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偃王是哪个时代的人？

辨析题之一：《韩非子》等书说，楚文王因徐偃王好行仁义，不利于楚国，遂攻灭了徐国。此说匪夷所思。而将徐偃王空降到春秋时代，成为亡国之君，则更是无稽之谈。

先说《韩非子》的记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语气十分肯定，似乎煞有介事，其实不然。我们知道，荆文王即楚文王，是楚国第二位称王的国君，虽然在位时间不长（前689～前677年），仅12年，却忙于用武力扩张国土。据《左传·庄公十年、十二年、十六年》分别记载，他先后出兵攻破蔡国（今河南省上蔡县）、攻灭息国（今河南省息县）、申国（今河南省南阳市以北）和邓国（今湖北省襄阳市西北）。当时的楚国尚在立国初期，势力有限，只能就近攻灭一些弱小国家，根本不具备远程进攻的能力。因此，《韩非子》说是楚国攻灭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徐国，绝对不可能，正规史书上也未见有此记载。

再说《淮南子》的记载：“楚（庄）王曰：‘善’。乃举兵而伐徐，遂灭之。”楚庄王是春秋时代五霸之一，在位时国势强盛，曾攻灭许多小国，也打败过强大的晋国，武力之盛达于顶峰。但绝对没有进攻过位于淮河下游地区的徐国，遑论攻灭徐国。因此，《淮南子》说楚庄王攻灭徐国，没有依据。

要说楚国进攻徐国，倒是《韩非子》和《淮南子》均未提及的楚成王（在位时间居楚文王之后，楚庄王之前），他曾出兵远道进攻徐国，《左传·僖公十五年》对此有记载：“楚人伐徐……败徐于娄林（注：在今安徽省泗县东北）”。但只是打败徐国而已，哪里谈得上是攻灭？二年后，徐国联合齐国，征伐位于江淮地区、当初协助楚国进攻徐国的帮凶国英氏。《左传·僖公十七年》对此有记载：“齐人为徐伐英氏，以报娄林之役也”，从而说明徐国虽被楚国一度打败，并未丧失元气，因此二年后就进行反攻报复。

从以上《韩非子》和《淮南子》的记载来看，似乎徐偃王乃是亡国之君，这更是荒谬之论，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历史的真相是，古徐国自商、周之际立国以后，一直强势地屹立在淮河下游地区，曾多次与西周发生武力冲突，并联合周围小国讨伐西周宗主国。周穆王十三年（前963年），徐偃王对西周进行武力抗争，兵锋一度深入到达成周（即洛阳）附近，就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对于古徐国的强势和崇尚武力，《尚书》《诗经》《左传》《史记》等书以及出土的许多西周青铜器铭文都有明确的记载。进入春秋时代后，由于西周王朝瓦解，齐、楚、晋、秦等强国纷纷出现，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古徐国逐渐由强变弱，并呈现日薄西山之势。至春秋后期，吴国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发动政变，刺死他的堂弟吴王僚。吴王僚的两个弟弟掩余和烛庸正带兵在外作战，闻噩耗后，掩余就近逃至徐国进行政治避难（徐、吴两国在今皖北地区是邻居，便于逃匿），吴王要求徐国逮捕掩余，掩余逃往楚国。吴王怒，遂率军进攻徐国，水淹徐国都城，徐国灭亡，时在周敬王八年（前512年）。后，徐王章禹逃往楚国，楚国将他安置在城父（今安徽省亳州市东南城父集）。对于吴国攻灭徐国之事，《左传·昭公三十年》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冬十二月，吴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注：即二十三日），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按：出城迎接）吴子。吴子唁而送之……遂奔楚。”

由此可见，《韩非子》《淮南子》等书记载的楚文王或楚庄王“举兵伐徐，遂灭之”，都是谬误不实之词；而将徐偃王说成是徐国的亡国之君，更是大错又特错。《左传》明确告诉我们，成为徐国亡国之君的是徐偃王的后代徐王章禹，而非徐偃王。

辨析题之二：从《史记》的记载和本文的论证：徐偃王确实曾在周穆王时代进行武力抗争之事来看，徐偃王肯定是周穆王时代的人，而绝对不可能是春秋时代的人。

《韩非子》《淮南子》等书关于徐偃王的记载，都是在竭力强调这样一个问题：徐偃王治国，因不知古今时势的变化，墨守成规，只讲仁义，不重武备，最终导致亡国。而对于徐偃王武力抗争之事却只字未提。须知，徐偃王武力抗争结果失败被杀，乃是他一生经历中最大的事，岂可只字不提？当然，从这两部书的编撰主旨来看，这也是可以理解，因为徐偃王武力抗争等内容，与这两部书的中心思想毫无关系。我们知道，《韩非子》《淮南子》这两部书都属于哲理性的论著，而非正规史书。由此可知，在《韩非子》和《淮南子》著作中，之所以会记载有关徐偃王之事，目的只是为了将徐偃王治国单讲仁义、不重武备而导致亡国的生动例子，作为后世统治者应该吸取的沉痛教训，用来证明这两部书所要宣扬的“世道已变，古今不同”的观点。因而对于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记载，并不像正规史书那样讲究真实性。据此可以说明：《韩非子》《淮南子》只字未提徐偃王武力抗争之事，并不等于历史上真的没有发生过徐偃王武力抗争失败被杀之事。

《史记》则不同，它是正规史书。尤其是作者司马迁与其父都是太史令，掌握着大量的国家历史档案和珍稀文献，加上其写作态度又极为严谨负责。他在撰写《史记》每一篇文章前，都要仔细阅读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有根有据地秉笔直书。因此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语中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韩非子》《淮南子》两书都已问世，因此他写《秦本纪》和《赵世家》时，必然已经阅读过这两部书中关于徐偃王的论述（按：这从《史记·韩非列传》中，列出《韩非子》记载徐偃王内容的《五蠹》等篇名，得到证明）。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未人云亦云、照搬这两部书中将徐偃王列为楚文王或楚庄王同时代人的观点，而是坚决、明确地将徐偃王列为周穆王同时代的人。这意味着什么？①表明司马迁是根本不同意《韩非子》等书所持的观点；②表明司马迁对自己所持的观点，胸有成竹，决不被别人的观点所左右。司马迁是朝廷史官，他所掌握的历史信息，来源可靠。例如，他写《史记·赵世家》时，从相关历史档案或文献中得知，赵国的开国始祖“造父”，是一位善于驾驭车马的高手，是在周穆王时受封于赵的。因为“造父”曾为周穆王驾车，在平定徐偃王之乱时有功。这是徐偃王与周穆王应为同时代人的一个铁证。

