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太伯渎不见于北宋以前文献记载的原因

如上所述，太伯渎是太伯出奔荆蛮定居于今江苏无锡后，开凿的一条东通苏州、西通无锡的人工运河，距今已有3100多年的历史。它经历了湮而复现、废而复存的历史变迁，经唐代在其遗迹基础上进行重开，以及后来历代的不断疏治，至今尚存，有目共睹。但学术界有些学者，因太伯渎未见于北宋以前的文献记载，直到北宋的《太平寰宇记》始有记载，遂怀疑其事的真实性，认为是后人的牵强附会，不是历史事实。这种观点，未免有吹毛求疵、多疑多虑之嫌。笔者将在本节，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予以详细阐释：为什么太伯渎一直不见于北宋以前的文献记载，而直到北宋时始见于文献记载的原因。

首先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文献记载固然是鉴别历史真伪的重要依据，但也得结合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不应该不顾历史条件而片面地强调文献记载。我们知道，在商殷朝后期虽然甲骨文已经问世，但甲骨文是用铜刀在坚硬的甲壳上细致地镌刻的，十分困难。因此所记述的内容，有着严格限制，只限于记述国家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和宫廷祭祀、占卜等内容。诸如吴太伯开挖一条短小的河道，则纯属民间经济活动小事；何况这条小河又位于当时尚为不毛之地的江南地区。其时江南地区分布着许多氏族部落，并不在朝廷控制范围之内。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太伯渎是根本不可能见诸文献记载的。

春秋战国以降，文献记载渐趋普遍，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史书记载的内容，仍然偏重于政治、军事等国家大事。诸如开挖河道等经济活动则鲜有记载，即使有记载也十分简略。例如，吴国开凿的邗沟运河，长三百余里，是历史上一条有名的重要运河。但许多史书并无记载，惟《左传》有寥寥七字的记载：“吴城邗，沟通江淮。”而这七字中，实际表达运河的，只有“沟通江淮”四字。须知，要不是吴国开挖邗沟是为了运兵运粮、北伐齐国并与晋国争霸，其性质完全属于军事、政治范围的话，则《左传》上恐怕连这七个字的记载也不会有。至于太伯渎，只是民间开挖的一条小河，当初并无名称，而且又在远离中原的偏僻江南地区。河道存在时，除了当地人们能够亲眼目睹和日常用于灌溉、行舟外，根本不为世人所知；河道湮废后，除了在当地民间留下印象、回忆和代代相沿的传说外，早被世人完全遗忘。正因为如此，在北宋以前的历史文献上，也就没有太伯渎的记载。根据我国历史记载的通例和习惯，应该承认以下的表达是合乎逻辑的：在北宋以前的史书上，没有关于太伯渎的记载，并不等于在北宋以前的历史上，就没有存在过太伯渎。

开挖于距今3100多年前商朝后期的太伯渎，随着时光流逝，沧桑变化，后来湮废无闻，直到1800年以后的唐朝中期才被重新发现。那么，湮废已久的太伯渎，为何会在中唐时期突然被发现呢？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关。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一向是在北方黄河流域，由于北方长期战乱等原因，自隋唐时代开始，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及至安史之乱期间，中原地区战火连天，满目疮痍，战后又出现藩镇割据、漕运严重受阻的局面。其时，唐朝政权只能依赖江南地区的粮食赋税苦苦支撑，经济重心完全南移。生活在当时的韩愈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什九”^[38]。就是说，唐朝的财政收入，百分之九十要依赖江南地区。当时的朝廷向江南地方官府，不断地下诏要求增加粮食生产，解决朝廷急需。江南地区的官府，为此而不得不到处开荒拓地，大兴水利工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唐宪宗元和年间常州刺史孟简，在其管辖区内（当时无锡属常州管辖）到处开挖河道时，偶然发现了一条“淀塞年深，粗分崖岸”^[39]的古河道遗迹。据笔者推测，当时唐朝人在发现这条古河道遗迹后，可能还在遗迹的泥土中发现一些诸如用于挖土的青铜工具残件、腐烂残破的木桨等器物垃圾，因而引起了地方官府的格外重视与咄咄好奇，遂邀请了当地一些有学问、有见识的长老，进行现场考察、辨认，并根据民间传说中的太伯渎所经之处，进行对照、分析后，才认定为太伯渎的故道。于是决定对这条地下故道进行重开，用以灌溉和行舟。估计当时常州刺史孟简，将此事向朝廷作了书面奏报，有档案留存在朝廷。到了北宋太宗时，知名学者乐史奉命编纂国家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遂根据朝廷档案资料以及图志等，将孟简发现并重开太伯渎的情况，扼要地记载于《常州·无锡县》条下。嗣后，又被欧阳修和宋祁编纂的《新唐书》所采用，从此广为流传。乐史、欧阳修、宋祁等，均为北宋时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学界著名泰斗人士，关于太伯渎情况的记载，绝不会是捕风捉影或牵强附会，而必然是有可靠依据的（推测当时所依据的，应该是朝廷保存的历史档案、当时尚存世的有关历史典籍和地理图志、江南地方官府奏报中的当地民间传说等）。更何况《太平寰宇记》和《新唐书》等书，均为审核精细的官方权威性典籍，应该说其记载是真实可信的。后来元、明、清各朝，又对孟简循故道重开的太伯渎，不断地进行疏浚和整治，使太伯渎得以完好地保存至今。一些史书和地方志，也纷纷对太伯渎的变迁状况加以记载，从而使今天的人们得知：三千多年前的太伯渎，就是今天位于江苏无锡市区东南的伯渎港前身。

