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为了安定边境、扩大国土版图，进一步完成统一四海的大业，接着对位于南方的岭南地区大举用兵。
当时，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百越人。据《汉书·地理志下》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越）杂处，各有种姓。”可见百越人分布范围之广。但百越并不是他们的族名，而是秦汉时代华夏族（汉族的前身）对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种姓的越人的总称。
百越人民世世代代以其辛勤的劳动，在那里开辟和开发自己的家园，并早在西周和春秋时代，越族就同中原的华夏族之间有着交往联系，《诗经·大雅·江汉》：“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至于南海。”意思是说，周宣王命令召伯虎，征伐四周方国，开拓周王朝疆土，直到南海。《逸周书·王会解》也记载着岭南各族向周王朝进献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翡翠鸟等珍贵特产的情况。到了战国时代，楚相吴起曾奉楚悼王之命“南平百越”[1]。随着楚国势力的南伸，岭南地区与长江流域地区的来往和交流更加密切，这给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广东、广西各地的春秋战国时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有兵器、生产工具、乐器、酒器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乐器铜鼓。这些出土的铜鼓，虽然具有浓重的岭南地方特色，但其花样、纹饰等明显带有楚国青铜文化的痕迹。特别是当地具有较高水平的青铜器冶炼和铸造技术，充分反映了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有着长远的、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与联系。
在秦始皇统一岭南地区以前，居住在那里的百越人，大多还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历史阶段，他们按部族和居住地域的不同，组成许多部族和部落联盟，如于越、瓯越、闽越、南越、西瓯等。其中的于越，主要分布在以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中心的钱塘江流域一带，其民有“剪发文身”[2]的习俗，并有“以船为车，以楫为马”[3]，擅长水上活动的特点。春秋后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称霸的越国，就是越人建立的。后来，越国被楚国攻灭吞并，一部分于越人有如鸟兽散分居各地，逐渐与华夏族融合。到了战国后期，秦国攻灭楚国后，不少原来聚居在一起或数地的于越人，又从秦国迁徙到太湖西南的浙北和皖东南地区。据《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记载：“乌程（注：今浙江省湖州市）、余杭、黟、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刻石徙之。”从此，于越人几乎都与华夏族融合为后来的汉族了。瓯越，大致分布在以今温州为中心的浙江南部瓯江流域和福建北部一带，是于越的分支，故其民也有“剪发文身”的习俗。《史记·赵世家》记载说：“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闽越，主要分布在今福建闽江流域和粤东、赣南一带，其民“非有城郭邑里也，处豁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4]秦灭楚后，进军瓯、闽地区，对于当地越人首领，“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5]南越和西瓯，主要分布在今广东、广西地区，民性强悍，《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云：“岭外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但也擅长水上活动，《淮南子·原道训》云：“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象鳞虫；短绻不裤，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以上这些统称为百越的少数民族，大多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也有部分居住在海边或山里，过着流动的渔猎生活。到秦并六国后，除了南越、西瓯以外，其余各部族越人，都已先后被秦军征服，其地也已纳入秦朝版图。
