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交通的早期开发

战国时代，秦楚两国交战频繁，为了运兵运粮的需要，竞相开发、利用长江（今宜昌以上）和汉水（今丹江口以上）以及其他河流的水运交通，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交通的发展。

秦国于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攻灭了位于今四川省境内的巴、蜀两国，将巴蜀和汉中地区纳入秦的版图，使秦国疆域扩大到与楚国西部边境直接相邻。由于控制了长江与汉水的上游地区，形成高屋建瓴之势，就可随时随地顺流而下进攻楚国。因此秦灭巴蜀后，立即在当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开发和建设，如迁入大批移民，修筑成都与郫都区等城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以及开发岷江至长江三峡水运交通等，其目的是增强当地经济、交通和军事实力，为从水路进攻楚国作准备。不久，秦相张仪为破坏楚、齐合纵抗秦，于公元前313年前后到楚国游说连横政策。他对楚怀王说：“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扦关，扦关惊，则从竟陵已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8]汶山即岷山，古代认为长江发源于此。扦关，楚、蜀交界的边关，楚悼王时设置，在今重庆市奉节县东瞿塘峡北岸，过关出三峡即直接威逼郢都。巫郡，楚郡邑，在今四川省巫山县东北。黔中，楚国西部辖区和战略要地，即今四川省东南部、贵州省东北部、湖北省西南部和湖南省西北部一带。张仪这一席话虽然充满了恫吓威胁的口气，但他对从巴蜀的岷江到楚国的郢都，诸如航行里程、航行速度、路途时间、船舶载重等如数家珍，说得非常清楚具体，这无疑反映了当时秦国所具备的组织大规模水运和穿越长江三峡的航行实力。公元前280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9]。这次从巴蜀沿江东下的大规模水运和军事行动，使张仪所说的话得到了证实。

秦国还因占有汉中地区，凭借其控制汉水上游航运权的优势，对位于汉水中下游地区的楚国构成严重威胁。所以秦国曾警告楚国说：“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夏季水涨）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10]。五渚，即湘、资、沅、澧、荆五水，泛指今洞庭湖一带。说明战国时代的汉水，其通航里程很长，上游可以一直通达今陕西汉中一带。后来，秦将白起大举攻楚时，其中一路秦军就是从汉中乘船，沿汉水顺流而下攻入楚境的。

战国中期以后，秦国渐强而楚国渐弱，在秦国一次次的军事进攻中，楚国北部和西北部的疆土大片大片地被秦国蚕食。楚国为了弥补疆域的日益萎缩，将目光转向西南蛮夷地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史记·西南夷列传》有如下记载：

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至滇池，地（注：百衲本作池字）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其事，《后汉书·西南夷传》也有如下记载：(www.xing528.com)

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国留王滇池。以且兰椓船牂牁处，乃改其名为牂牁。

两种历史文献记载的同一件事，而其人名、入滇时间和入滇路线却不一致。关于人名，历来都认为庄、庄豪是同一人。关于入滇时间，现考辨如下：我们知道，楚威王的在位时间是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329年。而秦将司马错从巴蜀沿江东下，攻占楚之黔中郡是在公元前280年（楚顷襄王十九年），秦将白起攻陷楚之郢都并进军至洞庭湖一带，是在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如果按《史记》所说，庄入滇是在楚威王时，则此事的发生，距离黔中郡被占领至少有49年，距离郢都和洞庭湖一带被占领至少有51年。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庄入滇已有50年左右之久，怎么会出现《史记》记载中的后半段“欲归报，会秦击夺巴黔中郡，道塞不通”的情况？这很明显，问题出在《史记》把庄入滇的时间搞错了。这个错误，早在唐代杜佑的《通典》中已被指出。而《后汉书》说庄豪入滇是在楚顷襄王时，这与黔中郡等被占领，在时间上不矛盾，比较符合历史事实。关于入滇路线，《史记》的记载是：“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至滇池”。意思就是沿着长江上溯，夺取巴蜀以西的地方……到达滇池。巴蜀以西的长江，可能已进入金沙江了，这条路线的里程很长，要逆流而上，困难很大，尤其在进入今宜宾以西的金沙江后，水流湍急，困难更大，这在航运技术和舟棹工具都很落后的战国时代，实在是一次充满风险的航运活动。关于这事，有学者认为当年庄“自枳（注：今四川涪陵）溯延（江）水（注：即今之乌江），经牂牁、夜郎至滇池”^[11]。延江水发源于古夜郎国（今贵州省境内），自枳溯延江水入滇不失为一条水道快捷方式。但是，枳和延江水都位于巴国境内，而沿长江上溯的路线也在巴蜀两国境内，这样就产生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巴、蜀两国已在楚怀王十三年（公元前316年）为秦国攻灭，其地也已成为秦国用于进攻楚国的战略要地，秦国是绝对不会允许一个楚将率领着众多兵马进入巴蜀地区的，因此当年庄也就不可能沿长江上溯或自涪陵沿乌江上溯到达夜郎的。而《后汉书》说的是在楚顷襄王时，庄豪从沅水上溯伐夜郎的，则在入滇时间上和入滇路线、地点上都能顺理成章。因为其时，秦将白起攻陷郢都和占领洞庭湖地区的情况还未发生，沅水除其上游地区外，整个中、下游地区都在楚国控制范围内，而沅水发源于古夜郎国附近，其下游是在楚国境内注入长江的一条大河。因此《后汉书》说庄豪奉命伐夜郎，进军路线选择从沅水上溯，不仅是恰当的，而且是在当时形势环境下的最佳途径。

庄伐夜郎带了多少人马，《史记》和《后汉书》都无记载，但宋代的《太平寰宇记》有记载云：“或曰楚威王时，有庄将士卒二万人入牂牁”。庄是奉命南行的，当时一定会考虑到路途遥远，又是深入荒僻不毛之地、给养困难等因素，因此所率领的人马除用于作战外，还需用于操作舟棹和后勤供应等，二万人的说法虽未标明出处，亦当在情理之中。当时我国西南地区，有夜郎、滇、邛都等国家和许多迁徙无定居的部落，其中以夜郎国最大，位于今贵州西部和北部；滇国位于夜郎之西，在今云南滇池一带；邛都国在滇国之北，约在今四川省攀枝花市周围一带。这些国家和部落的经济、文化方面，都远比楚国所在的长江流域要落后得多。庄率领二万人在今滇地一带安家落户并入乡随俗，其本人还当上了国王，王都设在今云南晋宁，这不仅增进和密切了中原华夏族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感情和关系，还大大地有利于将长江流域先进的农耕技术、手工业技术和农具制造工艺、青铜器制造工艺等传入该地区，对于促进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后来云南铜鼓制造等青铜文化的发达，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庄入滇，除了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外，还有利于我国西南地区交通运输的开发。当年庄入滇的路线，不论是循长江而上，或溯沅水而上，或溯延江水（即乌江）而上，对于促进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之间水运交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

综观以上三个方面的状况，春秋战国时代水运交通相当发达。但是当时的水运交通都依赖自然河道，而自然河道的分布是很不均匀的，特别是我国的自然河道流向大多自西向东，这就使水运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限制。为了弥补自然河道利用上的不足，于是出现了开挖运河蔚然成风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