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河：施肥水道与巢肥运河

（一）对东方“鸿沟”的不同理解

《史记·河渠书》说：“于楚……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这句话中的鸿沟，是指哪条运河很不明确，以致历来产生理解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这句话中的鸿沟是指存在于巢肥地区（今安徽境内）的一条南北向运河，这条运河可称为巢肥运河，也可称为江淮运河或淮南运河。所持理由是：①既然前面是“于楚”，当然是指楚国开凿的运河，绝不可能指吴国开凿、沟通江淮的邗沟，因为紧接着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的下文。如果是指邗沟，当放在“于吴”下面叙述，不会放在“于楚”下面。至于鸿沟的鸿字，是衍文，在这里没有什么含义。②在古代合肥的西北，存在着两条同源异流的自然河流，一条向北流入淮河，一条向南流入巢湖并通向长江，而这两条河流在源头处本就相通，楚国又在源头附近修建大型蓄水陂塘（即历史上著名的芍陂），以致抬高了河流的水位，使两条河流相连而成沟通江淮的运河。历史上有许多动用水师的战事，如春秋时代的吴、楚交兵和三国时代的吴、魏交兵，双方的战舰均沿着这条巢肥运河南来北往，并留有历史遗迹，这就是巢肥运河存在的有力证明。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鸿沟一词指的是邗沟。所持理由是：①鸿、邗两字的读音很接近，鸿沟就是邗沟的一音之转。另外，鸿字的含义是大，鸿沟即大沟之意，因此鸿字决不是衍文，而是司马迁行文时有所特指。在《史记》问世之前已出现的运河中，除了魏国在黄淮平原地区（今河南省东南部）开凿的大沟被称为鸿沟外，能称得上鸿沟的惟有邗沟。其他的运河都很短小或作用不大，故司马迁只称它们为“渠”。而所谓在巢肥地区的运河，历史上是否存在尚属疑问。即使存在，也不过是一条连接施、肥两水的短小河道，只能算作“渠”，岂可称为沟通江淮的鸿沟？②吴国开凿的邗沟，是一条大沟、长沟，具有沟通江、淮两大水系的重要作用，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总结以前各国开凿的运河时，是决不会忽视邗沟的存在及其重要作用的。他之所以没有把它列入“于吴”下面叙述，而放到了“于楚”下面，很可能是因为吴亡国以后其疆域尽入于楚国。但是，作为《史记·河渠书》的后世读者，如果因此而将“于楚”后面的东方鸿沟，理解为存在于古代巢肥地区一条名不见经传的运河的话，那么这条在《左传》和其他史集有明文记载的重要运河邗沟，则势必将被归入下文“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中去，而邗沟则将被降格为“渠”，它所起的沟通江、淮两大水系的突出作用也将被抹煞，仅仅与吴国开凿的其他那些短小运河一起，被笼统地概括为“通渠三江五湖”了。这样的理解，显然不符合于司马迁所说“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的真实意思。因此，沟通江淮的鸿沟应是指吴国开凿的邗沟，而不是指古代巢肥地区存在与否尚属疑问的无名运河。

以上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谁是谁非，在没有明确古代巢肥地区是否存在一条运河的问题之前，尚难断定。好在邗沟，史有明文记载而且有实物留存后世，无论怎样理解《史记·河渠书》中东方鸿沟一词的所指对象，都不会影响它的历史作用。现在的问题倒是这条巢肥运河（或称江淮运河、淮南运河），在历史上究竟是否存在，很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施、肥之间水道相通情况

在今安徽境内的江淮平原中央，横亘着一片狭长的丘陵地，这就是大别山向东延伸的余脉——淮阳山脉。淮阳山脉虽然仅为百米左右高的山冈，最低处海拔不足20米，它却是江淮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岭南与岭北之河流以此为界，流向分明。但在合肥周围一带则例外，这里的分水岭已被流水切割成断断续续的台地，部分河流的流向不再受分水岭的限制，出现了南北窜流的状况。

图3-2　施肥水道示意图^[17]

在距离合肥西北四十五里名叫将军岭的分水岭处，是肥水和施水的共同发源地，水源从将军岭流至附近的分水田后，一分为二，向西转而北流的称为肥水，俗称东肥河，流经芍陂东侧注入淮河；向东转而南流的称为施水，俗称南肥河，流经合肥城西注入巢湖，再从巢湖经由濡须水注入长江（见图3-2）。

《水经注》卷三十二对于肥水和施水均有详细记述。《水经·肥水》曰：“肥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西”。郦注云：

肥水北流，分为二水，施水出焉。肥水又北，迳荻城（注：今安徽省寿县东南九十里）东，又北迳荻丘东，右会施水枝津，水首受施水于合肥县城东，西流迳成德县，注于肥水也……肥水自荻丘北迳成德县故城西，又北迳芍陂东，又北迳死虎塘（注：今寿县东四十里）东，芍陂渎上承井门，与芍陂更相通注，故《经》言入芍陂矣。肥水又北，右会阎涧水，上承施水于合肥县，北流迳浚遒县（注：今合肥市东北）西，水积为阳湖（注：在今合肥市北）……肥水又西北，注于淮。

