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道德经·第十一章》
老子很有意思，他喜欢用的一些词是我们平常人有时候不太理解的。也就是说老子有时候是逆向思维，大家都这么说，他偏偏不这么说。比如他强调无的用处，而不是强调有的用处。他有个有名的说法，“三十辐共一毂”，就是说三十根辐条做一个车轮，“当其无”，这个车轮的中心，就是安装轴的地方，是空的。把轴安在那个地方（注：轴瓦），车轮才能够转起来。如果那儿是实的，或者装上车轴以后，再把它封死，那就不能转了。车轮之所以能发挥自己的功能，就是因为它留下了一个空白，留下了一个空隙。老子很喜欢“空、虚、无”的说法，尤其是喜欢这个“无”字。
老子又说用泥土（《道德经》里的埏埴）做一个器具，做一个罐子也好，做一个盆碗也好，“当其无，有器之用”，这个罐子中心必须是空的，盆的上边应该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样才能使用。如果罐子是实心的，还怎么用？不能装水，也不能放东西。如果盆是厚厚的、高高的一大块泥，这盆又能当什么用？所以必须把里面掏空了，有一个相当大的容量，能放很多东西，而且掉不下来。这样盆才能当盆用，不是用那个盆本身，而是用盆上边的那个空间。
空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块“无”的东西。而“凿户牖以为室”，凿开一个门，凿开一扇窗户，这样它就成了一间屋子。这里说凿屋子，不是盖屋子，可见那个时代也许更多的时候是在山坡上或者其他地方，凿开了洞穴式的房屋，但是洞穴也必须是空的，把它里面的石头凿空了才能够叫房屋。
如果盖一所房子是死膛的，里面全都填满，那这个房子还能当房屋用吗？房屋讲究的也是空间，使用面积指的是那个空无的面积，墙占的地方已经不算使用面积了，空无之处才能使用。老子这个讲得太深刻了。
所以他说“有之以为利”，有了才好有个依靠，有个根据。“无之以为用”，但是要使用它，不能把它填满了，得留下相当大的空间。老子的思想真是有点儿意思，相当高深，也相当有道理。
人也是这样，因为有所不知，而且承认自己很多地方有不足，才有学习的可能。如果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天下的事儿没有不明白的，比谁都强，从头到脚都填满了……那还学习什么呀？不用上学了，不用请教别人了，也不用看书了，所以我们必须谦虚。
谦是谦让，虚就是要保持一种空间，保持一个智慧的空间，等待着学习更有益的东西、更有用处的东西。我们常常讲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太满，一个人如果太自满了，别人没法和他结交，也没法和他讨论商量任何的事情、任何的问题。
中国的文学艺术上有许许多多的说法，都是强调这个“无”的。比如老子本身，他强调“大道至简”，越是最根本的最高明的道理，越简单。因为最高明的道理，它能从最根本的地方给人启示，而不是什么都说。它要给人发挥的机会，给人填补的机会，给人弥补的可能，给人充实的前景，所以越是高明的道理越简单。这是老子的真理论，真理是简单的。
现在中国人接受这种思想的非常多。譬如我们在绘画上非常讲究留白，画不能满满堂堂，得画一些东西，再留一些地方不画，这些没画的地方让人深思，让人遐想，让人觉得没有画的地方还有点颜色，还有点线条，也还有点形象。尤其国画是非常讲究留白的，不是那种从边缘到中心全都填满了的。
文学也是这样。美国作家海明威说，一部作品就好比是一座冰山，露出八分之一就可以了，还有八分之七是在海洋的下面。看到了八分之一，再联想剩下那八分之七，这个是好的文学作品。相反的，生怕人家不明白，什么都给人家说上三遍，这样的文学作品非讨人嫌了不可。所以艺术和文学也要“无之以为用”。
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老子都强调无，尤其是强调无为而治，就是不用整天张罗这个，忙那个，说很多的话，做很多的事。相反，最根本的道理让大家掌握了，大家都会按照这个道理来做，自然就会把各种事情都做好了，当然这里面带点理想性，这种理想不光老子有，孔子也有。
孔子在《论语》里曾经说过：“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能做到无为而治的，大概就只有舜吧！南边是太阳走的方向，君王坐在北面，正对着太阳走的方向，南面为王。舜冲着南边端端正正那么一坐，天下太平，无为而治，当然这是一种理想。
这种理想在马克思主义里也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在未来真正实现了共产主义，就不需要国家了、不需要政府了、不需要警察了、不需要法院了。这个社会由几个统计员统计一下，哪种产品、哪种物品，需要增加；哪种产品、哪种物品，不要生产得太多，就行了，这当然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是针对春秋战国时天下大乱，一些君王辛辛苦苦、费尽心机，又达不到自己的目的，越使劲越把事情办坏，这样一种现象。
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即不要自己一厢情愿地设计各种各样的方案，奔走辛苦，不但没把事情办好，反而把事情办坏。
今天我们仍然会发现，有一些人辛辛苦苦地为自己打算，东奔西跑，请客送礼，又说一大堆的废话，到处讨好奔走。结果越是这样为自己而奔走的人，越是没有成绩，越是让人瞧不起，这样的事多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无的好处，要学会给自己做减法，尤其是不要一厢情愿为私利胡作非为，千辛万苦，心思用尽，毫无作用。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道德经·第三十七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道德经·第十七章》