《史记》记载的徐偃王武力作乱之事，发生在周穆王西征期间，这与古本《竹书纪年》“（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的记载完全相暗合。古本《竹书纪年》出土于西晋初，而司马迁写《史记》是在汉武帝时，无法看到古本《竹书纪年》的内容，两书能够互相暗合，说明周穆王西征之事，确是客观历史事实。正因为徐偃王武力作乱，发生在周穆王外出西巡期间，来得突然，周穆王得报后立即掉头赶回朝廷，所以《史记》记载的“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穆王御，长驱归周以救乱”之事，也就得到了有力的证实。

关于徐偃王武力作乱之事，我们还可联想到《礼记·檀弓下》一则记载，说的是邾娄考公死后，徐国派遣使者容居前往吊丧。容居对邾国的接待人员说：“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其祖。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容居所说的“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与《后汉书·东夷传》所说的“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以及《今本竹书纪年》所说的“徐戎侵洛”，显然都是指同一件事，即徐偃王武力作乱时，徐夷深入到达洛阳以东的黄河南岸之事。因此，容居所说的“先君驹王”，很可能就是《史记》所说的徐偃王。^[9]这对于《史记》记载的周穆王时代徐偃王曾经武力作乱，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旁证。

再说在平定徐偃王之乱时，《史记》并没有说是借助楚国力量攻灭徐国。而是说，周穆王千里迢迢地从西巡处赶回朝廷领导平乱，反映了徐偃王之乱是周朝依靠自己的力量平定的，这与许多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记载又相暗合。并且《史记》只说是“攻徐偃王，大破之”，并没有如《韩非子》《淮南子》两书所说的“遂灭之”这一类虚构不实之词。因为西周穆王时代，楚国尚在襁褓之中，哪有能力远道出兵协助西周攻灭当时国势强盛的徐国？

以上所述，都是根据各种文献资料确认的。关于《史记》记载的徐偃王武力作乱，以及周穆王亲自部署进行平乱之事，下面再列举一些出土文物加以验证。

1975年3月，在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一座西周古墓中，出土了18件青铜器，有鼎、簋、甗、壶、盘等^[10]。当今一些考古专家，根据墓葬的规格、形式以及器物的形制、花纹、铭文的字体、内容等，一致认定为西周穆王时期的青铜器。其中方鼎三件中的一件有铭文115字，内容是：王（周穆王）命令录国的将军在成周师氏（史称成周八师，是驻防在东都洛阳的卫戍部队，统帅为伯雍父）统一指挥下，去前线抵御作乱的徐夷。簋器二件中的一件有铭文134字，记载着率领部队抗击作乱的徐夷以及追击败逃徐夷的经过。

在出土的周穆王时期青铜器中，最有力地反映周穆王亲自部署军队抗击徐夷作乱的，当数一件名叫“录卣”的青铜器，其铭文云：“王令（命）曰：！淮尸（夷）敢伐内国，女（汝）其㠯（以）成周师氏戍于（苦）（师）……”^[11]

上引铭文中的“录”，为周穆王时期一个诸侯国的国名。“”为人名，是当时参加宗主国周朝平定徐夷作乱的录国武装力量的指挥官。

而铭文中的“”为感叹词。“内国”，指中原地区。“苦”，是当时的地名，在今河南省境内。“成周”，即东都洛阳。“师氏”，指成周八师的统帅，即伯雍父。

该铭文的意思是说：周穆王对录国军队的指挥官说：“唉！想不到淮夷（即徐夷）竟胆敢进入中原。命令你赶快率领你的军队，归成周八师的统帅伯雍父领导，去‘苦’这个地方守卫并抗击造反者”。

反映西周穆王时期平定徐夷造反的青铜器铭文，除了上述方鼎、簋和录卣以外，还有出土于全国各地的甗（清末1896年出土于山东省黄县莱阴，现藏日本泉屋博物馆）、鼎（出土时间及地点不详，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卣（出土时间及地点不详，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臤尊（出土时间及地点不详，现藏上海博物馆）等。上列青铜器的主人：、、、、臤等人，都是周穆王时期在成周八师主帅伯雍父的统帅下，积极抵抗与平定徐夷作乱的有功将领。在平定徐夷作乱取得胜利后，朝廷分别铸造了这些青铜器，并镌刻上他们的名字和功绩，作为奖品赏赐给他们。当这些有战功的将领故世后，青铜器被陪葬在墓中，因此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是最直接、明确地反映了历史事实。

以上文献记载和出土青铜器铭文的记载，可有力地证明：《史记》关于周穆王外出西征、徐偃王乘机作乱、周穆王闻讯后火速赶回进行平乱的记载，是反映了当时真实情况的。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说清楚：即《史记》所说的徐偃王造反作乱，是否就是本章本节所说的徐国君主徐子诞武力作乱？回答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举凡一个诸侯国或边境少数民族小国要武力作乱，至少需要具备下列三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武力作乱的领导者，要有相当高的威望和号召力；二是要有足够强大的国力和军事实力；三是要有发动武力作乱的良好机遇。现将本文所揭示的徐国君主徐子诞武力作乱的情况，与上述三个条件对照如下：①由于徐国君主徐子诞，自周穆王六年即公元前970年春至十三年即公元前963年秋止的七年期间，接受周穆王任命担任分管东方（笔者按：指淮河中、下游地区）诸侯国的要职，成为实际上的地区首领，在东方诸侯国中威望很高，权势熏天，这就具备了上列条件中的第一条。②徐国自己的国土面积虽然不大，但他受命管辖着淮河中、下游地区许多诸侯国的大片国土，合并在一起时，所占有的土地面积就相当大了；加上徐国原本就有很强的军事实力，曾不止一次地以武力挑衅西周宗主国，这就具备了上列条件的第二条。③周穆王十三年春（前963年），穆王亲自率军西征在边境（今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部一带），国内军力空虚，这又具备了上列条件的第三条。由于徐子诞当时具备着发动武力“造反”的全部条件，足以说明在周穆王十三年（前963年）秋七月发动武力“造反”的，就是这位徐国君主徐子诞。

