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伯、仲雍在中国运河的离家原因揭秘

历史上的周太王，是个胸怀大志的人，早年为避开戎狄侵扰和便于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率领宗族及当地民众，从泾水流域的豳（今陕西省彬县东北），历尽艰辛迁徙至渭水流域的周原（今陕西省岐山县、扶风县一带），在这片北靠岐山、南临渭水的肥沃土地上，创建周国，并努力团结群众，走向日益强盛之路。但周太王之志并不止于此，据《诗经·鲁颂·宫》云：“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所谓翦商，就是推翻商殷王朝。这首诗明确反映了周太王自迁居周原后，即以小小周国为基地，不断地向周边地区实行武力扩张；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翦商大计。由于翦商大计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完成，因此周太王在立嗣问题上着重考虑的是：继位者必须积极贯彻并有能力实施翦商大计为首要条件。而在太王眼中，幼子季历最符合这一条件，因为季历生有一个很有发展前途、太王寄予厚望的孙子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可使兴周翦商大业代代相传下去。特别是，幼子季历为太王所宠爱的后妻太姜氏所生，传位于季历，既符合后妻的愿望（这是太王决心舍长传幼的主要原因之一），又因后妻太姜氏是当地势力强大的羌族部落首领成员之女，在未来的翦商事业中有求于羌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因此，太王决心舍长传幼，将王位传于季历。而太伯为了尊重其父的心愿，也就主动将王位继承权谦让给了幼弟季历。

那么，太伯在主动让出王位继承权后，为何不留在家乡关中，协助季历共同完成其父开创的兴周翦商大业，却与二弟一起离家出奔遥远的荆蛮？这是几千年来历代学者们一直在寻找答案的难题。

笔者在解答这道难题前，先引一段《史记·吴太伯世家》有关这个问题的记载：“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这几句话，意味深长，话中有话。尤其是其中的“以避季历”，暗示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太伯、季历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太伯在让位后，是有不得不携二弟仲雍离家出奔的苦衷。只因当时出于为贤者避讳等种种原因，对兄弟两人离家出奔荆蛮的真实缘由不便公开直说。后世的一些史书如《史记》等，也就只能含糊其辞，以曲笔方式进行上述记载。对此，笔者经过长期研究后认为，当年太伯、仲雍离家出奔荆蛮的真实原因有三：

（一）旨在远离家庭，摆脱内心痛苦与烦恼

周太王在团结关中民众、开创兴周翦商事业方面是成功者，而在团结家庭成员、维护全家和谐方面却是失败者。太王因宠爱具有强大羌族势力背景的后妻太姜氏，也就爱屋及乌，偏爱后妻所生之子季历及季历之子姬昌，而对前妻所生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却不能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导致兄弟二人忍无可忍，愤慨离家，远奔荆蛮而一去不复返，从此家庭离散，演出了一幕流传千古的历史悲剧。

太伯是太王长子，又是胸怀抱负、德才兼备之人，因而既是合理合法、又是合情合格的王位继承者。但太王有了幼子季历和孙子姬昌后，却改变了初衷，执意要使幼子季历取代长子太伯的王位继承权，乃费尽心机，借口所谓“姬昌有圣瑞，我世当有兴者在昌”（见《史记·周本纪》），不惜违背宗法传位制度和历来传统规矩，将王位继承权改授给季历；不仅如此，还提前将季历之后的王位继承权，也预定给了季历之子姬昌。太王的这种偏袒做法，当然会激起太伯的愤慨不平。但是，当时太伯面对如此悖情，既没有据理力争，更没有起而反抗，而是逆来顺受，并主动地让出了王位继承权。据笔者分析，当年太伯之所以如此，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一是，出于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尊重父意、顾全大局，这是太伯的善良本性和高尚品德所使然。二是，出于面对现实的无奈，常言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是太伯在这个家庭中的弱势地位使然。根据分析可知，当时太王家庭中，太王夫妻、季历夫妻、孙子姬昌三代五人，是这个家庭的核心成员，享有一切应该享受的权利，处于绝对强势地位；而太伯、仲雍因是前妻所生，前妻已被后妻所取代，兄弟二人的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被边缘化，成为这个家庭中的“多余”成员，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因此会发生太伯的法定王位继承权，被无端剥夺的不公平对待。身为长子的太伯，在失去王位继承权后，已徒有长子之虚名，于是一种受欺侮、被抛弃的严重失落感和伤害感，在太伯心头油然而生。加上太伯未婚单身，在当时孤立无援的家庭环境中，既无生母的安抚，又无妻子的劝慰，更无子女可以寄托希望，只能与同母所生的二弟仲雍相顾互怜、相依为命。这使原本已够烦恼、惆怅的太伯，内心更觉凄凉和痛苦，深感困顿于这样的家庭环境，永无出头之日。于是时机一到，就决心铤而走险，出奔遥远的荆蛮。

（二）旨在远离季历，避免潜在的萧墙祸患

季历是既得利益者，他倚仗太王的偏爱和生母太姜氏的袒护，不仅取代太伯得到了王位继承权，还提前为其子姬昌预定了王位继承权，真可谓：得陇又取蜀，占尽了天下便宜。但季历也是个明白人，自忖其父母舍长立幼的做法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因而十分心虚不安，对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两位兄长颇有顾忌，生怕有朝一日（如在太王去世后）他们会联手发动政变与自己争夺王位。而太伯、仲雍似乎也已觉察到季历的这种顾忌，预感到将来可能祸起萧墙。为此而深深地忧虑着将来如果发生不测，则不仅兄弟二人性命难保，而且其父开创的兴周翦商事业也将毁于一旦。为了顾全大局，避免发生萧墙之祸，太伯、仲雍二人决定远走高飞，寻找一处离家遥远、可以彻底摆脱是非与烦恼的地方去安家落户，与季历作彻底切割。并以此实际行动，昭示他们兄弟二人，胸怀坦荡，永远不会再回故乡与季历争夺王位，让季历从此可以放心，从而专心地倾注全力于兴周翦商的事业。这就是笔者对《史记》记载的“以避季历”一语的诠释和解读。(www.xing528.com)