以上所述，就是无锡历史上的太伯渎，其湮而复现、废而复存的变迁经过，以及为何不见于北宋前的文献记载，而从北宋开始则突然出现较多记载的原因。这使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时，深刻领悟到：文献记载固然是鉴定历史事物真伪的重要依据，但在没有文献记载的依据时，依据地下的历史遗物或遗迹，同样可以揭示历史的真相。

太伯渎遗迹在中唐时期的被意外发现，这与我国近代或当今，在全国各地热火朝天进行工程建设中，常常会在地下意外地发现一些古代器物或遗迹，使从未见于文献记载的许多历史事实，得以为世人所知的情况，如出一辙。这里，列举两个实例予以证明：

例一，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殷代王室和贵族在祭祀时的卜辞，用刀镌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商殷王朝灭亡后，昔日的殷都，经过岁月的消逝，演变成位于今河南安阳市西北小屯村一带的“殷墟”和大片耕地。数量很多、刻有卜辞的甲骨，也就成为埋没在殷墟和耕地下面的殷代遗物。由于甲骨文或有关甲骨文的讯息，从未见于历史文献记载，因此后世的人们，根本没有“甲骨文”的概念，也根本不知道殷代有甲骨文的存在。(www.xing528.com)

甲骨文的发现是在清朝末年，其发现过程应归功于如下三部分人：①当地农民在耕地时的偶然发现，误认为是“龙骨”药材，可以卖钱而随手拾取、出售，从而得以避免了随手丢弃或散失。②当时有范姓和赵姓两位古董商贩，认为这是古董（但他们并不知道是何古董），于是深入农村向农民收购、转卖，从而得以大量积累并保存下来。③一些独具慧眼的学者，如1899年时担任国子监祭酒官职的王懿荣，是一位金石学家，他最早意识到这些出土甲骨上所刻的颇有规律的符号，很可能是殷代的文字。于是他率先以重金向范姓古董商贩购进了上千片甲骨，准备进行深入研究和考释。不料，翌年突然爆发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事件，王懿荣殉职身亡。王氏生前友人刘鹗（字铁云，即《老残游记》的作者）继承其志，除出资购进王氏身前所藏全部出土甲骨外，又出高价向古董商贩购进数千片甲骨。在共计5000余片的出土甲骨中，选取1058片做成拓片，于1903年编成《铁云藏龟》一书出版。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甲骨文拓本专著，从而得以使甲骨文流传于世。

如上所述，可见甲骨文的发现纯属意外。在此之前，人们根本不知道我国历史上有所谓“甲骨文”的存在，因而根本谈不上在发现前有文献记载的依据。

例二，1973年冬及1974年入春以后，陕西省关中地区久旱无雨。大片耕地出现干旱龟裂，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连人们日常所必需的饮用水也发生困难，于是农民们不得不到处打井觅水。1974年3月，临潼县两位农民在骊山北麓的一处荒地上打井，挖掘至4～5米深时，发现地下有许多陶俑的断臂残腿，感到十分奇怪并报告了当地政府。后来政府组织起有经验的考古人员，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竟发现了震惊世界的秦始皇陵兵马俑。

在秦始皇陵的地下，藏有庞大阵容的兵马俑。由于这一情况从未见于历史文献的记载，因此人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如此之奇迹。这事幸亏因当地农民在打井时的意外发现，才使长眠于地下二千多年的世界奇迹得以真相大白。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你能说因为历史文献上没有秦始皇兵马俑的记载，就对呈现在眼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视而不见，不承认或不相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吗？当然不能不承认，也不能不相信。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凡是研究历史，关于文献记载的依据固然重要，但在没有掌握文献记载或根本不存在文献记载的情况下，地下历史遗物或遗迹的发现，则无疑是比文献记载的依据，更为重要、更为宝贵、更为可靠。常言道：“眼见为实”，此之谓也。

现在将思绪再拉回到1200多年前的唐宪宗元和年间，当时太伯渎遗迹的意外发现，同上述所举两个实例的情况完全一样，也是没有文献记载的依据，因而世人对此闻所未闻。幸亏唐朝人在挖掘河道时的意外发现，才为世人所知。当今有一些人，对太伯渎的意外发现和历史存在，因在北宋以前的历史文献上找不到这方面的记载，就萌生怀疑，甚至否定其存在，这不是在“自设障碍、自找麻烦”吗？笔者真诚地希望这些抱着多疑心态的人们，能够从甲骨文、秦始皇陵兵马俑等，这些根本没有文献记载依据而完全是意外发现的实例中，深刻领悟到“眼见为实”这句老话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