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河三千年：胥溪运河工程及发展概况

胥溪运河位于太湖之西、今江苏省与安徽省交界处，是吴国开凿的一系列人工运河中的第一条运河。它的开凿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一）胥溪运河的开凿背景

吴王阖闾在伍子胥等人的辅助下，对国内朝政、经济和军事等进行了全面整顿、改革以后，紧接着将其祖辈几代人为之奋斗不息的伐楚事业提上议事日程。此时的吴国，其国力虽然达到了空前的强盛，但与楚国相比，仍然相差悬殊。伍子胥针对这一敌强我弱的实际状况，设计了一整套新的战略战术，那就是：将吴军分成三部分，其中两部分吴军深入到吴楚边境的楚国境内，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避实就虚、攻敌不备的灵活机动战术，轮流地、不断地对楚国进行袭击，使楚军顾东失西，顾前失后，疲于奔命；而另一部分的吴军主力，选择楚军防守薄弱的城邑或地区，进行重点攻击。这一套战略战术的使用，使吴军在战场上始终处于战略进攻的主动地位和有利形势。

当时吴楚交兵的主战场是在今安徽境内的江淮地区，而吴国的都城是在太湖之滨的今苏州、无锡一带。从都城一带运兵运粮至江、淮前线的水上途径有二：一是溯长江西上至安徽芜湖，再由濡须口入巢湖，沿施水北上到达前线。这条途径很便捷，但当时沿长江航行的航线尚未开发，加上长江在今镇江以东处，江面辽阔，风浪特大，限于技术条件，航行安全得不到保障，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很少采用这一途径。另一是出长江口，沿海岸北上至淮河口，再溯淮河到达前线。这条路线自吴楚交兵以来采用最多，但要迂回绕道，路程较远，加上出长江口，风险很大。为了配合上述对楚战略战术的需要，很有必要寻找一条从江南到江淮地区的最佳军运途径。当时发现：太湖西岸有一条荆溪，水流自西向东注入太湖，水量比较丰富，适合于航行。荆溪的源头处又只是些低矮的冈阜，容易开凿，而冈阜那边分布着许多相连缀的小湖泊，并有河道连通长江，只要凿开荆溪源头处的冈阜，使荆溪与另一边的湖泊接通，就可形成一条新的水上通道。于是吴王任命伍子胥主持开通这一水道。

（二）胥溪运河工程及其发展概况

位于太湖以西的茅山山脉，主要由泥盆系砂岩构成。它呈S形由北向南延伸于宁镇山脉和宜溧山地之间的句容、金坛、溧水、溧阳、高淳诸县境内，成为太湖水系与秦淮河、水阳江水系的分水岭。分水岭北段的山体较高，南段则为低矮的丘陵冈阜。荆溪的上源位于茅山山脉南段分水岭的东侧，隔着分水岭的西侧也有河道流向固城湖。当年伍子胥督率士卒和民工，沿着荆溪上游向西开挖河槽，并凿开长约5千米、高20～30米的分水岭冈阜，使固城湖的水向东通过这一段人工水道流向分水岭以东的荆溪，从而使一条新的水上运道得以开通。“自此，河流相通，东南连两浙，西入大江，舟行无阻矣。”^[33]

这条新的运道，东起都城姑苏，向西经木渎入太湖，溯荆溪西上，经宜兴、溧阳县境，穿越分水岭，入高淳县境，经固湖城、石臼湖，到达今安徽省当涂县境内，通向长江；或自固城湖向西，经丹阳湖之南，入水阳江支流，再沿水阳江顺流而下到达芜湖，通向长江。全程四百多里。后世为纪念伍子胥的功绩，称之为胥溪运河，亦称胥河。所谓胥溪运河，其实只是这条水上运道中的一段，即凿通分水岭而成的那段长十多里的人工水道（见图3-3）。

图3-3　胥溪运河示意图^[34]