现在再将《史记》所说的徐偃王造反之事，与本章本节所说的徐子诞抗争之事，联系起来作一对照比较，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如出一辙的现象：①发动武力作乱或武力抗争的领导者，都是徐国的君主；②发动武力作乱或武力抗争的时间，都在周穆王时代；③发动武力造反或武力抗争的时机，都是趁周穆王率军西征在外之际。因此可以肯定，《史记》所说的徐偃王率众进行武力造反之事，实际上就是本文所说的徐子诞率众进行武力抗争之事。则《史记》所说的徐偃王，无疑就是本文所说的徐国君主徐子诞。

当年徐子诞（徐偃王）在周穆王十三年（前963年）秋七月发动武力抗争，周穆王得报后，立即命造父驾车于当年冬十月赶回洛阳。从前面所引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可知，周穆王返回洛阳后，迅速调兵遣将，在洛阳东南一带进行阻击和反攻。推测当时徐夷军队，是从早就由徐偃王管辖、控制区域的西界（笔者推测：当时的西界约在今上蔡县以西、郾城以东一带）出发，向西北方向推进的，所以费时不久就很快攻占了洛阳东南一带。否则，徐夷军队的进军和攻占速度不可能如此之快。当时由于周穆王部署官军进行阻击、反攻及时，徐夷军队原想乘势攻占东都洛阳而未能得逞，只能止步于洛阳以东的黄河边。回顾当年的这一战局形势，与后世的一些文献记载如《后汉书·东夷传》“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礼记·檀弓下》“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都相吻合。说明《史记》所说的徐偃王武力造反与《礼记》所说的“驹王西讨”是同一件事。这也为许多前辈史学家，认为驹王就是徐偃王的看法（见第50页脚注①），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辨析题之三：从开通陈蔡运河的历史背景来看，徐偃王绝对不可能是春秋时代的人，而应该是西周穆王时代的人，才符合事物发生之因果关系的逻辑性和历史事实。

开挖运河是一项兴师动众并且劳民伤财的烦心事，因此，“有无必要”和“有无条件”，是当时决定徐国君主要不要和能不能开通陈蔡运河的两个重要前提。

先说“有无必要”的前提：前面已多次提到，徐国位于淮河下游地区，而陈、蔡两国位于淮河中游地区，其间相隔数百里。当时的徐国君主，如果没有身兼分管东方诸侯国的要职，根本无此必要花费许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在陈、蔡两国之间的黄淮平原上，兴师动众地开挖运河。但是，当徐国君主兼任着分管东方诸侯国的地区首领时，情况就不同了。因为作为地区首领，需要经常乘船去各诸侯国（包括陈、蔡两国）进行公务视察，而乘船往来于陈、蔡两国之间则必须绕道淮河，路程会增加好几倍，非常不便。因此，当年徐国君主决定在陈、蔡两国的都邑之间开通一条运河很有必要。

再说“有无条件”的前提：陈、蔡两国都是独立的封国，徐国君主要在陈、蔡两国之间兴师动众地开运河，必须得到陈、蔡两国的同意和支持。当时的徐国君主，如果没有周穆王任命他担任分管东方诸侯国的要职，既没有理由向陈、蔡两国提出这种要求，也不会得到陈、蔡两国的同意。只有在徐国君主兼任着分管东方诸侯国的地区首领时，由于陈、蔡两国都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他经常要去陈、蔡两国进行公务视察，才有充分的理由向陈、蔡两国提出开挖运河的要求，同时也一定会得到陈、蔡两国的同意和支持。

总之，当时的徐国君主徐子诞，因受到周穆王的信任，任命他分管东方诸侯国、充当地区首领，才有在陈、蔡两国之间开通运河的必要以及具备开运河的条件。由于这个地区首领的职务，不是徐国君主自封的，而是宗主国周穆王任命的，具有名正言顺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作为地区首领的徐国君主，为了巡视各国的公务需要以及陈、蔡两国民众的出行方便，打算在陈、蔡两国之间开通一条运河，自然不难办到。据此，当时的徐国君主徐子诞，既然与周穆王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位徐国君主无疑就是西周穆王时代的人。

反观《韩非子》《淮南子》等书的记载，说徐偃王是春秋时代的人，那就完全不能符合“偃王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的历史事实。我们知道，徐国的强盛是在西周时代，尤其是在周昭王后期至周穆王前期的徐偃王执政期间，当时的徐国处于鼎盛状态。因此徐偃王能够信心十足地接受周穆王的任命，担任分管东方诸侯国、充当地区首领。为了执行公务的需要，不得不克服种种困难，在淮河的两大支流——汝水与颍水之间，开通了一条运河。由于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徐国一直在走下坡路，已沦落成为一个弱小国家，既无能力、也无必要，去陈、蔡两国之间开挖运河。若按照《韩非子》《淮南子》等书的说法，春秋时代的徐国，一直在遭受着楚文王或楚庄王的武力进攻，处于随时可能亡国的状态，难道徐偃王在如此紧急危难当头，置自己祖国危难于不顾，而有闲跑到淮河中游地区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陈、蔡两国开挖运河？显而易见，这是完全不合情理与历史事实的。

再说陈、蔡两国的状况，比徐国还不如。进入春秋时代以后，蔡国早在楚文王时期被击败，已经臣服于楚国而成为傀儡。到了楚成王时期，更是成为楚国北上发展势力的桥头堡，一切都受楚国摆布。至于陈国，它与蔡国有姻亲关系，处境比蔡国也好不了多少。由于当时陈、蔡两国都是在楚国的眼皮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生存着，哪有权利和胆量同意徐国到他们的国土上开挖运河？特别是，当时的楚国已将陈、蔡两国的国土视为己有，决不会容许已经变得弱小的徐国，在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陈、蔡地区开挖运河。

