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奇想：人生的不确定感和鱼的快乐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庄子·内篇·齐物论》

庄生梦蝶是一个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故事，讲的是庄周当年有一次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这只蝴蝶很生动、很快乐，飞得非常自由酣畅。庄周醒来以后，一看自己翅膀没了，不是蝴蝶了，忽然感到奇怪，是庄周梦到蝴蝶了，还是自己本来就是一只蝴蝶，梦成庄周了？是刚才自己成为一只蝴蝶，在那儿飞的时候算是做梦呢，还是现在自己成了一个人、成了庄周是在做梦呢？

庄子的这个说法非常奇妙。实际上要区分现实和做梦很容易，不可能分辨不清的。人们碰到一件好事不敢相信，以为是做梦的时候，就捏一下自己的大腿，或者自己的胳膊，要是感觉到疼痛就证明自己不是做梦。

庄子的这个说法，不是一个生理学、心理学中梦境的问题，他讲的是人生的某种虚无感、人生的某种不确定感。因为自己今天发生的事情，对于昨天来说可能就是不确定的。人的一生中随时会有意外的惊喜，也会有意外的灾难，这些变化到了人的身上，有时候就会产生做梦的感觉。怎么会这样呢？比如朝为座上客，夕为阶下囚。早晨的时候还是座上的贵宾，等到傍晚的时候已经被逮捕了，成为囚犯了，那么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呢？所以庄子的说法指的是人生的一种不确定感。

把自己说成蝴蝶，这是一个凄美的故事，有点可怜，有点凄凉，有点自我怜悯。人活一辈子，自己到底是什么却说不清楚，什么叫“我”？人能说清楚什么是自己吗？表面的事情当然知道，有姓名，那是爸妈给起的；有职业，但这就是自己吗？职业能代表自己的本质吗？职业能代表自己的灵魂吗？有配偶，有孩子，配偶和孩子能够代表自己吗？

所以人对自己有不确定感，人对自己的认知很不容易，这里面不免有些悲凉。就是说人活一辈子，最后总有某些说不清道不明、测不准的事情。人既可以梦见自己成为蝴蝶，蝴蝶也可以做梦，梦见成为一个人，这真是一种美，蝴蝶的美和人的美能够相通，蝴蝶的困惑和人的困惑能够相通。

相通是一种快乐，迷惑是一种审美。雾里看花、镜中看月，这也是一种美。美不是说都是放在显微镜底下，看得很精确、很精细，这种人生的不确定感也是一种美。如果人生太确定了，什么都知道，如十二岁的时候告诉你，你会在八十七岁去世，然后把十二岁到八十七岁的日程都写给你。你觉得那是一种快乐吗？那是一种幸福吗？人生的好奇心、人生的不解之心，有些事情觉得很奇异，有些事情觉得模糊，这些都是一种美感。

这个故事有很强的哲学意味，但是我宁愿说它是一个文学故事，是写人的一种感觉，而且非常中国化，当然它就被中国人所欣赏。李商隐就有“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的名句。庄生早晨醒过来，回想起自己梦为蝴蝶的情形，对自己的人生感到迷惑，对自己的本质和确定性感到迷惑。望帝是蜀王，他死后化成了一只杜鹃，把他有生之年的一些遗憾、委屈、事迹，寄托在杜鹃的叫声当中，因为相传杜鹃的叫声比较悲惨，甚至还有杜鹃啼血的说法。但是“望帝春心托杜鹃”的故事远远没有“庄生晓梦迷蝴蝶”的故事深入人心，被人们所接受。

“庄生晓梦迷蝴蝶”的文学故事，还很有时代感。为什么我这么说？由于现代化的迅速发展，由于全球化的进展，第三世界的国家有时候会有一种困惑，就是丢了自己，找不到自己，西方称之为认同危机。因为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要学习发达国家许许多多的管理模式，尤其是科学技术等。学人家学得太多了，容易把自己丢了，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感觉。

把自己丢了是什么滋味？在庄子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能不能认清楚自己？能不能了解自己？能不能把握住自己？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个话题。这个感觉，庄子写得有些悲凉。但是它并不见得是悲观的，而应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认定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本质，知道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方向、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把握和对自我的珍惜。

我在1980年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作《蝴蝶》。《蝴蝶》是写在一些政治的风波当中，在人的一生的沉浮当中，在突如其来的变动之中，人那种类似找不到自己的困惑和努力寻找自己的状态，就是能够有一种安定、有一种定力、有一种自我的信心的努力，这也是蝴蝶。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庄子·外篇·秋水》

知鱼之乐，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也是一段美文。描写庄子和他的老搭档，也是他的一个辩论对手——惠子，两个人在濠水的桥上一块儿溜达。庄子看到白鯈鱼游得非常快，说“鯈鱼出游从容”，它们逍遥自在地在水里游着，是“鱼之乐也”。能自由从容地游来游去的鱼，不是鱼的快乐吗？庄子认为这是鱼的快乐，因为庄子主张逍遥，他认为在水里游来游去的鱼比较逍遥。