老子很喜欢哲学，喜欢用高度概括讲出与众不同的道理。他关心政治，关心朝廷，想要成为帝王之师，把自己的理念交给真正掌权的人，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好。
老子有一个说法叫“无为而无不为”，这就更让人糊涂了，提无为就让人吓了一跳。因为多数的学问都是主张人要努力、人要学习、人要有为。仁义道德也好，富国强兵也好，治理太平也好，都需要的是有为。但是老子偏偏提出一个“无为”，一个“无不为”，我们来分析一下。
春秋时期，天下大乱，所谓春秋五霸，几个大的诸侯国互相斗来斗去。他们第一是争得厉害，第二是急得厉害，恨不得三天两天、三年两年就统一天下，把别的诸侯国都灭了，至少要大家承认他是霸主，但是这一点谈何容易。
老子看到的是他们的浮躁、他们的争夺、他们的好大喜功、他们的一厢情愿，造成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缘木求鱼，他们越努力百姓就越苦，他们离成功、离成就大业就越远。
所以老子让各君主换个角度思考：从反面想一想，干了多少没用的事？干了多少让老百姓反对、痛恨、恨不得推翻自己的事？如果这些事都不干了，那好事不就有可能都干起来了吗？恰恰是自己的混乱，才使得老百姓想干好事都干不成。如果无为了，那些好事就干成了，无为就成无不为了。
我们首先要体会到老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说让种地的别种地了，做小买卖的别做小买卖了，念书的别念书了。他指的是统治者，指的是君王、大臣在那儿傻为、胡为、乱为、急为、狂为，所以老子让他们无为。
老子对治国平天下，有一个说法也很有趣。他说“太上，不知有之”，在最好的情况下，老百姓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君王，有这么一个权力的系统。这比较夸张，怎么可能完全不知道呢？这句话还有一个版本，“太上，知其有之”，知道有这么回事，有这些人就行了，不用知道那么多。(www.xing528.com)
这好比开车，路况好，交通管理很好，交通法规普及做得非常好，开车的人都非常智慧、文明、觉悟高、守规矩。这种情况下，一个开车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哪儿有摄像头，哪儿有监控，哪儿有交警，哪儿会罚钱。因为他从来没有违反过交规，交规已经成为他的本能，已经成为他自然而然的反应，不需要知道哪里有警察，哪里得注意，他没有这种想法，所以“太上，不知有之”。
“其次，亲而誉之”，差一点的，百姓跟君王很亲，君王受到赞誉、夸奖、歌颂。老子的想法跟今天的人不完全一样，今天我们认为，一个好领导，大家都会歌颂。但是老子说，这不算最好，但也还不错。有人歌颂、有人亲近、有人赞扬，但是用不着一味赞扬，因为一味赞扬，人们的期望值就高了，而任何时候的权力系统，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完美无缺的，它总会出现这边顾上了，那边没顾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就是最聪明的人，你做一千件事情，失误的可能至少有千分之一。
“其次，畏之”，第三等就是，百姓对王侯官员感到害怕。这个是有道理的，老子是很实在的。什么叫权力？权力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服从它，和它对着干，它有本事给人以制裁，使人受损、受伤，或者使人失去自由，或者是通过罚款使人失去某一部分财产，等等。总而言之它能收拾人，所以百姓才会害怕。
这个也用开车来比喻。多数情况下开车的人并没有多么爱交警，也没有多么熟，相反对交警有敬畏之心。比如在不该鸣笛的地方鸣笛了，会被交警警告或罚款。闯红灯那更要命了，不仅要被罚款，还要被扣分。所以第三等是“畏之”。对法律，对权力，有一定的敬畏心理，这个社会才能有秩序。
第四等是“侮之”，就是说这个权力和百姓之间相互侮辱，这是最差的一种治理方法了。交警抓住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用各种非常难听的话把人说一顿，让开车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会引起开车人的反感。让老百姓私下轻辱当权人，这就叫“侮之”。“侮之”是最坏的情况。
老子有一种梦想，即君王做的事都非常合道，合了道大家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因为道的要求也就是最自然而然的要求。
再拿开车做比喻，开车的时候大家都不希望出事故，希望安全，这不就是道吗？大家都懂这个了，自然而然就不违反交规了，就不出事了，也不会变成交通肇事者了，所以这个要求就是道。
老子还说，“功成事遂”，当国家的一件事办成了，挺高兴。比如修了一个工程，建了一座桥梁，修了一条道路，或者是农业丰收了，这些都是“功成事遂”，这个事业已经合了心愿了。
“百姓皆谓：‘我自然’”，百姓们都说这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老子认为这个是治国的最高境界。当然离不开好的领导，领导、权力和老百姓的心一致了，事做成了，老百姓说这是我们想干的，是我们自己干的。
这一点，特别像共产党的理论，共产党讲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并不是共产党来让群众被动地得到幸福。共产党依靠群众，和群众心连心，引导群众，群众自己创造自己幸福美好的生活，这就叫“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道德经·第六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道德经·第三十章》