胥溪运河开通后，因河道全程位于江南水网地区，又接通了太湖与固城、石臼、丹阳等湖泊，因此水量非常丰富，适合于航行。当年吴军在前线与楚军作战，全赖该水道提供后勤给养，从而保证了吴军始终处于作战的主动地位。在后世，该水道则成为民间往来太湖流域与水阳江流域的交通要道。由于胥溪运河所在的地形西高东低，在分水岭东西两侧的水位存在差距，因此，在雨季涨水时期，河水急流东泻；而干旱少雨时期，则水浅难以行舟。不知是哪个朝代，在胥溪运河上修筑了堰埭^[35]，使运河常年保持一定水位，大大改善了通航状况。据《太平寰宇记》宜兴县条下记载：“荆溪在县南二十步。《汉志》云：‘中江首受芜湖水，东至阳羡入海，即此溪也’。刘穆之云：‘沿义兴至通江至芜湖’”。芜湖水是芜湖通至丹阳湖、固城湖的水道。义兴就是宜兴。通江，意为通过中江。刘穆之是东晋末、南朝刘宋初时期人。这条史料记载，描述了乘船从宜兴出发，沿着荆溪、胥溪运河、芜湖水（古人将这三条首尾相接的水道称为中江）到达芜湖（今安徽省芜湖市东）。说明在东晋、南朝时期，胥溪运河是可以通航的。

后来，运河上的堰埭遭到毁坏，影响了船只的航行。直到唐末，杨行密据守宣州，为转运太湖流域生产的粮食，命部将台蒙修复并增筑胥溪堰埭至五座，即银林堰（长十二里）、分水堰（长十五里）、苦李堰（长八里）、何家堰（长九里）、余家堰（长十里），^[36]自西向东大致均匀地排列在运河上，史称五堰。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军阀孙儒进逼宣州达五个月之久，杨行密粮食不济，幸赖修筑五堰后的胥溪运河，用轻舟不断运送粮食，得以战胜并擒斩孙儒。后来杨行密成为五代时吴国的创建者。

五堰的设立，虽有利于船舶在胥溪的航行，却使木排在河面上浮运受阻，皖南一带的木材商贾“因相为之谋，罔绐官长以废五堰。”^[37]北宋时，五堰已废，每当汛期，分水岭以西诸水通过胥溪运河东泻，使环太湖一带低洼农田严重遭殃。“太湖当苏、湖、常、秀四郡之间，陂淹浦港，悉皆弥漫，四郡之民惴惴然有为鱼之患。凝望广野，千里一白，少有风势，驾浪动辄数尺，虽有中高不易之地，种已成实，顷刻荡尽。”^[38]这就是北宋中期太湖流域地区水涝灾害的真实写照。面对频繁的水涝灾害，民间水利专家单锷曾上书建议修复五堰，以阻西路来水流入太湖，未获朝廷批准。原来，当时朝野对于是否应该恢复胥溪五堰，存在着顾此失彼的两难情况，两派意见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因为修复五堰后，虽可阻减分水岭以西的来水东泻，减免太湖流域的水涝灾害，但在汛期却阻塞了分水岭以西的洪水和长江水倒灌，使水阳江流域沦为泽国。最后，北宋朝廷经过权衡，采取一个折中措施，即在胥溪运河上原余家堰和银林堰旧址，修筑东、西两座低坝，以阻止洪汛时期部分东泻洪水。结果，这一用心良苦的折中措施，既不能控制西水东泻，又增添船舶航行不便，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南宋时期，因宋、金之间战争不断，朝廷对胥溪运河无暇顾及，疏于管理，以致只在多雨季节涨水后才可以通舟。傅寅《禹贡集解》卷一有记载云：

自宜兴县航太湖，迳溧阳至邓步，凡两日水程，自邓步登岸，小市名东坝，自东坝陆行十八里至银林，复行水路，系大江支港，行百里余，乃至芜湖界，入大江也。银林之港，邓步之湖，止隔陆路十八里。故老相传，谓大江支港本入震泽。(www.xing528.com)

邓步即今江苏高淳定埠。宋时的东坝即原余家堰所在地。这条记载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①在南宋时期，自余家堰至银林堰的十多里胥溪运河已完全不能通航，改为步行。②即使半途需要步行，但以荆溪、胥溪运河和芜湖水（即引文中所说的大江支港）组成的这条水道，仍然是当时民间从太湖流域至水阳江流域的水上交通要道。生活在南宋时代的周必大，在其《南归录》中有如下记载：