惠子就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又不是鱼，上哪儿知道鱼快乐不快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

我们猜测庄子这句话的意思里，有点讥笑，或者是暗中影射惠子这个人太无趣了。一个有趣的人、有灵气的人，看见鱼游来游去，能感觉到鱼是快乐的。

惠子说好，我不是你，我不知道你到底知不知道鱼的快乐。但是你也不是鱼，对不对？所以你也就不知道鱼快乐不快乐。你说我不是你，就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鱼的快乐，说明我们两个人之间并不能够绝对互通。我不是你，我没法很好地了解你，那么你也不是鱼，你当然也不能很好地了解鱼了。

这个厉害了，惠子实际上抓住了庄子的一个辫子，你认为我不能知道你知道不知道鱼的快乐，也就等于你没法知道鱼快乐不快乐，话已经没法分辩了。这时候庄子来了一招，其实是不合乎逻辑的。庄子说“请循其本”，咱们从头捋一下，咱们是怎么说的？你问我安知鱼之乐，也就是从哪儿知道鱼快乐不快乐。你这么说就已经是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你默认了，所以才问我从哪儿知道的。我已经知道了鱼的快乐，你才问我从哪儿知道的。对不起，我就是从濠水之上，就是从这桥上知道的。

这里，庄子耍了两个小伎俩，从辩论上来说，他不太地道。在那个时代“安知”可以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如何能知道？怎么就知道了？问的是怎么。就跟我们现在的口语一样，哪儿知道的？循着什么途径知道的？实际上，惠子说的是庄子知道鱼的感受，没有什么逻辑的必然性。因为鱼究竟快乐不快乐，我们很难确定，庄子能不能了解鱼的感觉，我们也很难确定，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庄子有点循环论证。我们设想一下，惠子说，你不是鱼，哪里知道鱼的快乐？庄子回答，你不是我，你哪儿知道我就不知道鱼的快乐？惠子可以回答你不是我，你又怎么知道，我就不知道你到底知道不知道鱼的快乐？然后庄子就可以继续回答，你不是我，你又怎么知道我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不知道鱼的快乐？这就跟下象棋下到最后，你这么将军，我把老将挪出来，然后你在这边将军，我把老将移进去，来回谁也将不死谁。这种情况下只能算和棋，不能俩人就这么将下去，那么一万年谁也赢不了谁。所以这个是循环论证，这是行不通的。

在此我补充一句，北京颐和园里有一个非常美的小园林，叫作谐趣园。谐趣园里有一座石头桥，叫知鱼桥，名字就是从庄子的这个故事来的。上了这桥就知道鱼的快乐了，或者说上了这桥，就想起了庄子和惠子的辩论了。

我们接着来分析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故事，原因在哪儿？它的总题目叫“秋水”，秋水明月，都是最干净、最透明、最纯美的东西。在这种情景之下，庄子和惠子俩人在濠水的桥上遛弯，心情多么轻松、多么从容，所以他们是非常快乐的。然后这俩人就聊上天了，俩人又爱抬杠，它不是一次正式的辩论会，更不是科学研讨会，不是说俩人要研究鱼到底有没有快乐之感。

庄子讲鱼之乐其实说明了庄子的蓬勃生机，他与万物相通，与万物合而为一，实际上是庄子的快乐。庄子平常并不把快乐不快乐这些话挂在嘴上，他声明鱼很快乐，其实反映的是他自己心情的快乐；他说鱼从容，是他心情的从容；他看着鱼逍遥和自由，是他自己感到了逍遥和自由。他聊的这个话题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没有任何科学认知上的计较，鱼到底有没有乐感，他并没有回答。

我们可以想象，任何一种生物，如果它生活在一个适合它的环境里，不受干扰，不受侵犯，没有异己的和敌对的力量想破坏它的生命、它的生活，那么那当然是一种生命本身的快乐。一只小鹿在树林里奔跑，不是有猎人追它，也不是有猛兽追它，那它不是很快乐吗？小鹿和鹿妈妈在那儿奔跑应该是很快乐的。一只雄鹰在高空自由飞翔，这不是很快乐的吗？

庄子有这种对鱼的快乐的感受，并且把它说出来，这个很真实、很可爱，连读者读到这儿都会感到非常快乐。惠子在这里反倒显得有点抬杠，庄子说这鱼挺快乐，惠子居然要问，凭什么认为它快乐？从哪儿知道它快乐？你又不是它，哪儿知道它快乐不快乐？

