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孟子·万章下》
孔子最高级的封号，是大成至圣先师。大成是孟子说的，说孔子是集大成者，就是孔子结合了圣贤各个方面的优点、成就、教育意义。至圣就是他是圣人里面的一个高端、一个极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师。
孟子的称号叫作“亚圣”，就是第二个圣人。这个亚圣听着很好，但是很难当，在某种意义上比至圣还不好当。原因在哪儿呢？至圣是极致，是顶端，是祖师爷，是鼻祖，万世师表；孟子所选择的一些理论和一些治国平天下的方略，离不开孔子的创造，离不开孔子在春秋时期挽狂澜于既倒，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努力。孟子如果重复孔子的理论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不重复这一套，某些方面又容易和孔子有矛盾，或者某些地方说得不一致，那样别人会骂你是修正主义，批评你，责备你。所以孟子要做到处处继承孔子的基本学说，同时要把孔子的学说说得更鲜明，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有些地方说得比孔子的还牛一点，还尖锐一点，还犀利一点，还分明一点，否则留不下印象。但是又处处维护孔子，歌颂孔子，树立孔子，可以说孟子作为一个亚圣，也算做到家了。
在《孟子·万章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孟子对孔子、对圣贤的看法。他一上来没有讲孔子，而是讲伯夷、伊尹、柳下惠。此前我们在讲孔子的时候也讲过这个，孟子说，坏的形象、坏的颜色，伯夷连看都不看，恶声、粗暴的声音、粗野的声音，他不听，遇到这种声音，他躲开。“非其君不事”，不是贤明、英明的君王，不伺候。北京的歇后语叫猪八戒摆手——不伺猴，我不伺候你。“非其民不使”，不是这儿的、不是本地的、不是熟悉的，或者曾经领导过的民众，不随便使用。因为不一定能理解，下个令，理解歪了，就麻烦了。“治则进，乱则退”，这点和孔子的想法一样。如果邦有道，那么就往前走，就跟着一块儿干；邦无道，就退，缩回去。“闻伯夷之风者”，了解伯夷作风、知道伯夷风度的人，“顽夫廉”，本来很贪婪的人，一看伯夷这么清高，也变得廉洁了（如果不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伯夷不干，不勉强，不侮辱自己，这是前面孔子说过的）；“懦夫有立志”，懦弱的人见到了伯夷，听到了伯夷，也会开始对自己有所要求，对事业有所追求，对人格有所讲求，就有了自己的志向了。伯夷——不符合一定的条件，一句话都不说，什么事都不干，都不掺和，保持自己的清廉、干净、利索，不让自己的身上带污点。
孟子还讲了伊尹。伊尹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这个人原来是奴隶，是被一个厨子养大的孤儿，后来成为精通烹饪的大师，是厨子的祖师爷。他又是一个天才，非常聪明，研究政治，研究唐尧、虞舜、夏禹。而且他主张治天下，治国和当厨子一样，关键得把各种材料、调料配制好，有甜也有咸，有辣也有酸；有爆炒，也有蒸煮，也有烧烤。
他说厨子只会一手是不行的，光会切菜帮子下到汤里头煮，那不行。遇到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材料，得用不同手段。治国也是一样，也要有各种手段。他辅助商汤战胜了夏桀，接管了夏朝的权力，建立殷商王朝。而且他此后又辅助了商汤子孙四代，那时候他已经帮助商朝统一了中原，帮助帝王管事，很了不起。
伊尹还干过一件事，曾经引起误解。什么事呢？据说商汤的长孙继位以后，没有按商汤的优良传统做事，表现得很差，伊尹就把这个长孙给赶走了，赶到商汤的坟墓那边，让他在那儿生活，让他天天看着商汤的坟墓自我反省、自我改造。把这帝王的继承者给轰走了，然后伊尹和一些大臣共同来治理这个商朝，称之为共和执政（跟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共和，不是一个意思）。有那么一段时间，有人对伊尹有了不好的看法，说伊尹好像要篡权，但是伊尹完全不是这样，等了三年，这位商汤的长孙思想有了彻底的转变，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于是伊尹亲自把这位帝王接回来，恢复他的各个方面的权力，自己仍然是他的臣下，帮助他管家，帮助他管国。所以孟子说伊尹和伯夷不是一路人，但是伊尹也是了不起的圣贤。