乾道壬辰（注：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自邓步行十余里至东坝登陆，行十五里至银树（注：即银林），水泛则自此便通舟。又六、七里至双港口复登舟，约十余里至固城湖。

值得注意的是，这条记载反映了若不是涨水时期，在银林也无法乘船，还要步行六七里到双港口才能乘船，说明这条水上交通要道的通航状况，有着每况愈下的趋势。胥溪运河断航状况延续了200年之久，直到明朝才得以改变。

明初，朱元璋建都应天府（今南京市），因需将江浙一带的粮食和其他物产漕运京城，曾对胥溪运河进行较大规模的整治。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疏浚了包括胥溪运河在内的水道；还在胥溪运河原分水堰旧址建造可以启闭的石闸一座，命名为广通镇闸（今东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自石臼湖向北开凿胭脂河与秦淮河接通，使江浙一带的漕运，由太湖溯荆溪，经胥溪运河入固城、石臼二湖，再循胭脂河、秦淮河直达京城。但这条漕运路线使用的时间很短。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包括胥溪运河在内的这条漕运水道，一直成为苏皖之间民间和商贾往来的重要航道。

（三）关于胥溪是不是运河的争议

胥溪是自然河流还是人工运河？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直到目前还在争议。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是最早将胥溪运河误认为是自然河流而称为中江的。《汉书·地理志》丹阳郡芜湖县条下：“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后汉书·郡国志》丹阳郡条下：“中江在西。”都同意《禹贡》的说法，认为是自然河流。就是《水经注》也不例外。南宋的王象之则更明确地认为胥溪是长江东流到芜湖后派生出的一条自然河流，他在《舆地纪胜》一书中说：“荆溪首受芜湖水，东至阳羡入湖，盖大江至芜湖西南东出者也。”

近年有学者运用自然科学并结合历史文献的方法，说明胥溪既不是古人所说的“三江”中的“中江”，也不是伍子胥开凿的运河，而认为胥溪原是一条自然的河流。其所持理由可概括为：①荆溪发源处地势低平，每当汛期，分水岭以西的固城湖水泛涨，漫入荆溪，日久天长，经过不断冲刷，形成了胥溪。也就是说，胥溪不是人工所为，而是水流溯源侵蚀所形成。②胥溪是荆溪的上游，这里河谷浅狭，水流湍急，因此胥溪和荆溪古称濑水。“濑”字的释义为：“水流沙上。”说明胥溪和荆溪自古就是一条多沙流急的自然河流。如果河上没有筑堰拦阻，河水将急涌而下，这种状况正符合于比降大的自然河流的特征。③明代韩邦宪《广通镇坝考》一文中，为证明伍子胥开凿胥溪运河而列举了三条文献证据。现对诸条分辩如下：其一，《左传·襄公三年》那次楚伐吴，其时伍子胥尚未奔吴，谈不上为吴国开凿运河；其二，《左传·昭公十三年》吴筑固城邑以拒楚，其时伍子胥尚未奔吴，也谈不上开凿运河；其三《左传·哀公十五年》那次楚伐吴，楚军只到达今安徽省广德县境，并未越过胥溪。因此，以上三条证据均不能证明伍子胥开凿了胥溪运河。④前面已说过，胥溪原名为濑水的自然河流，五代时在河上筑堰才改造成为运河。宋、元以后才有胥溪之名，是出于纪念伍子胥当年助吴伐楚还军时因经过此河，而并非因其河为伍子胥所开凿。^[39]

以上是古今学者认为胥溪是自然河流的观点。虽然古人视胥溪为中江是错误的，但却证明了它是古代一条水量较大的自然河流。

至于胥溪是伍子胥所开人工运河的说法，就目前所知，最早为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由李宗谔奉诏纂修的《图经》中提出。《图经》早已失传，但南宋孝宗时建康知府张孝祥曾提到说：“按《图经》，昔吴王阖闾伐楚，以伍相举兵，因开此渎，以通漕运。”^[40]所说此渎，即指胥溪。在此之后，宋神宗时出知江宁府的钱公辅，在一次谈论太湖地区水利问题时也曾提到此事。据单锷《吴中水利书》记载：“公辅以为五堰（笔者按：这里所谓五堰，是指胥溪而言）者，自春秋时吴王阖闾用伍子胥之谋伐楚，始创此河以为漕运。春冬载二百石舟，而东则通太湖，西则入长江。”到了明代嘉靖年间，高淳县人韩邦宪写了一篇《广通镇坝考》^[41]，对伍子胥开凿胥溪运河的说法作了进一步阐发：