惠子也是没话找话，这也说明惠子也在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之下，在秋水宜人的时间、地点和一个最好的谈话伙伴，和这么一位大思想家在那儿忽悠，所以不但鱼的游来游去是快乐的，这老哥俩的忽悠也是非常快乐的。惠子也无意于研究鱼之乐否，没有选择这个课题，也没有报这个科研计划，也不是非常认真地来对待和庄子的辩论的。那么这样它就变成一次秋游，就变成一次闲聊，就变成一次对大自然的欣赏和享受，尤其是对于鱼儿游水的这种曼妙的姿势，这种给人的观感的描述和肯定。所以这个故事仍然被人们所热爱，被人们所传播，被人们所欣赏。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卫有恶人焉，曰哀骀它。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未尝有闻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无君人之位以济乎人之死，无聚禄以望人之腹，又以恶骇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异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观之，果以恶骇天下。与寡人处，不至以月数，而寡人有意乎其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国无宰，寡人传国焉。闷然而后应，氾然而若辞。寡人丑乎，卒授之国。无几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无与乐是国也。是何人者也？”

仲尼曰：“丘也尝使于楚矣，适见㹠子食于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弃之而走。不见己焉尔，不得类焉尔。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战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资；刖者之屦，无为爱之。皆无其本矣。为天子之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复使。形全犹足以为尔，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骀它未言而信，无功而亲，使人授己国，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哀公曰：“何谓才全？”

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

“何谓德不形？”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

——《庄子·内篇·德充符》

庄子所讲的故事中，有一个故事让人有点接受不了，弄不清它什么意思。

故事说鲁国有一个人叫哀骀它，相貌丑陋，而且还驼背瘸腿，可是这个人非常受欢迎。鲁哀公就此跟孔子探讨，问孔子，哀骀它是个什么人？男人跟他在一起舍不得离开，愿意跟他在一块儿聊天，一块儿相处；女人见了他更是喜欢得不得了，有十几个有模有样的女人都说愿意嫁给哀骀它当妾，而不愿意嫁给别人当妻。古代妻和妾地位相差得非常远，妾算奴婢，而妻只有一个，是主人，两者完全不在一个位置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然后鲁哀公把哀骀它召到自己这儿，接触没几天，他就非常喜欢这个人，不愿意离开这个人了。鲁哀公给哀骀它任命了很重要的官职，处处都相信他，处处都喜欢他。哀骀它太可爱了，鲁哀公问孔子：一个人怎么能做到这一步？我们看到这儿，还觉得有点奇怪，这是说的什么？下面孔子的回答更让人瘆得慌，孔子说当年他曾经看到过一种情景：有好几个小猪崽看到了它们的妈妈，就都跑到母猪的身旁，含着奶头想喝奶，刚一嘬，它们就知道了这头母猪死了，都吓跑了。

这是什么意思？稍微琢磨一下就明白了。

形体并不重要，猪妈妈形体和原来一样，但是已经死了，已经没有神了，已经没有生命力了，也就没有魅力了。形体差一点儿，有生命力、有魅力，仍然是可爱的。形体再好，但是没有生命，没有精神，没有内涵，这样也只能够让小猪崽们吓一跳罢了。

这是庄子一贯的观点，认为一个人主要是靠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内涵、自己的生命力获得亲和力，变得可爱，或者变得可厌。妙哉妙哉，这篇文章没有从正面写，没有说哀骀它说话说得好，说得深刻，说得有水平，说话的声音好，内容也好，智商也高。所以即使他相貌差一点，即使他驼背瘸腿，但是跟他在一起聊天就把人迷住了，庄子并没说。也没有说哀骀它特别聪明，说他品质特别好，一切都先人后己，帮助别人，关心别人，助人为乐。当然，那样的话相貌差一点，大家也喜欢这样的人，庄子并没说。也没有说哀骀它特别性感，所以十几个女人宁愿嫁给他当妾，也不愿意给一个平庸的人、低劣的人、粗俗的人当妻，这些都没有说。庄子把这些都空了下来，让人来猜测，世界上可能不可能有这样的人，靠内涵而不是靠形体，靠智慧而不是靠颜值，靠品德而不是靠背景，能够变得非常可爱？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可爱的人。

讲哀骀它的故事之前，庄子在《人间世》里还连着讲了好几个残疾人，讲到这些残疾人也有很高的修养。庄子强调神，强调大道，认为这些东西比一个人的形体重要得多。一个形体很糟糕、很吓人的人，如果他心思可爱、品德可爱、语言可爱，焕发着生命力，仍然可以取得君王的喜爱，还可以取得男性们的喜爱，也能够取得女性们的钦羡追求。

庄子又与儒家的说法不同。如果只说是一个人心神得道比他的长相、形体更重要，儒家也能够接受。为什么庄子不说哀骀它到底哪一点好？因为哀骀它没有经营自己的精神，没有经营自己的魅力，也没有经营自己的亲和力，他都无所谓、不在乎。鲁哀公说，即使让他当大官，他也满不在乎，他也不好好研究。

庄子的理想和老子说的一样，“无为而无不为”，自己不要经营自己，自己不要显摆自己，什么事顺着自己的性子，顺着别人的愿望，自然而然地就都做好了。这种亲和力比在那儿使劲下无用功要好，这说明人天生就有道心，有道心，就能与万物合一，与天地并生，即便长相丑，照样能成为世界上非常可爱之人。这样的经验其实我们都有，有时候一个人的长相、形体一开始我们觉得有点别扭，但是跟他熟悉以后，打交道多了之后，慢慢地就接受了，然后如果又发现了这个人的某些美好的品质，反倒非常喜欢他，所以庄子用这么一个极端的故事来表达对心性、对道、对神，乃至于对智慧的追求。