为了征服南越和西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发兵五十万，分五路进攻岭南。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
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注：即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
当时，秦军进攻岭南的规模很大，战线很长。兵分五路，水陆并进。五路秦军沿着五岭山脉各个隘口通道部署，作战计划十分缜密。现就其五条进军路线自西向东分述如下。
“一军塞镡城之岭。”镡城之岭即今之越城岭，它是五岭中最西边的一岭。在越城岭东侧，是长江支流湘江与西江支流漓江的分水岭，说是分水岭，其实只是相对高程仅三四十米的低矮山冈，而且地势平缓，形成隘口通道，早就是五岭南北民间往来的交通要道。后来监禄选择在这里修建灵渠运河，把湘江与漓江连接起来，正是利用了这里的有利地形。部署在此的这一路秦军，进则可以沿漓江而至苍梧（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再顺西江而下直达番禺；退则可以扼守越城岭隘口，起到“塞”的作用。
“一军守九嶷之塞”。九嶷指九嶷山，在今湖南省蓝山县西南，正当五岭之一的萌渚岭附近，岭间也存在着隘口通道，湘江支流潇水上游与岭南西江支流贺江上游就在这里相距不远。从潇水上溯，越过萌渚岭隘口，就进入岭南贺江上游地区，沿贺江而下可达苍梧，再从苍梧顺西江而下可达番禺。因此，部署在此的这一路秦军，也同西面的越城岭一路秦军一样，可以进退自如，攻守两便。
“一军处番禺之都”。番禺，即今广州市。是当时南越族人的首府，也是当时秦始皇下令向岭南进军的首要攻占目标。各路秦军的兵锋，虽然都是指向番禺，但都需迂回绕道，路途较远。因此需要专门安排一路秦军，用“暗渡陈仓”之法，走间道捷径，直插番禺，这样可使南越族人措手不及，难以抵抗。这路直插番禺的秦军，上引文献记载中没有说明其进军路线，但据分析，可以认为当时很可能取道湘水，溯其支流耒水而上，越过五岭之一的骑田岭，骑田岭山体破碎，多隘口，至岭南的溱水（今北江支流武水）或溱水的支流湟水（今北江支流连江）上游，再顺溱水而下直达番禺。这条通向岭南的间道捷径，成为后世往来五岭南北诸多通道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汉武帝时，派兵平定南越叛乱，伏波将军路博多“出桂阳，下湟水”，走的就是这条路线。(www.xing528.com)
“一军守南野之界”。南野位于赣水上游支流豫章水旁，今江西省南康市西南。豫章水（今章水）的源头就在五岭中最东面的大庾岭北麓，而大庾岭南麓则是岭南溱水的另一支流浈水的发源处。作为分水岭的大庾岭也存在着地势平缓的隘口，这里是当时秦朝与南越疆域之界。秦时大庾岭隘道可能尚未开通，故这一路秦军的任务主要是“守南野之界”，当然必要时也可从这里发起进攻，只要越过大庾岭隘口，便进入岭南地区，沿浈水顺流而下，即可直达番禺。后来，汉武帝平定南越叛乱时，也是兵分五路进军岭南，其中楼船将军杨仆一路汉军，“出豫章，下浈水”，最先到达番禺，走的就是这条路。从此开通了大庾岭隘道，成为五岭南北交通要道之一，至北宋时，设立梅关，并开山拓路，遂成车马之途。
“一军结余干之水”。余干即今江西省余干县，余干县位于信江之滨。余干之水即今之信江，上溯可通秦时之闽中郡（今浙江省南部和福建省）。闽中郡原是瓯越和闽越的境域，不久前为秦军攻占而设置闽中郡。结，就是结集。这一路秦军结集在余干水一带，显然是监视并威慑瓯越和闽越，如果他们出兵帮助南越抵抗秦军，则这一路秦军就会溯余干水而上进攻瓯越和闽越。据此可以看到，当时五路秦军的部署，是十分周密的。
当时秦军的主攻目标是南越（在今广东省境内，首府是番禺）和西瓯（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带）。因此，主要的战斗任务落在镡城、九嶷山和直插番禺这三路秦军的肩上。结果是，中路秦军在东翼大庾岭一路秦军的有力配合下，进展顺利，直插番禺获得成功。但是西翼两路秦军的进攻很不顺利，遭遇到西瓯越人预料不到的顽强抵抗，使秦军伤亡惨重。“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杰俊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6]西瓯越人化整为零，凭借对地形熟悉的优势，采用你来我避、你走我打的战术，往往在秦军“士卒劳倦时，越人乃出击之”[7]，迫使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长期处于战争紧张状态而疲惫不堪。最后因“旷日持久，粮食乏绝，越人击之，秦兵大败”[8]，秦军统帅屠睢被杀，而且“伏尸流血数十万”。
