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偃王与东夷人民抗击西周王朝的历史

周穆王十三年（前963年），正值徐子诞（以下均称徐偃王）任职东方诸侯国首领的第七个年头。其威望达到如日中天之际，不幸遇到一桩竟使他一生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之事。原来，当时在徐偃王管辖下的东夷国家官民，普遍地怨恨宗主国西周王朝。原因是：在历史上发生周人夺取商人政权的“牧野之战”时，东夷国家曾在战前以惨重伤亡的代价，导致商殷王朝方面出现了守卫京师兵力不足以及战俘临阵倒戈等混乱局面，从而为周朝创造了制胜条件，实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顺利地攻灭商殷王朝取得锦绣江山而立下大功。可是周朝方面，对此完全无动于衷，不仅不予丝毫回报，而且变本加厉，将有功、有恩于周朝的东夷国家，藐视为臣服国，处处以宗主国自居，不平等、不公正地对待东夷人。对于这种欺人太甚的不公道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当时东夷国家一致拥戴徐偃王，要求他带领大家向宗主国西周王朝进行武力抗争，讨回历史欠账和公道。

而当时的徐偃王，不知是出于义不容辞的正义感，还是被强烈的拥戴声冲昏了头脑，竟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东夷国家进行武力抗争的领头羊。于是，徐偃王就顺势利用他分管东方诸侯国的巨大权力，利用他在东方诸侯国官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利用他早就掌控着淮河中、下游流域地区的条件，趁周穆王率军西征在外、国内空虚之机，突然发动武力抗争。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周穆王的反应非常强烈，行动非常果断，从西征前线得报后立即长驱赶回朝廷，迅速调动强劲武力加以平定。武力抗争失败后的徐偃王，不知所终。其最后结局，在后世的流传中有两种说法：一是，据张华《博物志》、郦道元《水经注》、韩愈《衢州徐偃王庙碑文》等的说法：徐偃王失败后，向北逃至徐州武原县东山下，当时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就是说，当时徐偃王并未被捕、被杀。二是，据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说法：徐偃王武力抗争失败后被杀，其子北迁徐州武原县东山下，百姓归之（请注意：当时带领着数以万计民众，北迁徐州武原县东山下者，不是徐偃王本人，而是其子）。

徐偃王在如日中天、最得势之时，之所以会对西周王朝动武的原因，除了徐偃王在东夷国家官民们的竭力拥戴下，失去自我控制等主观因素外，还存在着占有主导地位的客观因素。即：徐偃王十分了解西周王朝在历史上，欠下东夷国家一笔巨大的公道帐。原想等待着周人自觉地偿还，和平地加以解决，可是耐心等待了七八十年，周人丝毫没有偿还欠账的行动。这就被迫不得不以武力抗争的方式，向西周王朝讨回这笔“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公道帐。那么，这笔公道帐是怎么产生的呢？需要追溯到当年周武王伐纣灭商的历史。