综上所述，足以反证徐偃王绝不可能在春秋时代开挖陈蔡运河。因此，从开通陈蔡运河一事足以证明，徐偃王不可能是春秋时代的人，而应该是西周穆王时代的人。

辨析题之四：《韩非子》《淮南子》等书所说的徐偃王其人其事，其中包括徐国是被春秋时代楚文王攻灭的，这些说法，找不到丝毫文献依据，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我们知道，在《韩非子》成书前的先秦时代历史文献中，最早提到徐偃王其人的，是生活在战国中期的尸佼，他在《尸子》一书中，记载着有关徐偃王的两条史料：“徐偃王有筋而无骨”和“徐偃王好怪：没深水而得怪鱼，入深山而得怪兽，多列于庭”（笔者按：《尸子》的记载，亦为《山海经》所引）。其后，荀况在《荀子·非相篇》中，也有一条关于徐偃王的史料：“徐偃王之状，目可瞻焉”（按：焉亦作马，误。这里的“焉”与颜相通，指人的面额）。在《韩非子》成书前的先秦时代文献中，有关徐偃王内容的，仅上述三条史料而已。

但是，这三条史料都是只反映徐偃王的相貌和性格，丝毫没有涉及到他的生平经历和生存时代。而《韩非子》《淮南子》等书中，却以讲故事的方式生动地反映了：徐偃王其人的性格十分迂腐乃至窝囊，而其遭遇则莫不令人怜悯和同情，使人们毫不怀疑：徐偃王是因好行仁义而被楚文王（或楚庄王）无端欺凌、攻灭的亡国之君。但是，这些生动的故事内容，不知来源于何处？在先秦时代文献中找不到丝毫的依据。因此，《韩非子》《淮南子》等书中所说的有关徐偃王其人其事，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殊难令人相信。

读者阅读本节文字至此，也许会提出诘问：既然《韩非子》《淮南子》等书所说的徐偃王其人其事，因找不到依据而认为不可信，那么，《史记》认为徐偃王是周穆王时代的人，又有何依据？笔者答曰：《史记》有关徐偃王趁周穆王远出西征之际，发动武力造反的记载，虽未直接标明所依据的文献，但直笔反映了司马迁所阅读过的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例如，在《秦本纪》和《赵世家》中，都提到一位名叫“造父”的驾车高手，替周穆王驾车西征。而在西征前线却得到急报：当时曾受周穆王重用的徐偃王，在他所管辖的淮河中、下游流域地区，突然发动叛乱，并迅速攻占了洛阳东南的一些国土。于是周穆王等立即从西征前线，由造父驾车长驱赶回国内进行平乱。周穆王鉴于造父在平定徐偃王之乱时驾车有功，特赐予赵城，成为赵国的始祖。这些取材于历史档案或国家秘藏文献的记述，有力地证明了徐偃王是周穆王时代的人（笔者按：司马迁出生于世代为史官的家庭，从小就受到史学和史德两方面的严格家庭教育，因此他不仅具有史学方面渊博的学养，而且还具有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写史态度。加上他在汉武帝中期，继其父司马谈之后任史官太史令之职，可以得天独厚地阅读别人无法接触到的国家秘藏文献资料。故而他的记述，是有可靠依据的。）

总之，《史记》在《秦本纪》和《赵世家》中，关于“造父”为周穆王驾车，从西征前线长驱赶回国内，及时平定徐偃王之乱的记载，是有根有据的。更何况，关于徐偃王之乱的记载，与前面辨析题之二所述诸多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也相吻合。因此，《史记》的记载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这与《韩非子》《淮南子》等书的说法，不可同日而语。

辨析题之五：如果徐偃王真的如《韩非子》等书所说，是春秋时代一位致力于仁义治国而闻名于史的徐国君主，那么，在《左传》《国语》等正规史书中以及在《论语》《孟子》等权威著作中，何以未见徐偃王之名？不提徐偃王好行仁义之事？(www.xing528.com)

大家知道，《左传》《国语》是专门记述春秋时代各国政治、军事、社会、文化活动的史书。这两部权威史书，其成书年代距春秋时代很近，因而对于春秋时代的人、事和言论方面的记述很详细，所记内容也是切实可信的。但是，在这两部史书中，却找不到有关徐偃王情况的丝毫记载；尤其是在《左传》中，曾有多处地方述及徐国的军、政事务，也未见提及徐偃王，这就不得不对徐偃王是春秋时代人的说法，提出强烈的质疑。

再者，徐偃王是以仁义治国而著称的古代国君，在其后成书的刘向《说苑》、张华《博物志》《后汉书·东夷传》等书都有这样的记载：徐偃王不忍百姓遭受战争的苦难和伤亡，当楚国入侵徐国时，不惜放弃抵抗而导致败亡。这样一种以百姓生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典型事例，理应成为在其后问世的、大力弘扬仁义道德和民本思想的《论语》《孟子》等书的重要内容。换言之，《论语》《孟子》等书，既然是以弘扬仁义道德为主旨的，总应该或多或少地记载一些有关徐偃王治国好行仁义的感人事例。但事实却是，在这两部著作中只字未见徐偃王之事，甚至连不指名的、以仁义治国的感人事例也丝毫不提。

以上种种诧异现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惟有如下的解释才能说得通：《韩非子》等书所说的徐偃王，历史上并非实有其人，而是一个张冠李戴、流传于战国末期社会上的故事中人物；或者他是《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书问世以后的人。所以，《左传》等史书和《论语》等子书，都没有徐偃王其人其事的只字记载。