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反面的例子，比如一个人的长相和形体都很不错，但是他一说起话来，主持起节目来就显得啰唆、空洞、肤浅、自吹自擂，暴露了他实际上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分量非常之轻，人非常之庸俗。还看到过一些活动，仅仅靠请几个形象好的人撑场面，实际上是撑不起来的。相反的，有些人一开口，就立刻显出了他的境界和气质的不同，所以气质比形体更重要，学问比脸面更重要，品德比姿态更重要。听起来哀骀它的故事是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但是庄子是在苦口婆心劝我们，要从根本处来提高修养，从根本处来提高自己的境界和价值。

我们回过头来想想哀骀它是什么人。其实就是庄子心目中的男神，也是庄子那个时代的男神，他的智慧、他的强壮、他的精神力量、他的性感、他的吸引力、他的生命力，远远超过了一个所谓型男，或者是一个美貌者所达到的程度。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1]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

公曰：“圣人之言也。”

曰：“圣人在乎？”

公曰：“已死矣。”

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庄子·外篇·天道》

在《庄子》这本书里面，有不少给人很多启发、引人深思的故事，比如轮扁斫轮的故事。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下边有个木匠师傅在做车轮，这个师傅叫扁。扁看到齐桓公读书，就过来问：“大王，您这读什么书呢？”齐桓公说：“圣人写的书。”轮扁笑了：“什么圣人不圣人的？这些人还活着吗？”“当然不在了。”“是古人，那古人留下的就更是糟粕了。”齐桓公一听，一个做车轮的木匠师傅这么牛？说话怎么这么随便呢？齐桓公不高兴了，说：“圣人的书，你敢说是糟粕，你给我讲讲，讲不出道理来，我要你的命。”这个师傅就说了，齐桓公看的书，都是讲一些伟大的事情、伟大的道理。他只是做一件很小的事情，只懂得很小的道理。他就是做车轮，做这车轮需要有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叫斫。斫的样子大概相当于农家过去用的镐头，把镐头缩小到原来的十几分之一，就变成手里的小工具，在北京管它叫锛子，在陕西管它叫砍砍子。做这个车轮，就是要用斫这个工具砍出一个轮形来，砍出一个放轴的空洞来。如果砍的劲大了就甜了，上面就会来回晃荡；如果砍的劲小了就苦了，就会紧邦邦的，扣得太死了。所以说劲大劲小或者是甜了苦了，都不合适。

我顺便说一下，关于手工活儿甜了，像我这个年龄没有听说过。苦了，这个话我常常听，意思是说做过了。因为砍那个洞，一使劲，它大了，就会乱晃，我们现在的人说它是苦了。可是古代的时候，恰恰做得不够是苦了，弄得太紧了；做过是甜了，但是没关系，甜了苦了，现在都这么说。比如说一件衣服，袖子很长，要去掉一截，如果一下去多了，袖子就不够长，就说去苦了。

他说用斫的时候究竟使多大的劲儿合适，他爸爸也是做车轮的师傅，没法给他讲清楚，他也没法给别人讲清楚，多好的师傅都讲不清楚，看书更没用。就连这么点的小事都不是用语言能够讲清楚的，也不是用文字能够讲清楚的，得自己去琢磨这个劲，去拿捏这个劲，才能够掌握到一个最好的火候。也就是说怎么做车轮这件事一本书是说不清楚的，一个圣人也是说不清楚的，更何况是治国平天下的大事。这就是他认为书上写下来的东西，不过是糟粕的原因。

后面就没有再说别的了，可是这一段令人深思。语言和文字是中国人的依靠，然而恰恰是语言和文字，未必能够尽达其意。庄子在其他的地方说，道靠的是意译，要靠说才能把它说清楚，要靠言，就是要靠语言来表达道。可是这言要表达的是道的含义、道的内涵、道的用心、道的意义。

可是语言往往又不能够最准确地表达含义，因为语言本身是另外一个系统，它是一个符号，语言说出来以后，它和最准确最恰当最贴切的那个含义，中间是有距离的。语言很重要，要是不同的语言，这脑子更转不过来了，什么都接受不了了。书也很重要，但是语言永远不可能完全符合它所想要表现的一切。(www.xing528.com)

庄子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过书就好比古人穿上鞋走路的鞋印，即那个鞋留下的痕迹。因为他的脚并不沾地，所以不是脚的痕迹，是鞋的痕迹，但鞋的痕迹并不等于就是鞋。尽管现在我们很多刑侦专家，看鞋印能做出许许多多的判断，但是毕竟没看见穿到脚上的那双鞋到底是什么样。鞋这个实物和那个脚又有一定的差距，所以鞋印并不等于脚印，脚印也并不等于脚，脚又不等于一个人的身体，身体又不能够完全表达一个人的心态、思想、学问，所以书实际上只能表达很小的一部分古人的经验、古人的头脑、古人的智慧，等等。

