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河：太伯开凿人工河道原因

据《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记载：“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笔者按：故吴即勾吴，故、勾两字读音相近，易混淆），人民皆耕其中。”又据《越绝书·吴地传》记载，当时无锡、苏州一带，水网交叉，湖塘星罗棋布，充分反映了这一带地区的供水丰富、土壤肥沃，是得天独厚、适宜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好地方。

我们知道，周人原是一个长期居住在关中泾渭流域的农业部族，太伯的祖先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等都是擅长种植粮食作物的行家，他们一向重视引水灌溉农田的工作，《诗经》中的《大雅·公刘》一诗，就是颂扬公刘亲自勘察地形水源，用以灌溉农田的事绩。到了太伯所处的商殷时代后期，已经实行井田制，沟渠设施也相应地得到发展。所谓井田，即将每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划为九区，中间一区为公田，其余八区为私田。各区之间则用灌溉沟渠予以纵横分隔^[32]。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十分形象化的字形，表示田边布置着沟渠。这些甲骨文字的出现，反映了商殷时代后期，农田沟渠已经普遍存在。周人居住的关中周原地区，是当时国内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与周人善于经营农田和重视沟渠设施建设是分不开的。作为周人子孙后代的太伯和仲雍，自然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他们离乡背井出奔到江南去开创新的家园，决不会忘记把开渠引水、做好农田灌溉的经验带到江南去。太伯为了使自己勾吴国“人民皆耕田其中”并获得好的收成，率领当地群众在勾吴国的地域内，开挖一条河道，用于大片农田的灌溉，是不可缺少的一项举措。这可能就是当时开挖太伯渎的目的之一。

江南地区是水乡泽国，人们的出行方式，主要是水运交通，即乘坐舟船在河道中行进。我国南方的水运交通起源很早，商殷时代的甲骨文中已有“舟”字。《周易·系辞》有“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记载。实际上，文字记载总是比事物的出现要迟得多。1958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江南太湖流域的湖州市钱山漾，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有一支用青岗木制成的船桨，单其桨翼就有96.5厘米长。经科学测定，这批先民遗物距今已有4700多年，大约相当于传说中的炎帝和黄帝时期。1958年，又在与无锡县相邻的武进县境内，出土了一只长11米、宽90厘米的独木舟，是用一整段大树木挖空而成，相当不易，这正好印证了古书上“刳木为舟”的记载。从出土的船桨和独木舟的制作工艺来看，已具备相当高的水平。说明我国江南地区的先民们，利用舟楫在水上捕捞鱼虾或进行水运交通的历史，绝不止是四千多年，而是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据此可以推测，三千多年前太伯所处的时代，水运交通在江南地区已不是稀罕之事，出行坐船比肩挑步行要省力得多，是当时人们乐于采用的交通方式。(www.xing528.com)

再说周人，世世代代生活在泾、渭之滨，使用舟楫，采用水运方式已是常事。太伯的祖先公刘，多次乘船横渡渭水到南山运取木材；太伯的父亲古公亶父，也是利用舟楫横渡漆水、沮水，迁移至周原定居；《诗经》中有很多反映周人舟楫生活的诗篇，如《大雅·棫朴》云：“淠彼泾舟，烝徒楫之。”描写了一艘航行于泾水上的大船，由众多船夫奋力划桨的情况。说明周人虽为北方人，却常常与舟楫打交道。太伯、仲雍对此当然也是习惯了的，他们到达江南水乡地区后，入乡随俗，与当地人常用舟楫的习惯相融合，使水运交通成为当时勾吴国人民对内对外的主要交通方式。当然，那时候用于行舟的都是天然河道。

天然河道因受地形条件的制约，有着分布不均和多呈同向延伸的不足，由于在相邻河道之间往往缺少横向河道的沟通，致使陆路相距不远的两个居民点，走水路时需要绕道，多费力气和时间。太伯所在的梅里，位于今无锡、苏州之间，那时候无锡与苏州的城市形态虽然尚未出现，但居民聚落可能已经分别存在。为使梅里与这两个位于一东一西的聚落相沟通，开挖一条直通的人工河道用于行舟，已成为当时一项紧迫的交通运输需求。更何况用于行舟的人工河道，又可用于灌溉农田，乃一举两得。这可能就是当时决定开挖太伯渎的又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