由于《韩非子》等书所说的徐偃王，有关其人其事和所作所为的记载，不见于专门记述春秋时代史事的权威著作《左传》《国语》等史书；同时，有关徐偃王以仁义治国和生平好行仁义的记载，不见于专门记述以弘扬仁义道德为主旨的权威著作《论语》《孟子》等著作，因此，笔者认为，《韩非子》《淮南子》等书有关徐偃王其人其事和所作所为的记载，确实存在着张冠李戴或移花接木之嫌，故不可信。

辨析题之六：三国时代的谯周，在《古史考》一书中说：“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显然，这话是讽刺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徐偃王与周穆王同时代观点的。岂知，谯周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学识浅薄与偏见冒失。

谯周生活于三国时代的蜀国后期，曾任蜀汉光禄大夫等职。刘后主后期，魏将邓艾父子伐蜀从阴平道入蜀，有如从天而降，使蜀汉朝廷惊慌失措。在主战与主降两种主张相持不下之际，谯周力劝毫无主意的刘阿斗降魏。至魏国后，谯周因劝降有功，封阳城亭侯，以后一直官运亨通，直到晋朝。可见，谯周是个看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其人品为世人所不齿。

谯周著有《古史考》（该书早佚，有辑本行世）等书。查《古史考》辑本中有关徐偃王之事，有如下两句话：①“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②“且王者行有周卫，岂闻乱而独长驱日行千里乎？”后一句话与徐偃王问题关系不大，这里不去说它。关于前一句话：“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的这一看法，其实来源于《韩非子》一书。在谯周看来，《韩非子》的看法是对的，而《史记》的看法是错的。本来，在学术问题上，各人看法不同，见仁见智，不足为奇，没有立此专题加以辨析的必要。但是考虑到后世（包括当今）的学者，大概鉴于谯周是三国时代的人，年代较早，这两句话又出自书名为《古史考》一书，总觉得有着比较可靠的来头，于是纷纷引用，借以佐证自己所持观点的正确。殊不知，正好适得其反，因为《韩非子》和谯周的看法，都是错误的。那么，谯周的看法究竟错在哪里呢？答曰：错在不符合历史事实。这里只举出一件事就可说明问题。

我国曾经出土过一件公认为西周穆王时期、名为录卣的青铜器（注：录为当时某诸侯国的国名，为录国军队某指挥官之名，卣为古代装酒的器具）。该青铜器上有铭文云：周穆王对录国指挥官说：唉！想不到徐夷竟深入到达内国，命令你赶快率领军队，归成周八师统帅伯雍父领导，去“苦”那地方守卫并阻击叛乱者（大意如此）。我们知道，青铜器铭文记载，是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现据《今本竹书纪年》一书记载：“穆王十三年春，西征。秋，徐戎侵洛。十三年十月，造父御车，入于宗周。”将两者内容相对照，基本相符。再与《史记》记载的相关内容相对照，徐夷趁周穆王西征在外之机，在内国（即淮河流域一带的西周腹地）造反作乱，其内容也是基本相符，并且还提供了徐夷的首领名为徐偃王。再将青铜器铭文、《今本竹书纪年》《史记》三者之间，进行互相对照，这就不难看出三种不同载体所说的徐偃王在内国叛乱之事，虽有大同小异，实际上说的是同一件事。并且领导徐夷叛乱的首领，是同一个徐偃王。这就足以证明徐偃王与周穆王是同时期的人。

由于徐偃王执政之日，正是周穆王在位之时。当时的徐国相当强盛，无论是军事实力、政治影响，或个人威望，都达到了徐国的鼎盛状态。周穆王六年（前970年）春，因计划在不久之后要远出西征，周穆王打算在他远出之际，借重徐偃王的能力和在东夷诸国中的威望，委托他管束好经常出轨闹事的东夷诸多小国。为此，特召当时正是叱咤风云的徐偃王来朝，既给他晋爵，由原来的子爵晋升至伯爵；又给他加官，破格任命他担任分管东方诸侯的要职，使他有职有权、负起责任来进行管理（以上分别引自《今本竹书纪年》《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但据笔者看来，当时的徐国虽然十分强势，仍然无法与西周朝廷相抗衡，这从徐国与西周发生边境冲突时，往往败多胜少的情况可以看出，这是综合国力所决定的。回顾发生在周穆王十三年（前963年）的那次徐偃王率领徐夷发动武力抗争（即《史记》记载的武力叛乱），必然有其特殊的机遇和特殊的条件：①这特殊机遇，就是周穆王带领大批主力军队西征在外，国内军力空虚。②这特殊条件，就是周穆王在此之前过分信任徐偃王，曾任命他以分管东方诸侯的要职，使他早就控制着东方诸侯所在的淮河中、下游地区。所以在周穆王十三年（963年），才能够发生这场由徐偃王带头、深入到达洛阳附近一带（即所谓“内国”地区）、为时达数月之久的战乱。这是从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来阐述和证明徐偃王是与周穆王同时期人的又一有力证据。

现在反观谯周所说，认为徐偃王是春秋时代与楚文王同时期人，这就无法解释上述青铜器铭文以及《史记》记载的徐偃王利用周穆王西征在外的机会，率众到达西周境内洛阳附近造反作乱的历史事件。因为春秋时代的徐国已经衰落，并且到了日薄西山的地步，哪有力量深入周朝境内进行作乱？而且那时历史已进入到东周时代，诸侯国林立，作为一个弱小的徐国，无端入侵宗主国周朝，岂不被众多的诸侯国群起而攻之，霎时消灭？因此，谯周认为“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的说法，无论在情理上或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辨析题之七：解读西汉人东方朔所作楚辞《七谏·沉江》以及东汉人王逸在《楚辞章句》一书中对《沉江》章句的诠释，就有关徐偃王究竟是哪个时代人的问题，提出不同看法。

东方朔是与司马迁同时代的西汉文学家，因生性诙谐、谈吐幽默，故在《史记》中被列入《滑稽列传》。他作有楚辞名篇《七谏》，在《七谏》之一的《沉江》篇中有句云：“偃王行其仁义兮，荆文寤而徐亡。”意思是说，徐偃王推行仁义，深得民心，这使楚文王感悟到很不利于楚国，因而动用武力攻灭徐国。这种观点，明显是照搬《韩非子》没有依据的说法，笔者在本节前面“辨析题之一”中，已经予以批驳而加以否定。

