江省湖州市）境，并从该县境内，由水路溯东苕溪向南至余杭县境和钱塘江北岸。其依据有下列三条史料：

其一，《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和《汉书》卷三十一《项籍列传》均有如下记载：（项）梁尝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梁下，每吴中有大徭役及丧事，梁尝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这里所谓“吴中”，千万别误会是指苏州，而是泛指太湖周围地区。因春秋时期，太湖周围一带均属吴国领土，故称吴中。如再联系以下的依据，则可进一步确认所谓“吴中”的具体地点。

其二，据历史文献记载，今浙江湖州市境内有许多项羽祠、庙等遗迹。如《后汉书》卷三十二《郡国志》吴郡·乌程县下引《吴兴记》云：“县西北其山（注：应为弁山）有项籍祠。”又如，唐朝大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于代宗大历七年至十二年（772～777年）任湖州刺史期间，曾为位于湖州城西北十八里处的弁山“项王庙”立碑，并撰写碑文云：“西楚霸王当秦之末，与其叔梁避仇于吴，盖今之湖州也。虽灭秦而宰制天下，其魂魄犹思乐兹邦，至今庙食不绝。”^[34]弁山，亦作卞山，在湖州城之西北，其处在唐朝前就有项王庙，并有项王走马埒、饮马池、系马石等历史古迹遗留下来。^[35]说明秦末时项梁、项籍叔侄两人曾避居于此。从而可以进一步确定《史记》和《汉书》所说的“吴中”，乃是指位于太湖南岸的乌程县。更具体地说，是指乌程县城西北十八里的弁山一带。

其三，《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一《湖州府·归安县·溇泾》条下有记载云：“府东北二十六里有项浦，亦曰掩浦。秦始皇东游会稽时，项梁与项籍私往观之。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盖即此处。又，今（湖州）城北奉胜门，俗名霸王门，亦以项籍得名云。”^[36]所谓项浦，既然是在湖州城东北二十六里处，则与苕溪有关系，因苕溪是流经湖州城东北一带注入太湖的。由是可知，所谓项浦或掩浦，很可能是苕溪的某段河道。当年项梁与项籍叔侄两人避居在湖州西北的弁山一带，听说秦始皇要途经湖州的苕溪，特地从弁山赶往苕溪附近等候窥看，终于看到了秦始皇的庞大船队在苕溪中航行，年轻气盛的项籍不禁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后世的湖州民间为纪念项羽，遂称苕溪的这一河段为项浦或掩浦。(www.xing528.com)

将上列三条文献记载并与前面所引《越绝书》的记载联系起来看，通过秦末项梁、项羽避仇于吴中期间，看到了秦始皇巡游吴越地区时、途经他俩避居地的这一历史事实，可以清楚地证明当年秦始皇东巡会稽时，是取道太湖南岸的乌程县（今浙江省湖州市）境，溯苕溪（在湖州境内的东苕溪）向南到达余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以及钱塘江北岸的（见图5-2）。

图5-2　秦始皇巡游吴越地区路线示意图^[37]

秦始皇巡游吴、越地区，当时去的路线有如上述；但从会稽返回时，并非走原路。其返程路线，根据上引《越绝书》记载，大致是：经诸暨沿浦阳江顺流而下，渡钱塘江至钱塘，再向北循百尺渎等水道至苏州，再循古江南河经无锡、曲阿（今江苏省丹阳市）至江乘（今江苏省镇江市北）。按正常情况，其时应该溯长江和汉水回关中。但是当时秦始皇的心中，却念念不忘着九年前第二次巡游至琅邪（今山东省青岛市境）时，当地人所说的长生不老药。因此在这次结束对吴越地区的巡游后，他决定绕道北上再次去琅玡，以寻求这种神药。但他万万没有预料到，他绕道北上琅玡，不仅没有取得长生不老药，而且竟走上了不归之路。

秦始皇这一次东巡，除了发生病死归途中的这一重大事件外，还有一事值得提及，即在这次东巡吴、越地区之前，曾派遣三千名赭衣人，凿断位于丹徒、丹阳之间的冈陇，一方面是为了败坏所谓“王气”；另一方面则需要开凿出一条可以行舟的水道。据唐人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润州丹徒县》条下记载云，“初，秦以其地有王气，始皇遣赭衣三千人凿破长陇，故名‘丹徒’。”又，该书《丹阳县》条下记载：“本旧云阳县地，秦时望气者云有王气，故凿之以败其势，截其直道使之阿曲，故曰曲阿。”

成书年代比《元和郡县图志》要早的晋人张勃所撰《吴录》和南朝人顾野王所撰《舆地志》，都有关于秦始皇使人开凿位于丹徒、丹阳之间冈陇的记载，说明此事并非子虚乌有。

当年秦始皇使人凿断冈陇的具体地点，是在丹徒城东的京岘山下的龙目湖一带，南朝刘宋时的刘桢所撰《京口记》对此事有记载：“秦皇东游，观地势者云：此处有天子气，遂遣赭衣人凿湖中长冈使断，因改为丹徒，今水北注江也。”^[38]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丹徒县·京岘山》条下也说：“在城东五里，一名丹徒岘。相传秦时所凿以泄王气处”。现代水利史专家武同举所撰《江苏水利全书·江南运河》指出：“秦始皇凿京岘山南坑，疑即今镇江东南新丰镇上下之运河，南接丹阳界，即古大小夹冈。”

从以上写于不同时代的各种记载表明，秦始皇在出巡前因听了一些观风水者的胡言乱语，遂派人凿开了丹徒与丹阳间的冈陇。其直接原因是为了斩断“龙脉”，以败坏“王气”。其实，所谓“王气”，就是当时潜伏在民间的反秦势力。历史证明，后来推翻秦朝统治的，正是这些来自民间的势力。例如，首先揭竿起义、扬起反秦大旗的陈胜、吴广，是起于草莽之间的贫苦农民；接着，刘邦和项羽的反秦也是起于民间的。刘邦“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39]。项羽虽然是楚国将领的后代，但楚国灭亡之后，也只是秦国统治下的一名普通百姓，《史记·项羽本纪》说他曾与其叔父项梁避难于吴中，混迹于民间。诸如这些隐匿在东南一带民间的反秦势力，是秦始皇的心腹之患。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之。”这是秦始皇忐忑心情的自我表白。他之所以要一次接一次地巡游全国，目的就是为了随时随地发现和铲除这些隐匿在民间的反秦势力，而凿开丹徒、丹阳间的冈陇，正是贯彻这一巡游宗旨的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