在公元前1046年2月，周武王伐纣灭商的牧野之战发生之前，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东夷国家与商殷王朝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边境冲突。商纣王在愤怒之下，决定派遣大批战斗力很强、原为守卫京师朝歌的精锐部队前往讨伐，意欲狠狠地教训教训对方，使东夷国家今后不敢再轻举妄动、肆意寻衅。在这场战争中，商殷王朝虽然一切如愿重创了东夷军，还俘获了大批东夷战俘，陆续押解到京师，可是，这支人数不少、原为守卫京城的精锐部队，却旷日持久地被牵制在遥远的东南地区（笔者按：当时的战场，在今山东省西南部一带，位于商朝都城朝歌的东南方）。直到后来牧野之战爆发，还无法撤回来参加都城保卫战，致使留在都城的商朝守卫部队，兵力严重不足。当时商纣王已经黔驴技穷，除了紧急通知各地驻军尽快前来朝歌勤王外，其属下还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作为临时应变之策。即：将十多万名战俘和奴隶（其中主要是东夷人）武装成临时部队，防守在最前线。当时这个馊主意之所以会被商纣王采纳和实行，因为考虑到：虽然临时部队毫无战斗力，但倚仗人多势众，可以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使周武王不敢贸然下令发动进攻。这样，商军方面就可等待到各地的援军前来朝歌勤王解围，并可乘势加以反包围，实施瓮中捉鳖，全歼来犯之敌。（笔者按：这个馊主意确实娓娓动听，不过只是一厢情愿。当时防守都城朝歌的商军，除了少数正规守卫部队外，绝大多数是滥竽充数的临时部队，形成人山人海的浩大声势。因此，《诗经·大雅·大明》有云：“殷商之旅，其会如林。”意思是说，牧野之战时，防守朝歌的商殷军队，多得如同森林中的树木一样。当时周武王麾下仅有五六万人，不敢发动进攻，只好按兵不动，耐心等待着有利时机的出现）。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这个一厢情愿的馊主意，不仅没有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反而弄巧成拙，提前葬送了商殷王朝。原来，当年商、周两军正在牧野前线相互对峙之际，商军阵营中防守在最前线的临时部队，突然发生倒戈（带头倒戈者是谁？史书记载没有提到，但据推测，为东夷人的可能性最大），并朝着背后的商军阵营冲杀，顿时造成商军方面阵脚大乱，周军也乘势冲杀，商军惨败。《尚书·武成篇》对牧野之战的这一惨状，有如下描述：“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背），血流漂杵”。意思是说，当时牧野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血河中可以漂浮木棒。商纣王得报后，自知大势已去，遂在鹿台自焚而死。

当时，东夷国家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牧野之战，但是却间接地为周军在牧野之战中取得大胜作出了两项特大贡献：①在牧野之战还未爆发前，东夷国家就在商殷东南地区开辟了一个战场，以牺牲无数生命为代价，将商纣王派往该地区进行平乱、原为守卫都城朝歌的大量精锐部队，除了杀伤不少外，还被旷日持久地牵制在东南地区，无法脱身回师保卫都城朝歌，这才促使商纣王组织临时部队防守朝歌，从而酿成了纣死商亡的结局。②这些主要由东夷国家的战俘和奴隶组成的临时部队，在前线相互对峙着的关键时刻，突然倒戈，并造成商军之间自相残杀，为周武王顺利地取得牧野之战大胜，立下了赫赫大功。

试想，如果没有东夷军队在东南地区，有力地牵制着原为守卫都城朝歌的大量商殷王朝精锐部队的话，那么，这场“一战定乾坤”的牧野之战，谁胜谁负尚为未知数，更休论如此顺利地攻灭商殷王朝。退而言之，即使当年东夷国家在主观意识上，并非有意要配合周武王攻灭商纣王，但在客观效果上，却达到了比周武王在战前所希望的更好结局。因此，成书于先秦时代的权威史书《左传》，在《昭公十一年》的记载中写道：“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就是说，纣王军队在东南地区的战争中，虽然战胜了东夷军，但“杀敌一千，自丧八百”，并使守卫都城朝歌的精锐主力军，被东夷军牵制在东南地区，无法参加决定生死存亡的牧野之战，导致纣王身死国亡。这一论断，可谓一针见血，十分客观和中肯。

然而，东夷国家在客观效果上，为周武王伐纣灭商立下如此大功，作为最大既得利益者的周武王，事后不仅没有对东夷人论功重赏，而且对东夷人的立功表现，却毫不领情、无动于衷。为什么会这样？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按理说，周武王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位堪称贤能英明的开国君主，他一定懂得“受恩必报”的道理。那么，为何对待东夷国家会如此无情？有人说：莫非他们之间有宿怨？据笔者分析，这不可能。我们知道，东夷国家世居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而周人则世居于我国西部关中地区，两者相距数千里，其间关山重阻，交通艰难，彼此之间既不接触，更无往来，哪来宿怨？至于周武王一方，为何如此无情无义的问题，笔者经过长时期的日夜思考、反复探究，才恍然大悟。现在试述其原因如下：