但在这里值得评论一番的是，东汉人王逸在《楚辞章句》一书中（这是现存《楚辞》的最古注本，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流传颇广），对东方朔的这句楚辞是这样诠释的：

荆，楚也。徐，偃王国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诗》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周衰，其后僭号称王也。偃，谥也。言徐偃王修行仁义，诸侯朝之三十余国，而无武备。楚文王见诸侯朝徐者众，心中觉悟，恐为所并，因兴兵击之而灭徐也。故《司马法》曰：国虽强大，忘战必危，盖谓此也。

王逸将徐偃王之徐国，与《诗经·大雅·崧高》中的申伯联系起来，认为徐偃王之徐国，为申伯所封，这是很不妥当的。我们知道，周宣王有志于周朝的中兴，他为了屏障南方国门，防备野心勃勃的楚国入侵，乃封其舅父申伯于谢地（即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是为申国。这首《崧高》诗就是反映这一历史事实的。但王逸将徐偃王之徐国，认为是申伯所封，这无异于将徐国及徐偃王空降到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实在是匪夷所思。且不说申伯是否有封国之权，即使有封国之权，所封的也绝对不会是徐偃王之徐国。理由是：其一，如果徐偃王之徐国为申伯所封，则徐国之立国，应是在周宣王之时。这与徐国早在西周初时已经立国，并在军事上相当活跃的历史事实，在时间上完全不符。其二，如果徐偃王之徐国为申伯所封，则徐国当位于申国（今南阳市一带）的封地内，这与古今历史学者公认的古徐国，位于淮河下游今安徽省泗县以及洪泽湖一带，在地理位置上完全不符。其三，楚文王在位期间，曾先后攻灭了位于今河南省南阳地区和信阳地区的许多国家，如蔡国、申国、邓国、息国、黄国等（笔者按：楚文王打败黄国后，正欲乘胜一举攻灭黄国时，却突然暴病而死，结果由其后继者楚成王攻灭黄国）。《左传》对此都有一一记载，其中就是没有攻灭徐国的记载。按照王逸的说法，当时徐国的徐偃王，是楚文王眼中严重威胁着楚国的头号大敌，在楚文王频频北上攻略时，岂有不首先加以攻灭之理？但是《左传》《国语》等史书，并没有关于楚文王攻灭徐国的记载。这说明：徐偃王之徐国，其地理位置根本不在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

那么，王逸凭什么说是徐国为申伯所封？据笔者分析，问题出在王逸所引用的《诗经·大雅·崧高》的版本上。该诗共八段，每段四个联句。其中带有“谢”字的联句，计有：“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申伯番番，既入于谢”等四个联句（周宣王封申伯于原住民为“谢”姓之地，即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故该诗中多处出现“谢”字）。由于古代缺乏纸、笔，在民间传授《诗经》时，往往靠口授，因传授人和地区语音的不同，而形成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四种版本。前三种版本至魏、晋时已经失传，现在流传的《诗经》都是毛诗。

王逸是东汉人，当时他依据的《诗经》不知是何版本。据同为东汉人的王符《潜夫论》卷九《志氏姓》记载：“申国在南阳宛北序山之下，故诗云：‘于邑于序，南国为式。’”可见，上面所引毛诗《崧高》：“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等诗句中的“谢”字，在王符所引诗中，则为“序”字，可知“序”当为“谢”的音转。但是，从上引王逸《楚辞章句》所引的《崧高》诗中，既不是“申伯番番，既入于谢”，也不是“申伯番番，既入于序”，而是“申伯番番，既入于徐”。可见“徐”也是“谢”“序”的音转。显而易见，这“谢”“序”“徐”三个字，读音很接近，实际是指同一个国家的国名，但却极易误会成三个不同的国家。尤其是口授《诗经》时，更易造成误会。因此，问题很可能出在这个“徐”字上。据笔者分析推测，当时王逸所用的《诗经·崧高》版本，可能是“于邑于徐，南国为式”“申伯番番，既入于徐”。王逸解读这些诗句时，遂误会在申伯的封地内（今南阳市一带）另有一个徐国存在，而这个徐国既然是在申伯封地内，就推测为申伯所封。加上当时又受《韩非子》《淮南子》等书，说是楚文王攻灭徐偃王的误导，遂联想为楚文王在攻灭申国时也连带攻灭了徐国。殊不知，这一误会遂将徐偃王及其徐国，从当时徐国所在的今淮河下游地区，莫名其妙地空降到春秋时代申国所在的今南阳市一带，这无论在徐国的立国时间上，或在徐国的地理位置上，都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生活于两宋之交时期的洪兴祖，在其所撰、流传很广的《楚辞补注》一书中，针对着王逸的诠释提出强烈质疑：“徐偃王当周穆王时，楚文王乃春秋时，相去甚远，岂春秋时自有一徐偃王邪？”说明洪兴祖是坚决不同意西汉的东方朔与东汉的王逸两人观点的。笔者完全同意洪兴祖的意见。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东方朔所作以徐偃王为题材的楚辞以及王逸对这句楚辞的诠释，均属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就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东方朔的楚辞章句以及王逸的诠释，都不失为上乘之作。但若以此文学作品，当作历史文献资料来加以引用并作为证据的话，则会贻误后世的读者，造成以讹传讹的严重后果。

辨析题之八：解读唐代大文豪韩愈所作《衢州徐偃王庙碑文》，从中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韩愈是如何看待徐偃王究竟是哪个时代人的问题的。

唐代的韩愈，是中国历史上文起八代之衰、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大文豪。他不仅具有挥斥纵横的文才，还具有博通古今的史才和史识。曾任史馆修撰等史官，并在任内出色完成朝廷交办的编撰大型史书《顺宗实录》的任务。韩愈是写散文的高手，尤其善于写纪传、行状、墓志铭、碑文等一类历史题材的散文。本辨析题所引用的《衢州徐偃王庙碑文》就是其中的一篇，该碑文写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十二月。