《水经·施水》曰：“施水亦从广阳乡肥水别，东南入于湖。”郦注云：

施水受肥于广阳乡，东南流经合肥县……盖夏水暴长，施合于肥，故曰合肥也……施水又东，分为二水，枝水北出焉；下注阳渊（注：今阳湖）。施水又东，经湖口戍，东注巢湖。

引文中的九江，为《水经》成书时代东汉末三国初的郡名，治所在寿春（今安徽省寿县）。成德县的治所在今合肥市西北。广阳乡为分水田所在辖区。据清光绪年间刊印的《寿州志》记载：“《水经注》所称广阳乡，即今之将军岭，岭有分水田，肥水、施水皆从此出。”

从《水经注》记载中可以看出，肥水和施水是同源异流的两条自然河流。在源头处，两水虽然相通，但由于分水岭两侧的比降不同，两水的水位也就存在差距，不能形成可以通航的水道。要改变这一状况，惟有依靠蓄水陂塘予以调节水量，而位于肥水旁边的芍陂正好承担起这个任务。芍陂相传为楚庄王时的令尹孙叔敖所筑。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在庐江郡灊县下有注云：“沘山，沘水所出，北至寿春入芍陂。”由此可知，芍陂是壅沘水而成。沘水即今淠河，从今天的地图上看，淠河发源于大别山，向北流至寿县以西的正阳关注入淮河。而在汉代，淠河流入芍陂，足见古代芍陂水域面积之大。芍陂的水源除来自沘水外，还来源于如谿水（即《水经注》所说的泄水）、肥水等。据《水经注》卷三十二《肥水》记载：“陂周一百二十里许……有五门（五个口子）。”其中位于陂塘东北的口子有渎与肥水相通，这就是上述引文中所说的“芍陂渎上承井门，与芍陂更相通注”。当年孙叔敖建造芍陂的目的是灌溉当地农田，由于灌溉效果显著，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不断进行整治甚至扩建，使芍陂从二千多年前保存至今，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调节肥水的水量和水位。每当雨季汛期，陂水暴涨倒灌肥水，肥水及其支津的水位就抬高，甚至可达源头的分水田处，使肥水和施水相连通，出现“夏水暴长，施合于肥”的状况。(www.xing528.com)

《水经注》的记载还告诉我们，除了源头处的“施合于肥”外，还有一处地方施、肥两水相通。其相通处是在合肥城以北的阳渊。肥水北流至芍陂以东的死虎塘时，有一条阎涧水从东而来与肥水汇合，阎涧水的上源是阳渊，而阳渊的水源是通过施水的一条支津来自施水。

综上所述，施水与肥水相通的地方共有两处。但水道相通并不等于可以通航。因为源头处的“施合于肥”只有在夏水暴涨、芍陂水倒灌肥水的前提下才能出现。而即使是在“施合于肥”时，也因源头处的水流随着分水岭的坡度而呈一定的倾斜，难以保持水量。因此要航行船只，非得用人力开凿出另外一条河槽，让施、肥两水平面相接，且必须保持一定的水深。可是至今尚未见到历史文献上，在源头处有人力开凿河槽的记载。唐代德宗年间，李正己、田悦等叛据徐州，江淮至关中的漕路受阻，时任水陆转运使的杜佑建议另辟运道。他说：“庐、寿之间有水道，而平冈横亘其中，曰鸡鸣山。佑请疏其两端，皆可通舟，其间登陆四十里而已”^[18]。可见杜佑建议的运道为水陆联运，即使疏凿两端的施水与肥水，中间分水岭处仍为陆道。该建议后因政治形势的好转而没有实施。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曾亲自到肥、施两水的源头处进行过实地调查，“发现当地确曾有开凿河道的残迹，显然未获成功，半途而废”^[19]。因此可以断言，在源头处仅利用“施合于肥”这一条件，是无法航行船舶的。

至于肥水与施水另外一处相通的地方，即由阎涧水、阳渊、施水支津三者组成的一条水上通道。就《水经注》记载所提供的情况来看，这条水上通道似乎是一条不可通航的小河。但从历史上看，这条水上通道并非小河，而是一条相当宽阔、可以吞吐潮水和航行战船的河道。这里列举几条文献记载可以作证：

《史记·货殖列传》：“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合肥县庐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庐州也。”

这条记载反映了西汉及其以前，合肥的水运南北畅通，物资汇集的繁荣景象。因合肥位于施水旁，长江的潮水通过濡须水、巢湖、施水，可以到达合肥，应属自然现象；而淮河的潮水沿着肥水能够到达合肥，则足以说明当时的肥、施两水之间，是有着较宽的水道相沟通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云：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