牧野之战发生在商末周初之际，当时整个社会上，占卜风气盛行。由于受时代条件的限制以及社会风气的影响，周武王就是一位十分迷信和爱好占卜之人（笔者按：其父周文王、其弟周公旦等，虽然都是历史上流传千古的名贤，但都莫不迷信占卜）。尤其是在每次大战之前，都要郑重其事地安排占卜仪式，向老天爷请示战争的凶吉。由于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前的那次占卜中，所得到的卜辞大吉大利，因而在周武王看来，牧野之战所以会如此顺利地取得大胜，是因商纣王“商罪贯盈，天命诛之”（见《尚书译注·泰誓篇（上）》记载，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6年）。即所谓：天命使然。〔笔者按：这里试举一例，可知周武王迷信占卜到什么程度：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就是说，在公元前1048年，即发生牧野之战的二年前，周武王曾经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东征讨伐商纣王，这是第一次东征。当时周武王进军至今河南省境内的黄河渡口孟津时，按照惯例进行了隆重的战前占卜仪式。结果所得的卜辞很不理想。周武王立即下令取消这次东征，致使这第一次东征草草收场而空手返回，这无异是演出了一幕滑稽可笑的历史闹剧。后世的西周王朝，深感这次闹剧有损开国祖先的光辉形象，乃改称为“盟津观兵”（即“在孟津检阅军队”）以掩盖历史真相。足见当时占卜风气之盛、迷信作用的能量之大。〕当时周武王因为迷信占卜、笃信天命，以致对于牧野之战为什么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为什么在战场上会发生预想不到的商军倒戈，等等，全都不去仔细分析和深挖原因。却将一切都归功于天命、天意所使然，就是说得到老天爷的大力帮助。因此周武王一方，始终没有认识到以下的客观事实：东夷国家在商都朝歌东南的战场上，连年浴血奋战，以伤亡惨重的代价，死死地牵制了商纣王用以守卫商朝都城的大量精锐部队，直到牧野之战爆发也无法抽身回商都勤王，导致防守商都的兵力严重不足，迫使商纣王慌忙组成以东夷国家的奴隶和战俘为主体的临时部队，从而造成在战场上发生商军临阵倒戈（笔者按：当时在阵前倒戈的并非真正的商军，而是由东夷国家的奴隶和战俘为主体所组成的临时部队）之事。由于这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为周武王一方创造了制胜条件，才使牧野之战取得大胜。(www.xing528.com)

总之，当时周武王一方，由于以天命、天意的忠实执行者自居，根本看不见东夷国家所作出的间接协助和客观效果上的巨大贡献，因此，在西周王朝建立后，始终不让为推翻商纣王政权立下赫赫大功的东夷国家一方，沾上半点边。甚至在战后进行总结时，连东夷国家之名也不愿提及。再加上当时周武王一方是既得利益者，难免不受“肥水不流外人田”思想的支配。毋庸讳言，这是周武王一方的严重过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责任应在过失方。