庄子说得也够苛刻的，书很厉害很了不起，但是庄子的意思跟孟子的那句名言是一样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靠着看书来治国平天下，未必是靠得住的。语言和文字，并不能够充分地解决沟通的问题、学习的问题、经验的长存问题。因此我们对语言，对书要有某种保留。庄子讲的这个意思，我们还可以找到无数的例子，有些事是可以靠看书来解决的，也有些看书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记得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太极拳，有很多天不吃早点，用省下来的钱买了一本太极拳式图解。可是别说太极拳了，就是广播体操光看书学也非常困难。相反，如果有一个师傅教，当面给予指导，反倒就能够接受了。这说明有些事要靠语言，有些事不靠语言靠示范靠眼睛靠耳朵接收信息，尤其是靠别人的当面传授。

再比如我们常常讲游泳，为什么我们提出来要在游泳池中学习游泳呢？因为光看书，光上理论课是没有用的，就算上一百节理论课，下到水里也绝对游不起来。相反，要是跟着老师在水里，哪怕喝两口水，把脑袋放进去，体会就不一样了。

庄子居然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思考这么深刻的问题：语言对人到底重要到什么程度？文字对人到底重要到什么程度？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把握文字和语言？如何能够既尊重文字和语言的意义，保存文字和语言的传承，又不做文字和语言的奴隶？庄子在另外的一些地方又讲，不管看什么书，尤其是所谓圣贤之书，那都是跟我们这个时代离了很远的，而人处理的各种问题，是离不开当时的处境的，是离不开当时所面临的挑战的。太古远的东西，已经不能够成为人处理当前问题的直接论据了。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庄子思想的深刻，而他的故事又讲得很轻松很愉快，甚至于从这个故事里还能体会到古代的君王和一个木匠有很亲切的交流。齐桓公有点愤怒，甚至说如果那个木匠说不上来就要他的命，但是这个木匠也并没有惧怕齐桓公，并说出了自己的一番高见，这样的对谈真是值得人怀念。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庄子·外篇·马蹄》

庄子有时候很愿意发表一些奇谈怪论，原因是什么呢？在春秋战国，天下纷扰、诸子百家竞相争鸣，各种声音就像在农贸市场上商家兜售自己的货物一样，都在那儿喊着，想把自己的理论、见解发表出来，尤其是希望引起各个邦国的君王、卿相及其他大官的注意，能够受到欢迎，能够实现自我，能够有所发挥，光宗耀祖做一番事业。可是见解太多了，如果说得平淡无味，根本就没人听，所以很多人一上来就来点绝的，来点吓唬人的。庄子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我们就难以判断了。但是庄子有怪论，比如他对伯乐的批评攻击。

在《马蹄》一章里，庄子一上来就说，这个马，它的蹄子可以踏霜践雪，可以走在冰霜上，走在雪上，一点也不怕凉；它的毛可以御风寒，不怕刮冷风，不怕温度下降，不需要穿大衣。它吃草喝水，跑起来时蹄子能够扬起来，跑得非常之快，这是马真正的性情。他说对于马来说不需要星级的宾馆来招待。

他在另外的地方还有一个更损的说法，说有一只大的海鸟飞到一个沿海的诸侯国家的宗庙里去了。当地的君王非常兴奋，说鸟飞到那儿去了，那是神鸟，是他们的贵宾，是上天派来的。因此君主告诉大家，要给鸟最高级的贵宾的待遇，要奏乐，还要给鸟弄好吃的，按最高的级别准备食物酒水。还要有各种的仪式，向这只鸟致敬，说不定还要点蜡烧香。把那只平常在海上吃点小鱼小虾的鸟足足折腾了几天，最后给折腾死了。

庄子这是说对待一个动物，对待一个对象，得按它的性格，按它的天性，按它的需要，来招待它，不能按你自己的性格，按你自己的需要，按你自己的喜好，来服务它，那最后不是服务，是把它整死了。庄子认为伯乐就是这样的人。

庄子说本来这马自己活得挺好，来了个伯乐，说自己最懂马，最能管马，最会使用马。又说烧，这烧我闹不清楚，为什么还要烧？要剃马身上的毛，要刻字，要在马身上刻字，还要给马戴上笼头。“连之以羁，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再用绳把这跟那连上，加上木棍和绳子，这马已经让他给收拾得死掉了十分之二三了。然后这样还不算完，还“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有时候还会让这马饥饿一下，因为他认为那个时间不应该给它喂食，有时候也会让它渴一下，让它奔跑，甚至还要抽一鞭，有时候又要要求马整齐。“马之死者已过半矣”，这伯乐说是培养千里马，结果把野马整得死了一半。