同书又云：

（建安）十八年春正月，进军濡须口，攻破权江西营，获权都督公孙阳，乃引军还。

这两条记载反映了当时曹操大兴水师南征孙权的情况。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位于涡水旁，故曹操的战船自涡水入淮河，再自淮河溯肥水，屯军于合肥。合肥位于江淮分水岭以南的施水旁，曹操的战船既然能从肥水越过分水岭而到达施水旁的合肥，证明当时在分水岭南北之间是有水道相通的。四年后，曹操又率水师自合肥沿施水南下并穿越巢湖，至魏、吴两国对峙前线的濡须口，俘虏了吴国的都督公孙阳后又经原途返回。这充分说明当时肥水、施水以及肥、施两水之间的连接水道，其河宽水深都能使战船畅行无阻。

三国时期，淮南一带是魏、吴两国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曹操曾于建安十八年（213年）、二十三年（218年），两次进军巢湖以南的濡须口；而孙权也多次以水师北伐，进攻合肥。双方你来我往进行着拉锯战。而纵贯这一地区的施、肥两水及其连接水道，则成为当时双方进行运兵运粮的水运要道。这种状况到三国统一后的西晋时期还未改变。西晋统一全国后，建都于洛阳，政治中心在中原，而其时淮南和长江下游一带，经过曹魏政权的长期屯田和孙吴政权的多年开发、经营，已成为当时中国农业发达、粮食多产的首富之区。八王之乱发生后，各路兵马云集京城，久屯不散，京城粮食出现严重短缺。当时江淮地区一个名叫陈敏的仓储小官吏，上书朝廷建议将囤积在江淮多年的米谷，漕运至京城以解燃眉之急。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陈敏为合肥度支，后又迁广陵度支，专门负责江淮一带粮食漕运之事^[20]。从陈敏先被任命为合肥度支，后又转任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度支一事来看，当时漕运江淮一带粮食至京城洛阳，是由西、东两条水路进行的。西面一条是施肥水道，东面一条是邗沟运河，从而证明直到西晋末，由施、肥两水及其中间的连接水道所构成的施肥水上运道，仍然畅通并能航行重载的运粮船队。

（三）施、肥两水之间何时断航？

那么，施、肥两水之间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能通航的呢？对此史无记载。但从东晋几次北伐的进军路线，约略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东晋初期，祖逖率军北伐中原，他自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渡江，船至江心，奋力在中流击楫，以表示北伐决心。然后循邗沟运河北上至淮阴，再自淮阴出发，向西进军雍丘（今河南省杞县）、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一带。永和年间，殷浩北伐，进军许、洛；荀羡北伐，进军齐、鲁。以上所列举的多次北伐的进军和运粮路线，多不取道施肥水道。由此看来，在东晋时代施肥水道已经不能通行运输船队了。

在西晋末尚能通行运粮船队的施、肥连接水道，何以到东晋时就失去通航功能？究其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自东晋以来，出现了大致以淮河为界线的南北政权。由于彼此对峙和战争不断，边境长期关闭，并且实行“淮禁”，严禁百姓越界互市通商，违者将受到制裁，致使连接施水和肥水的水道失去了昔日南来北往的交通繁忙景象，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淤浅变狭，乃至船只不能航行。二是由于西晋末年发生八王之乱的内战，遭受塞外游牧民族入侵，随着晋朝朝廷的南迁，掀起了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移民高潮。大批北方和中原百姓陆续移居淮南和江南地区，施肥水道流域人口激增，而原先当地的耕地农田有限，出现了与山争地、与水争田的紧张状况，于是水道两旁的淤地被陆续开垦成肥沃农田。加上当时朝廷忙于应付外敌和内争，对水道交通疏于管理和浚治，致使连接施水与肥水的水道宽度日益缩小，深度日益减浅，乃至成为只能通水而不能通航的支津小河。

综上所述，自古以来可以航行船舰的施肥水道，到西晋中期以后逐渐淤浅，并失去交通功能。到了东晋兴宁二年（364年），因军事需要，东晋的军事统帅桓温派遣部下，重新开通施、肥两水之间已经淤塞的连接水道，史称杨仪水道。^[21]由于杨仪水道的开凿，又使施、肥两水重新沟通，在以后的南北朝时期重新发挥着重要的交通作用。到了隋朝，随着通济渠的开凿，邗沟运河和江南运河的改建重修，一条贯通中原地区与江南地区的水运交通新干线，卓然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从此，自东晋兴宁二年（364年）以来由施水、杨仪水道、肥水串连组成的施肥水道，似乎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逐渐湮废。施肥水道的演变，反映了沧海桑田的自然现象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杨守敬、熊会贞合著的《水经注疏》卷三十二《肥水》引《舆地纪胜》云：“古者，巢湖水北合于肥水，故魏窥江南，则循涡入淮，自淮入肥，由肥而趋巢湖。吴人欲挠魏，亦必如此。厥后，肥河湮塞，不复通于巢湖，事见《无为图经》。”又引赵氏《舆地考》云：“古巢湖北流合于肥水，今湮矣。吴、魏舟师之所由，既不可见，是川陆之不常，未易以今论也。”古代学者的这些说法，是很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