秦军的战斗力一向很强，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可谓是攻无不克，所向披靡。如今谁也没有料到，在进攻各方面都比秦朝落后得多的岭南越族战争中，竟会遭遇如此困难和惨重损失。当时秦始皇正在进行第二次巡游全国，可能是在巡游途中得到了岭南战争因前线严重缺粮、秦军伤亡惨重的战况报告，当即在泗水之畔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调头，直奔今湖南湘江一带而来，不巧遇上洞庭湖大风，波浪翻滚，无法过湖。秦始皇不禁大怒，下令砍光了湘山（今湖南省岳阳县境内的君山）上所有树木。对此事，《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载云：
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注：今湖北黄冈北）、南郡（注：今湖北江陵西北）。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
当时，秦始皇在巡游途中，临时决定要去湘江上游一带视察，虽然因大风受阻没有去成，但他惦记着岭南前线的战况和缺乏粮食的窘况。而山路崎岖，要将粮食运往岭南十分艰难，战争又不知要拖到哪年哪月才能结束。该怎么办呢？于是作出了“使监禄凿渠运粮”[9]的决策。监禄（监是官名，秦朝设有监御史的官职，主监察事宜，监即监御史的简称。禄是人名，因其生平已失传，故后世称其人为监禄，也有称其人为史禄的，实为同一人）受命开凿运粮渠道后，当即组织人力进行这项工程建设，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灵渠。可以说，秦始皇的这一决策既及时又正确。说他及时，是在预见到这场战争不可能速战速决时，就能当机立断及时下令开凿灵渠，解决军队和粮饷的运输问题；说他正确，是任命监禄担任开凿灵渠的任务，而不是任命别人。当时秦始皇任命监禄开凿灵渠的决策依据是什么，史书没有记载。但有理由可作如下推测，即当时秦始皇巡游至洞庭湘山时，很可能就是根据监禄的建议而作出这一决策的。因为监禄一开始就负责这次进军岭南的粮饷运输工作。据明代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一记载：“史禄（注：即监禄），其先越人，禄仕秦，以史监郡。时始皇帝伐百越，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遣禄转饷。”在灵渠开通前，粮饷运输是采取水陆联运方式，即从水路溯湘江而至上游，改从陆路越过分水岭，再改从水路自漓江上游而下，运至岭南秦军作战前线。因此监禄对于湘江和漓江的水道通航状况，以及两江上游分水岭地区的地形情况十分熟悉，据此奏请秦始皇在湘、漓两江的分水岭开凿运河，获得批准而受命凿渠，这样的推测是完全合理的。
关于监禄是哪一年开始开凿灵渠的？各种史书均无明确记载。据法国学者鄂卢梭在他所著的《秦代初平南越考》（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一书中论证，认为开凿灵渠始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因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攻灭六国中的燕、齐最后两国后，即发动统一南方百越的征伐战争。在进攻岭南之初，遭到西瓯越人的顽强抵抗，“三年不解甲弛弩”。由于军事行动受阻，运送援军和粮饷困难，才命监禄开凿灵渠。此时战争已打了三年，故应为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开始开凿灵渠。这一论证，颇为有理。
灵渠工程艰巨，因此修建了好几年才完成。完成年代史无记载，但大致可确定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以前，有了这条从中原直通岭南的水道，大批援军和粮饷得以源源不断地运达前线，最后终于攻杀了西瓯越人的首领译吁宋，扭转了战局。就在此关键时刻，秦始皇下令：“发诸尝逋亡人（即曾经逃亡过的犯人）赘婿（注：即那些从小就典押给富户当奴隶，过期不赎，主人给他娶妻后用当奴隶者）、贾人（即商贩）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10]就是说，征发五十万中原地区的下层民众，将他们迁移到岭南前线当兵，以夺取最后胜利；并安排他们在新设的桂林、象、南海三个郡内与越人共处杂居，用以全面控制岭南地区。从此，岭南地区纳入中国疆土的版图。翌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又将那些“治狱吏不直者”谪徙到“南越地”[11]，与越人共处杂居，从事农垦生产，开发岭南地区。此外，还应南越王尉佗的请求，征派了一万五千名“无夫家者”女子到岭南地区“为士卒衣补”[12]。这样大规模而又一批接一批地向岭南地区移民，都是在灵渠开通后的条件下才能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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