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伯渎，西带官河，连范蠡渎，入苏州界，淀塞年深，粗分崖岸。元和八年，刺史孟简大开漕运，长八十七里，水旱无虞，百姓利之。[2]
无锡南五里有太伯渎，东连蠡湖。[3]
一些地方志关于太伯渎的记载，则更为详细：
太伯渎去州东五里，贯景云、太伯、梅里、垂庆四乡，西枕官河，东通蠡湖，入平江界，岁久淤塞。唐元和间刺史孟简浚之，长八十里，阔一丈二尺，深四尺，民获沾溉之利。自后，太伯渎谓之孟渎。此渎始开于太伯，所以备民之旱涝，民德太伯，故名其渎，以示不忘。[4]
泰伯渎在县东五里……始开于泰伯，所以备民旱涝，民德之，故名。唐元和八年，刺史孟简浚之，并导蠡湖，长八十七里，广十有二丈，溉田千顷。自后是渎谓之孟渎。[5]
泰伯渎在无锡县东五里，西连运河，东达蠡湖。唐刺史孟简尝浚之，袤九十里，广十有二丈，溉田千顷。又，周泰伯开渎，后人名曰泰伯渎。[6]
泰伯渎，西枕运河，东连蠡湖，而梅里当其中。长八十七里，广十二丈。起自无锡县东南五里许，相传为泰伯所开。盖农田灌溉之通渠，亦苏、锡往来之迳道也。唐元和八年常州刺史孟简浚导之，改称孟渎。然民间有口，常云伯渎，不闻孟渎也。[7]
太伯渎，又称泰伯渎。相传是太伯率领无锡先民开凿的一条人工运河，唐元和年间拓浚。西起无锡南郊，与江南古运河相通，向东经坊前、梅村、茅塘桥，入漕湖。1958年，南延至望虞河，全长25.5公里，宽22米。现称伯渎港，是无锡县东郊的通航河道。[8]
根据以上文献记载，可知我国历史上最早开通的运河是太伯渎。太伯渎位于今江苏省无锡与苏州之间，长八十七里，宽十二丈（约合40米），呈东西走向，是一条用以灌溉和行舟的人工运河。其开通的时间是在商殷朝代的后期，由于年岁久远，沧桑巨变，该运河早已干涸、湮废，埋没在地下，成为历史遗迹。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常州刺史孟简在其辖区内广修水利，在一次开挖河道时偶然发现埋没在地下的河道遗迹，于是在已湮废的地下故道上进行重开。又经后世历朝的不断疏浚、整治，至今完好地存在，曾名为太伯渎，现名为伯渎港。河道虽然并不宽阔，但可通行舟船。屈指算来，太伯渎运河已有三千一百八十多年的历史。
太伯渎，是商殷朝后期生活在今江苏无锡地区的吴太伯，率领当地群众开挖而成的一条人工运河。当初并无河名，太伯渎之名是后世人们补取的。吴太伯并非无锡当地人，而是周朝王族的祖先，来自中国西部地区的移民。
周人原是我国西部边陲地区的一个农业部落，其始祖姓姬名弃，因善于种植稷和麦等粮食作物，在尧舜时期曾任农官，被周人的后代尊称为后稷。后稷的第十二代孙古公亶父（史称周太王）是个胸怀大志的人，他为避开戎狄等少数民族的侵扰和便于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率领宗族从泾水流域的豳（今陕西省彬县东北），迁徙至渭水流域的周原（今陕西省岐山县、扶风县一带），在这片北靠岐山、南滨渭水的肥沃土地上，开荒种植，发展农业生产；建筑城郭家室，划分邑落；形成一个小小方国，国号为周。周国在表面上臣服于殷王朝，暗中却自强不息，开始走上日益强盛之路。(www.xing528.com)
周太王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幼子季历。长子太伯未婚独身，次子仲雍有子嗣。周太王特别偏爱幼子季历及孙子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认为姬昌日后可以成就大业，因而有意要将王位传给幼子季历，以便使姬昌将来可以继承王位。在传长不传幼的古代社会，周太王的这一想法完全违反了当时的继承习俗和传位准则。但是，当长子太伯得知其父亲的意图后，为了使其父的心愿能够顺利实现，毅然带领二弟仲雍离开家庭，千里迢迢地来到今江南地区太湖流域一带定居，以便让幼弟季历继承王位。
太伯到达江南后，顺从当地风俗习惯，断发文身，在生活上处处与当地土著居民打成一片，还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至江南，组织当地居民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开凿运河等，将这片水网密布、雨水充足、气候适宜的江南土地，开发成为肥沃的农田耕地。由于太伯主动牺牲自我以让贤，德行感人，并且带领当地居民开发自然，功绩卓著，因此受到当地居民的爱戴与拥护，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太伯为首领、拥有千余家成员规模的群体，并且在梅里（今江苏省无锡市梅村镇）修筑城郭，建立了自号“勾吴”的方国（见图1-1）。
图1-1 太伯渎示意图[9]
太伯去世于公元前1098年[10]，曾任勾吴国首领49年，享寿91岁[11]。由于他未婚无后代，死后由其弟仲雍继承其位，并由仲雍的子孙不断传承下去，直到姬昌之子周武王攻灭商朝建立周朝后，勾吴国始被周朝正式封为吴国。从此，太伯被追认为吴国的创始人，史称吴太伯。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太伯奔吴”事件，这一事件早在春秋时代已经广为流传。对于太伯的崇高品德，孔子曾经高度赞扬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12]。后世之人，出于缅怀这位品德高尚、开创吴国有功的先贤，故以其名称呼他开挖的这条运河为太伯渎。
上述“太伯奔吴”的历史事件，在许多著名古籍如《左传》《论语》《韩诗外传》《史记》《汉书·地理志》《越绝书》《吴越春秋》《论衡》里等均有详略不同的记载，足以证明“太伯奔吴”之事，在我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尤以《史记》的记载最为详细，其云：
古公（注：即周太王）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13]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14]
《史记》的权威性一向不可动摇，因此二千多年来，人们对于以上的记载从未有所怀疑。但是到了清代乾嘉时期，有一位名叫崔述的学者，对史书记载常抱怀疑态度而好作翻案文章。他对于《史记》有关太伯奔吴事件的记载，说什么：“大抵《史记》之言，皆难取信”[15]。在崔述危言耸听的影响下，至20世纪30年代，关于太伯奔吴之事，提出异议、甚至完全否定者，不乏其人，于是在学术界出现了种种争议。由于本章所论述的太伯渎，是以“太伯奔吴”的历史事实作为立论依据的，有太伯奔吴之事，才有太伯渎的存在，因此，本书对于“太伯奔吴”事件的争议，有必要在这里进行深入的明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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