老子给君王们出主意，不希望他们胡作非为、急功近利、一厢情愿、缘木求鱼、适得其反。那么老子提出了什么治国方略呢？
老子说治国有三个宝贝。“一曰慈”，第一是慈爱，就是爱民、亲民，照顾人民的利益。“二曰俭”，第二是俭省。古人讲俭省，主要不是指个人的消费，而是针对君王讲俭省，也就是爱惜民力、物力、资源，什么事控制着干，不要做代价太大、风险太大的事。包括孔孟，都特别强调做什么事不要耽误农时，不要影响农业活动，因为那时候还是一个农业社会。然后还要爱惜民力，人的生命要爱惜，劳动力也要爱惜，如果搞很多奢靡浪费、天怒人怨的工程，最后就是浪费民力，所以要俭。
我们也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作精兵简政。当年在延安，毛主席也特别提到过，说李鼎铭先生曾经向中共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现在我们在改革当中也要时刻注意精兵简政，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俭省。一点小事情弄一大堆人在那儿围着，干不成多少有效率的好活儿，这也是我们所不取的。
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好面子、爱显摆，明明自己相当困难，却不知道因陋就简。比如说一家人吃饭，大家都吃光了，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请客的时候，大家吃光了，请客的人却觉得不好意思了，必须是盘子里也剩着，碗里也剩着，满桌子堆着吃的，这样离开才像个宴会。其实这既是愚蠢的，又是不道德的，也是一种落后的表现，所以俭的问题在任何时代都有意义。
第三个叫“不敢为天下先”，这句话很容易引起误解，带来负面的影响。什么事都得做已经有的，不敢创新，创新就是为天下先。创新正是我们今天的事业的灵魂，所以我们的口号是敢为天下先。
那么老子提出来“不敢为天下先”，他是完全错误的吗？他是针对发明创造，不允许发明创造吗？不是。老子生活的时代，科学技术远远没有今天发达，人们还没有进入一个要有所发明、创造创新的时代。他说的“不敢为天下先”，指的是诸侯君王们治国不要离老百姓太远。说出一句话来，老百姓都听不明白，光解释就得说一大堆话，越说老百姓越不懂，就算你想得再好，可是把老百姓都落在后面了。老百姓弄不清你到底要干什么，这个不是好的办法。所以老子更多的是鉴于那个时代的混乱和轻举妄动，才提出来这些从表面上看比较消极保守的意见。作为君王，作为掌权的人，作为执政者，不要脱离百姓，不要脱离人民，一步一步来，按部就班，说什么都要让老百姓能听得明白。大道至简，不要把它搞得太复杂、太高深玄妙。这个有点道理，琢磨琢磨，老子不简单。
老子对治国、对掌权、对君王们，还有一个说法，也很高明，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意思是作为执政的君王，治理国家的时候，尽量用一些正面的策略，用一些正常的方法，要做到路子正、语言正、口号正，做事情的方法正，不玩邪的，不玩吓人的，他讲的有一定的道理。
“以奇用兵”，可是打起仗来，你不能太正常了，这时什么怪招都可以使，什么计策都可以用，因为打仗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只有出乎敌人的想象力、判断力，使他判断不了，预想不到，这样你才能取胜，所以治国要正，用兵要奇。
“以无事取天下”这个有点难了，意思是要想取得政权，取得威信，取得权威，成为天下人所拥戴的帝王，越要无事，不要添乱，不要制造老百姓不喜欢出现的事端，也不要制造各国诸侯都怕你、厌恶你的局面，做得越自然越好，甚至是不声不响地就把什么事都做成了。
说这里头有某种幻想的成分可以，说这是老子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表现也可以。无论哪种，它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在战争年代所用的很多方法，和我们在和平年代治理发展所用的方法有所不同。我们要“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如果反过来以奇治国，治得人五迷三道的不行；也不能以正用兵，如果老老实实按教科书上说的方法打仗，那非倒霉不可。
尽管老子给君王们提出了这么多治理方案，但是他反对战争。他提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说法，他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不管胜负，只要打了大仗，紧接着必是一个灾年、一个凶年，一个或者发洪水，或者干旱的年份，或者发生地震，或者出现瘟疫的年份，或者是虫灾，虫子一下子就把庄稼全部消灭的年份。
老子还说即使打了胜仗，也应该按丧礼的规矩来庆贺，因为战争当中要付出很多的牺牲，包括敌方也会有很多人员伤亡。所以即使我们要用一个仪式来庆祝和记载战争的胜利，来感谢战争中所有的将领和士兵，我们也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喜事来办。
总之，老子提出了要很正常地治理国家的主张，即要慈爱，爱惜民力、物力、财力，不要做出远远超出老百姓的理解和想象力的事情；还提出来反对战争，但也不是绝对地反对战争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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