伊尹的理论是什么？“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伺候哪个君王不是伺候？为哪个君王服务不是服务呢？使用、支配、安排哪个民人的活动不是安排呢？听指挥的就是民人，需要伺候、需要服务的就是君王，因此没有什么自己可挑剔的。“治亦进，乱亦进”，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治理得挺好，应该好好帮着去维持这个好的局面，让它更好。如果产生了某些混乱现象，发生了某些动乱，更有责任把这局面扭转，更要尽一切的力量，不使局面恶化垮掉，不使这个国家垮掉，不使这个朝廷垮掉。因为垮掉了，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伊尹说，先知先觉，就是什么事，看到前头走到前头。上天生育了这些老百姓，就是让先知先觉的人帮助后知后觉的人觉悟。我伊尹正是因为先知先觉，所以我有责任帮助那些后知后觉的人，帮助看不到以后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稀里糊涂跟着走的那些人，要帮助他们。如果老百姓不能够过上唐尧、虞舜时期那种太平盛世的生活，我是惭愧的，就好像我把他们推到了沟壑里头一样；如果老百姓生活得不好，责任在我。所以孟子说伊尹是“圣之任者也”，他是在这个圣贤当中最富有担当精神的。
想想，一个是清高，一个是担当，要担当不可能绝对清高，要清高又很难担当，我们应该怎么样选择呢？
前面我们讲到了孟子对伯夷和伊尹的看法。伯夷原则性特强，是一个圣之清者也。坏人坏事坏语言坏声音，他不看不听，宁可自己饿死，很清高。
伊尹是一个特别有担当的圣人，圣之任者也，他专挑重担。不管别人对自己有什么看法，尽自己的力量，有责任心。老百姓生活得不好，不能安享太平，不能够享受唐尧、虞舜那样的天下大治情况，就说是自己的责任，说是自己把老百姓推到火坑里去了，推到泥泞里去了。事实上伊尹也真是有两下子。
孟子还讲到柳下惠。柳下惠也很有名，坐怀不乱，在任何情况下对男女之事非常严肃，非常讲理法，不受诱惑，不受干扰，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关于柳下惠，《论语》和《孟子》中主要的故事却不是坐怀不乱，而强调这个人是一个道德家，是一个非常讲原则的人，非常随和，脾气特好。
孟子说，“柳下惠不羞污君”，如果君王名声不算太好，有瑕疵，身上有污点，道德行为上有毛病，不能因为他有某些缺点，就不承认他是君王，就撂挑子，那是不对的。君王有污点，该怎么服务还是怎么服务，该怎么伺候还得怎么伺候，该怎么干活还得怎么干活。
“不辞小官”，这一辈子柳下惠的官大概做得相当小，而且他动不动就被撤职。他管过案件，当过类似法官的官，然后屡次被撤职。为什么？因为他坚持原则，什么事都按正义来办案，按仁义道德来办，按礼法来办，按规矩来办，他不讨好任何人，所以他老得罪人。他得罪人就下台，下了台他也不在乎，过几天又上台，又接着按正义来办。
“进不隐贤，必以其道”，“进”就是他上进，能够参加各种政治的决策、执行、贯彻，他参加政治事情的时候，不隐藏自己鲜明的主张，不怕说的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他更贤明。而且他说话也好，做事也好，一定要按照正道来办，一定要按照规则、法则来办，一定要按照文明礼貌来办，不搞马虎眼，不打折扣，不做坏事。
“遗佚而不怨”，如果他被剩下了，被人家忘记了，有什么运作、什么事情需要决策，谁也不找他商量，他也不怨恨、埋怨。他认为朝廷有朝廷的考虑，君王有君王的考虑，大官有大官的考虑，他不一定必须要参加，所以不找他，没他的事，他不闹腾，也不埋怨。
“厄穷而不悯”，碰了钉子，碰壁了，这是厄，就是走不通了，穷是无计可施了。穷既是财富上、实力上的穷，也是应对上的穷，就是无计可施，想不出辙来了。这个时候他也不悲哀，也不自怜，也不在那儿发牢骚，说倒霉。
柳下惠是这么一种理论，“尔为尔，我为我”，你是你，我是我，跟我合作的人有道德差一点的，我也没办法，我不能说都得是完美无缺的人，我才能合作，我就什么事都甭干了。我这一辈子，做不成大官，做小官；做不成小官，先歇一歇，过几天接着做，我努力做，但是我做就按照正义来做，按照礼法来做，按照仁义道德来做。别人什么样，我负不了责任，但是我也不能太挑剔，就算他光着屁股站在我旁边，那我能怎么办？那也不能说是我的问题，也无损于我，也不能算我的污点。
孟子举的这个例子还是有点过，但是他的意思是说柳下惠是一个随和的圣人。这圣人中有清高的，如伯夷；也有执着的，就像伊尹这样的。