广通镇在高淳县东五十里，世所谓五堰也。西有固城、石臼、丹阳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广德及大江水，东连三塔荡、长荡湖、荆溪、震泽，中有三五里颇高阜。春秋时，吴王阖闾伐楚，用伍员计，开河以运粮。今尚名胥溪，及旁有伍牙山云。《左传·襄公三年》，楚伐吴，克鸠兹（注：今安徽省芜湖市东），至于衡山（注：今浙江省吴兴县境）。《左传·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吴，至桐（注：今安徽省广德县境内），盖由此道。镇西有固城邑遗址，则吴所筑，以拒楚者也。自是湖河相通，东南连两浙，西入大江，舟行无阻矣。而汉唐以来言地理者，遂以为水源本通……盖皆指吴所开者，为《禹贡》三江故道耳。后不知何时渐湮。景福三年（笔者按：应为乾宁元年，即894年），杨行密据宣州，孙儒围之，五月不解。密将台蒙作鲁阳五堰，拖轻舸馈军，故得不困，卒破孙儒。鲁阳者，银林、分水等五堰坝左右是也……秦汉以前，高淳固鱼龙之宅也。自有胥溪三湖，东归震泽，民始得平土居，稍稍垦田为业。宋时烟火最盛。今冬春水涸时，湖中往往见砖石井阶，盖旧民居云。自筑坝以来，水势雍遏，田渐沦没多矣。

这篇文章就胥溪的始建及其演变情况说得头头是道，深得清代学者胡渭的赞扬。胡渭在其所著《禹贡锥指》中说：“邦宪著为此论，真前人所未发。或曰：胥溪为吴所开，出何典记？曰：《河渠书》云：‘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盖通江于淮，即夫差所开之邗沟；通湖于江，即阖闾所开之胥溪也。韩氏之言，信而有征矣。”从此，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胥溪是春秋时代由伍子胥负责开凿的一条运河。

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据，论证了胥溪不是自然河流，而是一条人工运河，而且是由吴国伍子胥负责开凿的可能性很大。现将这些论据扼要转述如下：①任何一条自然河流，在水流作用下其沉积物具有一定的规律和层次结构，但对胥溪进行钻孔取样表明，毫无自然河流的规律可循。且土样中的砾石大多带有棱角，无水流冲刷痕迹，说明其不是自然河流。②胥溪所越过的分水岭高达20～30米，而历史上胥溪的最高洪水位为12.88米，建国后实测的最高水位为12.51米，均低于分水岭约10米。如果不借助人力开挖，今东坝以西的水流，要溯源侵蚀，切开高20多米、宽5千米的分水岭，实在是不太可能的。③胥溪的河道，顺直狭长，无河漫滩和河流阶地。20世纪初，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曾对胥溪做过实地勘察，他也认为“此河川谷狭隘，河身矢直，两岸黄垠高崖巉立，绝非水流冲刷形成的自然河川”。④从胥溪所处的地形来看，上坝（即东坝）以西，地面自东向西倾斜，注入胥溪的支流，与主流相交所成的锐角指向西面；而下坝以东，地面自西向东倾斜，注入胥溪的支流，与主流相交所成的锐角指向东面。这充分说明东坝以西的河段与下坝以东的河段，本是不相通的两个流域的水系。以上足以证明胥溪不是自然河流，而是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同时还认为，春秋时代吴国的水利事业相当发达，冶炼和水工技术也很突出。从伍子胥负责对姑苏城进行扩建的成就来看，当时吴国要在低矮冈阜上开凿十多千米长的运河，在技术、工具、财力等方面都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不能简单否定胥溪是伍子胥开通的一条人工运河。^[42]

关于胥溪究竟是不是运河的争议可能还要继续下去。笔者的看法倾向于胥溪是吴王阖闾命伍子胥谋划、开凿的一条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