当然了，是不是伯乐识马以后，在训练马的时候又把马整死的，这个历史上没有记录。但是庄子说的这种情况多少有一点。他这里说的意思很简单，伯乐是按人的需要来培训马，不是按马的需要来培训马，庄子就抓着这个空子，攻击一下伯乐，要站在马的立场上，也许伯乐的做法有可以探讨的地方。要是站在人类的需要这个立场上，那么伯乐对这些马训练也不全都是坏事。一些野马培训为家畜，生活更稳定了，更能发挥作用了，这是另一面。

庄子的想法是非常奇妙的，底下他又说，“至德之世”，就是最美好的时代，最有德行、最讲道德的时代，人和鸟兽是不分的。人需要的时候，牵上一只动物，就可以跟人一块儿去玩。有兴趣的时候，还可以跑到一个大鸟窝旁边，跟鸟说话，可以去看那些鸟，鸟也不躲，人和动物高度和谐。

这倒让我想起票房非常好的美国电影《阿凡达》来了，阿凡达不就是这样吗？在遥远的星球上，人和动物在一块儿生活得很好，但是地球上的某个开发商去了，变成那个地区的敌人，破坏了那个地方。庄子所设想的那种人和动物亲密无间的和谐生活，两千五百多年以前就有，中国式的阿凡达的幻想。

庄子在《庄子·外篇·知北游》中，又发挥了一下，他有一个特别可爱的描写，说孔子不赞成送来迎往，认为一切的事情该来就来、该走就走，不需要啰里啰唆的，来了不需要迎接，走了，也不需要欢送。“山林与，皋壤与”，在森林在原野上，人本来是欣欣然的，是非常快乐的，但是快乐还没有完全享受到，没有完全表现出来，突然又会感到某种悲哀。快乐该来它就会来，快乐走了，也毫无办法，也无须着急，不快乐了就不快乐；悲哀来了，想挡也挡不住。在森林和原野也会有这种现象。

这太好玩了，非常像北欧的一首民歌，那歌大致是这么唱的，“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逍遥，这是多么美丽，多么美丽”，好比庄子说的“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民歌也是这样，正逍遥快乐的时候，又来这么一段“鸟儿们在歌唱，鸟儿们舞蹈，少女你为什么苦恼又悲伤”？鸟儿非常快乐，鸟儿又唱歌又跳舞，可是少女们为什么又突然悲伤起来了？

里面也写到森林，就像《庄子》里所说的山林，原野就像《庄子》里所写的皋壤。欣欣然，就是鸟儿们在歌唱，鸟儿们在舞蹈，少女们苦恼又悲伤，乐未尽也，乐还没乐完呢，又悲伤起来了。人生的况味各方相通，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却会有同样的感受。

宋元君夜半而梦人被发窥阿门，曰：“予自宰路之渊，予为清江使河伯之所，渔者余且得予。”

元君觉，使人占之，曰：“此神龟也。”

君曰：“渔者有余且乎？”

左右曰：“有。”

君曰：“令余且会朝。”

明日，余且朝。君曰：“渔何得？”

对曰：“且之网得白龟焉，其圆五尺。”

君曰：“献若之龟。”

龟至，君再欲杀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杀龟以卜吉。”乃刳龟，七十二钻而无遗䇲。

仲尼曰：“神龟能见梦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网；知能七十二钻而无遗䇲，不能避刳肠之患。如是则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虽有至知，万人谋之。鱼不畏网而畏鹈鹕。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婴儿生，无硕师而能言，与能言者处也。”

——《庄子·杂篇·外物》

庄子随手写一篇故事，就让人看得非常有趣味，让人咀嚼起来余味无穷。比如说写宋元君的故事。宋元君夜里做梦，梦见一个披头散发的人来推他的门，来找他告急求援。披头散发的人说自己是清水的一个水神，被派去找河神，路上被一个渔夫捉住了，希望得到宋元君的救助。宋元君找了一个会算卦占卜的人，三算两算，占卜者告诉宋元君，说这是神龟求助。宋元君按照在梦里听到的那些信息，找来了渔夫，问渔夫，是不是抓住了一只巨龟？渔夫说是的，抓住了一只大白龟，非常之大。宋元君说拿来给他看看，拿来一看，果然是一只巨型龟。宋元君又找占卜者算。占卜者一算，说这只白龟了不起，把它宰杀了，把它身上的壳拿下来，变成几个板，这几个板用来算卦，三拼两凑就可以算出神卦来。宋元君本来见到这么好的一只白龟，已经流露了宰杀之意，听了占卜者这么说，果断就把白龟给宰了，然后把壳拿下来，按照纹路分成了数块，用来算卦，算一次准一次，全部都是神卦。