（三）寻找一处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新环境，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实现平生抱负

太伯是个胸怀大志、能屈能伸之人，当他得知其父要将原定传给他的王位突然改变主意传给季历时，他出于尊重父愿，顾全大局，不力争，不反抗，而是主动地让出王位继承权，这就是太伯的“能屈”。当他主动地让出王位继承权，也就意味着他放弃了在关中家乡进行建功立业的机会，但他决不放弃到别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于是，他和二弟毅然决然告别故乡，不辞艰难万苦，长途跋涉到达荆蛮地区，入乡随俗，断发文身，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创建了吴国，使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得以实现，这就是太伯的“能伸”。

当年太伯、仲雍二人，脱离家庭、远走荆蛮，从历史角度来审视这一行动，不失为一项互利双赢的明智决策。所谓“互利双赢”，就季历方面而言，从此可使他彻底消除顾忌，安心地继承王位，集中精力来实现太王开创的兴周翦商大业；就太伯、仲雍方面而言，他们虽然被迫离开家乡出奔远方，饱尝了艰难万苦，但是却为他俩提供了施展才干的广阔天地和建立千秋功业的历史机遇，后来在遥远的江南地区，创建吴国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在这里，还值得一议的是，当年太伯、仲雍出奔，为何选择去遥远、偏僻的荆蛮？这问题就要联系当年他们出奔的原因来寻找答案。他们二人出奔的原因已详上述，即：为了摆脱家庭环境给他俩带来的痛苦和失望，为了摆脱幼弟季历对他们的顾忌以及潜在的萧墙祸患。因此他们选择出奔地点的目标，据笔者分析推测：首先是，距离家乡关中，必须遥远、安全的地区；其次是，必须具有良好开发前景的地区。兄弟二人经过对天下形势和各地情况的分析后，认为去荆蛮的滨海地区最为合适。这是因为：①荆蛮偏处南方，而滨海地区又偏处荆蛮之东陲，在当时商王朝的控制范围之外，比较安全。即使将来兴周翦商事业失败，也可避免商王朝通缉追杀，以保存周太王血脉的延续。②荆蛮地广人稀，气候温和，自然条件好，具有优越的开发前景。③荆蛮的社会形态远比中原落后，当地有许多部落各自占地，有着许多可以见缝插针的空间，容易找到立足安身之地。④荆蛮尤其是滨海地区，距离关中地区路途遥远，符合当时兄弟二人共同确定的出奔地点“越远越好”的目标。⑤从关中去荆蛮，路程虽然遥远，交通却比较方便。如果是从太伯的采邑地（在今陕西宝鸡、吴山一带）出发，可利用汉水、长江等水路交通，一路顺流东下，可以说是一条得天独厚的水路捷径。

行文至最后，不妨勾勒一下当年太伯、仲雍二人出奔荆蛮的大致情况。综上所述，太伯为了彻底摆脱家庭的痛苦和烦恼以及潜在的萧墙祸患，在主动让出王位继承权后，决定携二弟仲雍离家出走，远奔荆蛮。当时很可能是从太伯的采邑地（即今宝鸡市一带）出发，走陈仓道，越秦岭，经汉中，利用船只循汉水和长江顺流东下。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自不待言；行行歇歇，所费多少时日也无法考证。所幸一路顺风顺水，加上太伯的贤德，有口皆碑，沿途备受人们的尊敬和协助。这是三千多年前，太伯、仲雍在极端落后的交通条件下，水陆兼程、跋涉山川数千里，得以完成这一出奔壮举的关键所在。

当时，太伯、仲雍怀着离开关中家乡“越远越好”的心情，出奔到达今无锡、苏州一带后，发现前面已经临近大海，而回望关中家乡，则已远在天边。感觉到业已实现了出奔前预定的“越远越好”的目标，就此停止前进。同时，发现当地是一望无际的平川沃野，气温不冷不热，雨量不多不少，适宜种植庄稼，正是理想中的栖身之处，于是决定在这里安家落户。为了争取长期居住，遂入乡随俗，断发文身，处处与当地土著居民打成一片。还将祖传的农业生产先进技术，在当地传播推广，并率领群众，兴修水利，开河灌溉、行舟，使当地的农业生产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加上太伯为人善良谦虚，受人爱戴；让贤让国，德行感人，因此赢得了当地土著居民的尊敬与拥护，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太伯为核心、拥有千余家成员的群体，在梅里（位于今无锡、苏州之间，称为梅村镇）修建城郭，建立起一个名为“勾吴”的方国。这就是《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记载的：“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领导勾吴国49年，在此期间，潜心农耕，与世无争，得以长寿，享年91岁。因太伯一直未婚、单身，死后勾吴国领导人由其弟仲雍继任。

总之，太伯、仲雍出奔荆蛮的公开原因是让贤、让国，真实原因应是避痛苦、避祸患。当时则故意着力宣扬让贤让国的美德，一来可以掩盖其父、其弟实行向周边扩张和翦商大计的秘密；二来让贤让国的行为到处受人尊敬，可使出奔途中减少许多人为的麻烦和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