常言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既然是周朝一方（笔者按：牧野之战后不久，周武王就病故。因此以下行文中，均称“周朝一方”）的过失而造成了尴尬局面，事后应该由周朝一方，主动向东夷国家沟通说明、诚恳致歉，并给予回报补偿。这样，不仅可使尴尬局面化险为夷，而且彼此之间睦邻相处，则西周王朝的历史也必然会改写了。可惜，周朝一方，始终没有主动地跨出这一步，致使尴尬局面升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东夷国家认为，这是西周王朝态度傲慢、忘恩负义的不公道行为，欠下了东夷国家一笔历史帐。于是在东夷人的心田里，种下了世世相传、代代不忘的愤慨与怨恨。从此以后，终西周王朝近三百年之世，双方边境冲突不断，大小战争频仍。周穆王时，徐偃王率领东夷人为讨还历史欠账和公道而进行的武力抗争，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此外，还使东夷人愤懑不平的是，西周王朝建立后，竟然将立有大功、有恩于他们的东夷国家，列为臣服国，处处以宗主国自居，不平等、不公正地对待他们。例如，规定每个臣服国，每年按时要向西周朝廷进贡土特产、珍稀物品、布帛和提供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无偿地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等。如果臣服国由于某种原因而没有做到，就会遭受到宗主国轻则问罪谴责，重则武力讨伐。加上在东夷国家中，当年商殷王朝被攻灭时，有不少丧失家园、避难逃入东夷国家的商殷王朝遗民后裔，对于西周王朝，更是旧仇加新恨，不时火上浇油，进行怂恿、鼓动。于是，当西周王朝建立不久，东夷国家就积极参与武庚和管叔、蔡叔的叛乱活动；翌年，作为东夷国家领头羊的徐国，又联合东夷中的其他一些国家，出兵反抗西周王朝。因此，以徐国为首的东夷国家与西周王朝之间，一直处于长期冷战或经常热战的状态，总想有朝一日，能够彻底摆脱西周王朝的控制。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及至周穆王即位后，机会终于来了。因为当时周朝的西部边境地区（即今青海省西北部、甘肃省西部敦煌一带）很不太平，经常受到西戎方面武力越境侵扰，烧杀掳掠时有发生，边民根本无法安居乐业。周穆王审时度势，经过筹划，决定全面调整原先对待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采用软硬两手以分别对付。一方面亲自率军西征，以硬的一手来对付西戎；而对东夷方面，则施行怀柔政策，以软的一手来处理。考量到这次西征路途遥远，所需时间较长，必须物色一位在东夷国家中威望高、强悍有力而又富有治国经验的能人，以协助周穆王西征在外期间，专门管理、约束过去经常惹是生非的东夷诸国，于是一向在东夷诸国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徐偃王，很快被周穆王看中。为了笼络这位徐偃王，使他能够忠诚于周朝，周穆王破格召见他来朝，托付他在周穆王西征期间，尽心尽力管控好东夷诸国，不使出轨闹事。为了使徐偃王握有管理、约束的权力，接着就是前面说过的：给他晋爵加官，并破格任命他担任分管东方诸侯国的要职，成为东方诸侯国的临时首领。

此时东夷诸国的官民们，无不看到了希望而暗暗窃喜。于是拼命地抬捧徐偃王、拥戴徐偃王、怂恿徐偃王。这些抬捧、拥戴和怂恿，实际上是一种看不见的推力，而且还起到了强大的裹胁作用，使身居高位、手握大权的徐偃王，身不由己地失去自我控制。有一则成书时间较早的史料记载，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该史料记载云：“昔周穆王西出巡狩，诸侯共尊徐偃王，穆王闻之，令造父御，日行千里，自还讨之。”^[17]

上述引文中“诸侯共尊徐偃王”这句话，明确告诉后世人们：当年徐偃王进行武力抗争，并非出自其本人的主意，而是其管辖下的东夷国家官民们，以各种方式进行竭力拥戴、怂恿的结果。如今，事过境迁已经三千年，当我们再来回顾、分析这段历史时，不禁深感当年的徐偃王，被当时的严峻形势已经逼到了进退维谷的绝境，面对着“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其心情必然是极度彷徨、无所适从。试想：如果当时徐偃王顺应东夷诸国官民们的意愿，带领他们进行武力抗争。那么，徐偃王不仅辜负了周穆王对他的信任和托付，而且还将被世人骂为两面三刀、忘恩负义；如果当时徐偃王遵照周穆王的嘱咐，严格管控好东夷诸国，不使出轨闹事，那么，徐偃王不仅辜负了东夷诸国官民们的合理诉求，以及对徐偃王本人的殷切期待，而且还将被世人骂为卖族求荣、无耻之尤。嗟吁！真是难煞了当时的徐偃王。最后，徐偃王还是选择了他认为是正义所在的东夷国家一方，带领大家向西周王朝进行武力抗争（即《史记》所说的“造反”），从而使当时正在叱咤风云的徐偃王，最后落得犯罪被杀或不知所终的结局。这是徐偃王人生的悲哀，也是我国历史舞台上，演出的一幕令人忍不住一掬同情之泪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