孟子接着就说到孔子了，也挺好玩。说孔子在离开齐国的时候，很快就离开了；在离开鲁国的时候，他走得很慢，三步一回头，孔子说因为鲁国是自己的父母之国，是自己的故乡，实在舍不得离开，离开时还来回地看。就是孔子做什么事都根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的情况，有自己的分寸。
孟子分析孔子，孔子是一个什么人？做什么事“可以速而速”，可以赶快办成，就往快了赶。“可以久而久”，就像离开鲁国的时候一样，可以稍微延长一下时间，就往久了办。“可以处而处”，可以在这儿居住，可以在这儿先停一停，就耐心等一等。“可以仕而仕”，可以当官了，可以承担一定的行政的任务了，可以为朝廷、君王、邦国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了，就做。这个就是孔子的特点，他有走得快的时候，有走得慢的时候，有停滞在那里的时候，也有效力干活的时候。
孟子总结说，如果说伯夷是圣人中的清高者，伊尹是圣人中的担当者，柳下惠是圣人中的随和者，那么孔子就是圣之时者，就是圣人当中最合乎时宜的那个人。根据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应对方略，有不同的对策，孔子是圣之时者。
“孔子之谓集大成”，跟那些人相比较，孔子是集大成者。他既有担当又有清高，既有随和又有灵活，既符合时间的特点又符合地点的特点；他注意好几方面的智慧、好几方面的仁德，好几方面的处理应对得都很好，所以他是一个集大成者。
孟子又解释了什么叫集大成，就是“金声而玉振”。“金声”，敲金属的钟的声音，嘹亮，美好，回声不断。“玉振”，是说一个声乐结束的时候，好像玉器振动，其声悠扬，即使整个的曲目演奏完了，因为玉器很温润，声音也不太大，但是声音又很高级，这个声音还在那响着。
孔子就是这样的人，他能干得成，有他能干得成的一套。他干不成，有他干不成的一套。孟子讲了，其实《论语》也讲过了，圣人也有各式各样的，有伯夷、叔齐那样清高的圣人，有善于担当的像伊尹那样的圣人，也有善于和别人合作，非常随和的，像柳下惠那样的圣人，但是孔子是集大成的。
孔子碰到过更困难的情况，他在很多地方并不受欢迎，并不被理解，甚至于还有人想加害于他。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孔子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特别是在鲁国，他已经担任一段时间的官职了，但是他发现鲁国君王并不采用他的仁义之德、仁义之道，于是孔子找一个借口就离开了那里，而不把矛盾搞得更加尖锐化。像这些地方，说明孔子的心很细，而且处理的方法并不极端，并不绝对，受到了孟子的赞扬。开始的时候他有该有的大气，就像一个大钟，在那儿发出了声音；结束的时候他有该有的从容，就像一个玉器，还在那儿振动着。这里的金声玉振是一个成语，就是说声音好。而孟子在这里说的是善始善终，既有好的开始，又有美好的结尾。
在某种意义上说，结束比开始还重要。因为前面我已经讲过，说是天下的事情，“靡不有初”，没有不开始的，不开始就没有这么回事，没有这个事物，也无从去知道。“鲜克有终”，关键不在于你的开始，而在于你恰到好处的结束。这正是孔子高于其他人的地方，所以说孔子是集大成者，就是从孟子这儿来的集大成的至圣先师。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www.xing528.com)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䜣然，乐而忘天下。”
——《孟子·尽心上》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孟子是如何评价孔子的，他认为孔子是最全面、最无懈可击的圣人。同时在《孟子》当中，孟子言必称尧、舜，就是孟子要举出一个范例，要提倡一种观念、一种行为的时候，他最喜欢举的是唐尧和虞舜。
关于虞舜，《孟子》中讲到了一些，后来在其他的经典中有更详细的叙述，说的是虞舜以孝道而著名。虞舜的父亲叫瞽瞍，是视障者，视力后来逐渐丧失了，情况不太好。虞舜的亲生母亲比较早就去世了。瞽瞍续娶了一任妻子，并与之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虞舜同父异母的弟弟，叫作象。瞽瞍脾气有点怪，后来很不喜欢虞舜，而喜欢象。