韩愈为使该碑文的格局不落窠臼，能鲜明地突出徐偃王好行仁义、深得人心的主旋律，特此独辟蹊径，采用与徐国同为嬴姓的秦国，进行对比的写法，将该碑文营造为引人深思和联想的意境，从而增强了感染力。如说：秦、徐两国的祖先都为嬴姓，都是柏翳之子（笔者按：柏翳即伯益，伯益生有两子，长曰大廉，为秦国之祖先；次曰若木，为徐国之祖先）。但兄弟两人的治国理念却截然不同，秦国惯用武力，以暴制人，虽然曾经打败了各个诸侯，得以统治全国；但也种下了仇恨，不久就被推翻，后代子孙也一直衰落不振。而徐国偃王因施行仁义，以德服人，虽然身死国亡，但一直活在人们心中，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怀念，后代子孙也兴旺昌盛，十处地望的徐姓人，九处是偃王的后裔。这些徐姓后裔，在各地建庙立祠（在今浙江省境内尤其多），让祖先徐偃王到处享受着香火祭祀。读后，不禁令人赞叹不已，这真是一篇振聋发聩、别开生面的好碑文！因此，清末曾国藩的“曾门四弟子”之一、文学家张裕钊评论说：该碑文“借秦抒论，便生精彩，此作家工于创意处”^[12]。

由于该碑文篇幅较长，因此不在这里引录全文，仅节录其重要部分并就笔者在解读该碑文后所感受到的两点心得，述之如下：

其一，碑文云：

徐与秦俱出柏翳为嬴姓……秦处西偏，专用武胜……徐处得地中，文德为治。及偃王诞当国，益除去刑争末事，凡所以君国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义。当此之时，周天子穆王无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说，得八骏，骑之西游，同王母宴于瑶池之上，歌讴忘归……穆王闻之恐，遂命造父御，长驱而归，与楚连谋伐徐。徐不忍斗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随而从之万有余家。偃王死，民号其山为徐山，凿石为室，以祠偃王。偃王虽走死失国，民戴其嗣为君如初。驹王、章禹，祖孙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继迹史书。徐氏十望，其九皆本于偃王；而秦后迄兹无闻家。天于柏翳之绪，非偏有厚薄，施仁与暴之报，自然异也。^[13]

碑文中描述的周穆王西游、乐而忘归之事。明显取材于《史记》，表明韩愈是认同《史记》所持的徐偃王是周穆王时代人的观点。同时，从“北走彭城”一句，表明徐国所在的今安徽省泗县一带，位于彭城（今徐州）以南，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其二，上引该碑文中“及偃王诞当国”一句，使后世人们从此得悉徐偃王之名为“诞”，这是现有关于徐偃王的史料中，最早提供徐偃王之名的记载，真是珍贵之极。笔者在本章行文中曾多处提到：徐偃王即徐国君主徐子诞。此徐子诞之名，笔者取材于《今本竹书纪年》。一般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是《古本竹书纪年》的冒牌货，内容不可信。但从韩愈所作此庙碑文中提供的徐偃王名“诞”来看，两者完全相符，足以证明《今本竹书纪年》所提供的徐子诞之名，是真实可信的。

笔者认为，韩愈在《衢州徐偃王庙碑文》中认为徐偃王是周穆王时代的人，是因他鉴于《史记》的观点合乎历史事实，才予以认同；而并非毫无主见地跟着《史记》人云亦云。因为在唐朝时，关于徐偃王生存时代的问题，除了流传着《史记》的观点外，《韩非子》《淮南子》等书所宣扬的徐偃王是春秋时代人的观点，也很盛行。如果韩愈对于这个问题毫无主见、只是人云亦云的话，那么韩愈的表态必然含糊其词，不可能如此干脆、明确。这里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现象的存在：就在唐朝元和年间，韩愈撰写该庙碑文的前后，当时社会上出现一本名为《元和姓纂》的姓氏书，书中对“徐”姓的诠释是：“嬴姓，伯益之后，夏时受封于徐，至偃王为楚所灭，以国为姓氏”^[14]。该书作者林宝，将徐偃王与“楚”并列，楚国在世的时间很长，却又不说明是在哪一位楚王时期，无疑是为了回避问题的实质。这充分表明：林宝对于徐偃王究竟是哪个时代的人这一问题，胸无成竹。因此只能避开问题的实质，王顾左右而言他。而韩愈显然不是如此，因为韩愈对于徐偃王生存时代的看法，是胸有成竹的，因此在该庙碑文中，能干脆、明确地亮出认同《史记》的观点。

最后，韩愈所作的这篇《衢州徐偃王庙碑文》，与上述辨析题之七：东方朔所作《楚辞·沉江》同属徐偃王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虽然一般文学作品可以采用夸张、虚构等手法，并不要求必须符合历史事实；但笔者认为，既然是以徐偃王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对于徐偃王的一些最基本要素，如徐偃王是哪个时代的人等，总应该符合历史事实，否则，就会乱了套。据此看来，韩愈所作《衢州徐偃王庙碑文》，不仅符合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而且对于作品中的历史人物，诸如是哪个时代的人等观点，也是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的。

辨析题之九：《韩非子》所说的徐偃王，其人其事在先秦文献中找不到丝毫依据；而其所作所为，又与经本章论证的、历史上真实的徐偃王，完全对不上口径。因而是一个在传说过程中经过张冠李戴、流传于当时社会的某个历史故事中的人物——冒牌徐偃王。

通过以上八个辨析题尤其是“辨析题之二”的深入辨析，辩证了本文所说的徐国君主徐子诞，与《史记》所说的徐偃王、《礼记》所说的徐驹王都是同一人。而《韩非子》等书所说的徐偃王，则不在其中。这是因为：韩非笔下的徐偃王，是一个生活在春秋时代，治国理念泥古保守，放弃一个国家所必需的国防，而一味好行仁义，当楚国入侵时因无力抵抗而束手沦陷的亡国之君。这两个徐国的国君，虽然都称为徐偃王，但在所处时代、个人性格、治国理念、所作所为等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足证：此徐偃王非彼徐偃王，显然不是同一人。更不可能在我国先秦时代有两个徐偃王，如果在后世的文献记载上，出现两个迥然不同的徐偃王的话，则其中一个必然是张冠李戴的冒牌徐偃王。