讲完这个故事，庄子用孔子的口气评论说，神龟如此之聪明，什么都算得出来，可是保不住自己的命，它算不出自己会落入宋元君之手，它托梦求助的宋元君，恰恰把它宰了。

这里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把它当成是一种智者的遗憾，“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能算出别人的事保住别人，却不能保护自己。也可以按庄子的常有的思路来看待，越是有用的东西，越是一个人的长处，越可能成为一个人倒霉的缘由。如果这神龟身上的纹路，它那个壳一无可取，乱七八糟，甚至于非常难看，也许宋元君就不杀它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跟庄子抬杠，神龟的龟壳被分解成好几块才能算卦，不是神龟能算卦。如果我们说一个人的骨头排列起来能够有什么用处，难道那是他自己的问题吗？是其他人把他杀了，把他骨头取出来，才有这种作用，他自己没有找事，没有找麻烦。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说法。

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君王带着一批人去打猎，到了猴山脚下，一看猴子很多，很兴奋。君王拿着弓箭，骑着马冲到猴山上去了，随员们也都骑着马，拿着弓箭冲到猴山上去了，群猴乱跑。但是有一只特别聪明、特别灵巧的猴（如果参加体操比赛，肯定能得冠军），这只猴没跑，甚至根本不把君王这帮打猎的人放在眼里。它抓住这根树枝，跳到那根树杈，悠到这儿来晃到那儿去，根本就不害怕。君王向它射箭时，它手一捏就能接着这支箭，它逗着这个君王玩。君王大怒，就令手下的人一齐射这只猴，最后猴中箭而亡。

庄子的理论是这只猴太“作”了。本来遇到这种情况，遇到了危险，遇到打猎的人，而且遇到的人是君王，还带着随员，是一个队伍。怎么可能战胜这些人？以为自己行动敏捷、身形矫健、眼疾手快，就能保得住性命吗？遇到这种情况，不快跑，反在这儿作，在这儿挑衅，自己找死，活该。

庄子这个故事说得很残酷，但是它也给人们发出了黄牌警告。每个人都不要倚仗着自己聪明，或者某方面有什么长处，就忽视了可能遭遇的危险，就忘记了应该很好地保护自己。

《庄子》里还有稍微复杂一点，令人思索不尽的有名的故事，比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庄子到一个园子里，有一只鸟飞过来，撞了庄子的脑门一下，然后飞过去了。庄子很不高兴，问，这是什么鸟？答曰这是一种黄鸟，体形大，飞得快，但是眼神不行，容易撞到人。庄子拿起弹弓，准备打这只黄鸟，找到黄鸟，他乐了，因为这只黄鸟正盯着一只螳螂，准备飞过去，把螳螂叼走，变成自己的食物。而这只螳螂也正盯着一只知了，而知了呢，正在树上得意扬扬。螳螂盯着知了要抓知了，黄鸟盯着螳螂要抓螳螂，庄子要报那一撞之仇，拿着弹弓想打这只鸟，一个盯着一个。

于是庄子有所感慨，世界上的事一物降一物、一物盯一物、一物跟一物。在你盯着比你弱小的东西，布下你的罗网，想达到你的目的的同时，说不定有更强大的势力盯着你，正想把你收进他们的罗网，正想把你消化掉，正想把你摆平。事情谁能料得到？谁能看到这一切的相生相克的关系？庄子不打这只鸟了，放下弹弓，回头准备走了。这个时候，庄子被看园子的人看到了，看园子的人很不客气，斥责庄子干什么来了，捣什么乱，谁让进来的。庄子写得很简单，也没说后来到底怎么样，只说他受到看园子的人的嗔斥。也就是说在庄子拿着弹弓想要收拾黄鸟的时候，触犯了园子的规定。所以这鸟受到了庄子的威胁，而庄子又受到了看园子的人的责备，这件事情没完没了。

这个成语非常有趣，而且被后人所熟知，就叫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实际上它所蕴藏的锁链关系人并不完全清楚。蝉在树上是不是也要吃树上的什么汁液、露水呢？庄子没有说。看园子的人在责备庄子的同时，会不会又因为什么也被责备，乃至于被威胁呢？这样一种关系链，可以说也是一种生态，说是死态都行，因为这里面是一个威胁另一个。由此可见一斑，庄子有非常独特的观察生活的角度，也有独特的表现生活的方法。

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太清。（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汝故惧也。

“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郤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吾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予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倚于槁梧而吟：‘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布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行流散徙，不主常声。世疑之，稽于圣人。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无言而心说，此之谓天乐。故有焱氏为之颂曰：‘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汝欲听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

“乐也者，始于惧，惧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

——《庄子·外篇·天运》

庄子最强调的是大道，列子能够乘风飞行，庄子仍然觉得不够理想，因为他要乘风，犹有待也，要不刮风他就不会飞了。那么他真正所向往的飞行是什么？人和大道结合在一块儿，想干什么就能达到什么，想飞就飞，想上天就上天，想入海就入海。那么这个大道到底是什么？

第一，他轻视一切具体的东西，比如说他讲究“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筌是竹子做的一种抓鱼的工具。他说人有了抓鱼的工具，抓着鱼了，那么这个工具对人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可以不用了。“得意而忘言”，人说话的目的，是为了表达一个意义，理解了这个意义以后，原词原字忘掉也好，不留痕迹。

这里还有一个暗示，任何语言在表达含义、表达内容的同时，也会损害这个内容。因为句子有句子的规则，词有词的规则，读音有读音的规则，语法有语法的规则。这些言辞被人们常用以后，又变成一种习惯性的认知。这种习惯性的认知又有了自己的规则，规则就是局限。当正面的语言讲得多了，想从负面来理解它，人们就不会接受。当负面的语言多了，想从正面理解它，人们又不会接受，所以得意不如忘了言。

还有文字和语言，也容易有语病，别人也可能把它理解成另外的意思，甚至于理解成和原意相反的东西。所以庄子轻视这些具体的工具。

第二，他轻视语言，他认为用语言或者用具体的东西都不能表达这个道。

庄子还有一个故事，讲一个君王喜欢剑客，而且整天让剑客拿着剑互相争斗，搞得很血腥，伤亡率非常高。于是庄子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剑客，提着剑想去说服君王。庄子说自己有三种剑，问君王想要什么样的剑，是老百姓的剑、大臣的剑，还是君王的剑？如果要的是君王的剑，应该拿国土当剑，应该拿山川当剑。君王统治着这么大的地方，这是多大的一把剑，是什么样的实力，这样的实力比一百把剑一千把剑都更强大。应该拿人民当剑，应该用政绩当剑，应该用德行、感染力和说服力当剑。

总而言之，庄子拼命地贬低这个具体的剑。至于匹夫之勇，其实孔子也是这种看法，考虑的永远不是个人的搏斗，不是争强好胜，不是拿剑捅这个一下，捅那个一下，弄得到处流鲜血，而应该是能够运用国土、人民、政绩等各个方面的力量。道不是一件具体的事物，道也不是滔滔不绝的语言。

《庄子》这本书里面前前后后不知写了多少次，这个跟这个论道，那个跟那个论道，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帝轩辕氏和当时的一个得道的神仙广成子在崆峒山的论道。道是越论越伟大，越论越玄虚，越论越不具体，越论越不固定。因为道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既不是一个固定的器物，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名词。所以庄子论了半天道，让人简直有越论越糊涂的感觉。

这种不重视语言、低估语言的作用，一直发展到佛学，到了中国发展成禅宗。佛学最不喜欢的就是用语言用话语来讲禅；禅宁可用一个动作，什么拈花而笑、当头一棒，就是它要给你的教训，给你的回答，它用这个东西来表达它的佛法，佛法在这里就和庄子所讲的大道是一样的。庄子也是这样。

在《庄子》里面，有一段写音乐的，叫《咸池》之乐。这个也很有趣，咸池是古人所说的王母娘娘的一个浴池，在太阳落下去的正西边。以这个咸池为题，有一个大的音乐演奏，恰恰是对这个音乐的描写里面，让人感觉到抓住了对道的一点感觉。

这《咸池》音乐是什么样的呢？“始于惧”，开始的时候是一种恐惧之心、一种威严的声音。“惧故祟”，由于害怕，由于恐惧，所以祟，所以感到混乱、挑战、不祥。祟是邪祟，是不祥，感觉到了危险，心都乱了，这叫“始于惧，惧故祟。吾又次之以怠”。

后面接着的是怠，是放松，害怕一阵子又放松了，这是怠惰的怠，有点发懒，也可能有点入迷，暂时停在了那里。接着来的是“怠故遁”，怠了就走神了，遁是遁灭，怠了就升华了，就忘记具体的烦恼、具体的恐惧，怠了以后精神游走于天地之间，能够躲避了。

“卒之于惑”，有点迷惑，有点闹不清楚。“惑故愚”，结束的时候有一种迷迷糊糊的感觉，然后有种困惑，进入了冒傻气的阶段。“愚故道”，能够体会到一种冒傻气的心态，就是道了。道不是让人变成机灵鬼，道不是让人在那儿动心眼儿、动心思、动谋略，更不是让人在那儿焦虑、在那儿算计、在那儿筹划，而是让人的心变成一片光明、一片开阔，让人的心变成完全的一种镇静、一种定力，这才是道，所以越傻就越得道。

“道可载而与之俱也”，到了这时候，可以把道装到身上，可以把道握到手里，可以把道牵住、抱住、扛住、背住，然后永远和自己在一起，这是写听《咸池》音乐的一个过程，这是几个乐章。想一下，跟现在的交响乐好像还沾点边，一上来有点威严，威严中有点纷乱，这就是祟。然后开始缓和、轻松、抒情，有一种迷醉之感，这就是进入了“怠故遁”的感觉。结束的时候，好像又留下了一些疑问，又好像留下了一些问而不答的缺失，有的缺失让人最后却感觉到似乎得到了一点什么东西，不追求了，也不瞎琢磨、瞎分析了，变得非常踏实。可以说这是一个交响乐，是中华《咸池》之乐；也可以说这正是人们逐渐地寻找道、接近道、得道的过程。

注释

[1]编者注：通行版皆有此段，故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