那么，这两个徐偃王中哪一个是冒牌徐偃王？笔者答曰：无论从历史事实方面分析，或是从逻辑方面分析，都应该是《韩非子》等书中的徐偃王为冒牌徐偃王。理由已经详述于前面八个辨析题中，这里可概括成如下三条理由：①《韩非子》《淮南子》等书中的徐偃王，是徐国被楚国攻灭的亡国之君，这种说法与先秦时代的正规文献记载完全不相符合。②在《韩非子》《淮南子》等书中所反映的徐偃王，对其治国不重国防、一味好行仁义，以致遭受楚国入侵而亡国等内容，在先秦文献中找不到丝毫依据，颇有张冠李戴或移花接木之嫌。③开通陈蔡运河和武力叛乱，应当是徐偃王生平中的两件大事，尤其是造反之事，关系到徐偃王的终身结局，凡是有关徐偃王的记述，不能不提。而《韩非子》《淮南子》等书中的徐偃王，却只字未提。说明这两件大事，与所谓的“徐偃王”本身毫无关联，扯不上边。据此三条，足以证明《韩非子》等书中所说的徐偃王，并非我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徐偃王，而是一个徒有徐偃王之名的冒牌徐偃王。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韩非子》书中的冒牌徐偃王，并不是韩非本人在玩弄着张冠李戴或移花接木的伎俩，更不是韩非故意歪曲历史、塑造这样一个反面教员的人物形象，用以反证自己所持的治国理念的正确；总之，这个冒牌徐偃王的产生，与韩非本人无关。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在漫长的民间传说过程中，或因不断地掺杂讹误，或因与别的历史故事内容相混淆，或因有意无意地发生移花接木或张冠李戴等情况而形成的。

笔者曾对记载着有关徐偃王史料的《韩非子·五蠹篇》，进行仔细研究后认为，韩非笔下的徐偃王其人其事，绝非取材于先秦时代的正规文献记载，而很可能是取材于流传当时社会上的某个历史故事。当然，取材于历史故事并非不可，问题是：韩非所取材的这个历史故事，在漫长的民间口头传说过程中，已经掺杂着不少讹误成分，甚至存在着张冠李戴等情况。即：将古代民间广为流传的徐偃王之名，懵懵然误套在历史故事的主人公头上。致使原本生活于西周时代，个性强悍、治国有方、既重仁义又重武备，因而国势强盛、成为当年叱咤风云人物的徐偃王，在这个历史故事中，却变成一个生活于春秋时代、个性懦弱迂腐、治国不重武备、一味好行仁义、最后成为亡国之君的人。显然，《韩非子》书中的徐偃王，除了“徐偃王”称呼相同外，其他方面都与历史上真实的徐偃王，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著名法家，他力倡以法治取代行仁义的治国理念。认为：“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见《韩非子·五蠹篇》）。据笔者分析推测，韩非为了要证明其治国理念的正确，带着这一理念寻找能起反面教员作用的史例进行有力证实，不慎将流传于当时社会、主人公称为“徐偃王”、内容生动感人、具有很强说服力的这一历史故事，未经深入考证鉴别，引入《韩非子》书中。殊不知，这个历史故事中的徐偃王，是个张冠李戴的冒牌徐偃王。其后，《淮南子》《说苑》等书又将《韩非子》所误引的这一历史故事相继转引，从此以讹传讹，导致真实的徐偃王生存时代的历史记载混乱不堪，并使后世的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成为一桩老、大、难的学术悬案。

其实，韩非在战国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力排行仁义、力倡行法治的治国理念，是顺乎历史发展潮流、合乎人类社会进步的，诚为难能可贵，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只是当时韩非一时失察，引用史例不当，不经意间造成了历史误会，为后世留下了引发以讹传讹的后遗症。但韩非的这一失误，犹如白璧之微瑕，古人云：“圣人千虑，必有一失”（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何况，这微瑕并非出现在《韩非子》法治理论体系的本体上，而是出现在所引史例的细枝末节上，无伤大雅。因此，丝毫无损于韩非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和法家代表人物等的崇高历史地位。

综上所述，通过前面九个相关专题的审视、辨析后，揭示了《韩非子》等书中的徐偃王，原来是一个张冠李戴而并非真实的徐偃王。据此，对于“历史上的徐偃王，究竟是哪个时代的人？”这一长期以来解答不了的历史难题，可以作出明确的解答：历史上的徐偃王，应该是《史记》所说、经本书本节所论证的、与周穆王同时代的徐国君主徐子诞，而并非《韩非子》等书所说的、在春秋时代被楚文王（或楚庄王）攻灭的徐国亡国之君。

以上就是笔者撰写本节文字所要提出的创新观点。但笔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创新观点，只是属于笔者的一家之言，是否正确、合理，还需经过广大读者的检验。因此，笔者真诚地欢迎广大读者，对我上述的论断和结论，进行直率的批评指正。假使说，我上述的论断和结论，得到读者们的认可，并取得史学界共识的话，则在破解“徐偃王究竟是哪个时代的人？”这一历史难题方面，等于找到了一把钥匙，可使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存在的这一老、大、难的学术悬案，终于得到了破案、结案。

至于在《韩非子》等书中，被作为治国反面教员的冒牌徐偃王，其原形究竟是我国先秦时代的哪个国君，以及西周穆王时代的真实徐偃王，经过六七百年的民间传说过程，是怎样不断地掺杂、走样、变相甚至张冠李戴，到战国末期时演变成冒牌徐偃王的，这些问题都是饶有趣味并值得深入探究的。但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范围，因此恕不在此赘述。不过，笔者在这里可提供一些线索，前辈学者曾有过这方面的探索：请参阅国学大师钱穆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出版，2001年8月）卷三，第九十九，附《宋王偃即徐偃王说》一文。对于当今有兴趣探究这些问题者，或许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