瞽瞍、继母和象这三人使了很多阴谋诡计想害虞舜，想要虞舜的命。有一次，虞舜在仓库上边干活，他的父亲居然在仓库底下点了一把火，想烧死他，后来虞舜拿了两个大斗笠从房顶上跳下来，没摔死。还有一次，虞舜下到井里头干活，他的弟弟象和他老爹瞽瞍两人往下填土，要活埋他，好在虞舜从侧面也不知怎么找到一条道，又爬出来了。这个说得有点神，带有传说的性质，不敢说完全肯定。虞舜虽然碰到几乎被杀的恶劣情况，但他不埋怨他的父亲，不埋怨他的继母，也不埋怨他的弟弟，对父母仍然非常孝顺，对弟弟仍然非常友爱。
于是舜感动了天，天就派了一些动物来帮着他种地，使他少受一些苦。但是虞舜依然非常难受，总是反省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使父亲那么讨厌自己，那么不喜欢自己，甚至于想要他的命。他老是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以至于他在田地里想起父亲，感到自己做得不够好，就号啕大哭起来。因为这个，唐尧认为虞舜是一个孝顺的人，所以早早地就把天下禅让给他，让他当了天子，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都下嫁给了虞舜。
按说虞舜后来是够了不起的了，够成功的了。论地位，他已经当了天子，当了尧的接班人，在唐尧还活着的时候就上任了。而且唐尧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他了，所以论男女感情他也够满足的了。论财富，他身为天子，全天下的财富他都可以调动，他简直已经达到了人生的极致、人生的巅峰了。但是这一切他觉得并不能够代替家庭的和睦，不能够代替父亲对自己的喜爱，他认为更大的快乐是在家庭里自己尽孝道，使父亲对自己非常满意、非常喜爱。如果能那样的话，不当天子都没有关系，没有这些名分、地位都没有关系。
所以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君子有三件快乐的事，但是其中并不包括能够获得权力，能够当天子，能够统一国家，能够让天下的人都拥戴他为王，使他得到最高的威信、最高的地位。君子的三乐是最普通的，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的。“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爸爸妈妈都活着，兄弟姊妹也都生活得很好，家庭幸福，这是一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回想起自己的言行、自己的作为，抬头不觉得对天感到惭愧，低头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人，这是二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还有很多年轻人是自己的学生、学徒，他们都很有才能，是很有资质的人，能够获得这么多年轻人，对他们进行教育，这是三乐。
类似的说法，孟子讲了很多，“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我活了一辈子，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物都对我有影响，我对各种各样的事物也都有一定的认识，有一定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反过来想想自己和万物的关系，自己对万事万物的反应，对外界的一切，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没有做坏什么事，没有对不起别人，没有有意无意地给别人找过麻烦，害过别人，这是最大的快乐。“强恕而行”，自己努力做到理解旁人，“求仁莫近焉”，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到仁爱也靠得很近，这是多么大的快乐。所以说舜当不当天子都是次要的，反过来说恰恰是他得不到父亲的喜爱，是他最痛苦的。
《孟子》里有一个更神的故事。桃应问孟子：舜为天子，皋陶为法官，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可怎么办？孟子说：杀人就把他抓起来。桃应说：可是舜是个大孝子，治他父亲的罪，这孝子可怎么办？孟子的回答在今天人们看来得吓一跳，他说：虞舜并没有把天子的位置看得那么重要，他认为尽孝道比当天子还重要。所以如果他的父亲犯了杀人罪被抓起来了，有可能要被判死刑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先支持有关方面把父亲抓起来，然后再想办法到监狱里把父亲偷出来，背上或者是送他父亲赶紧跑。当然这是当时的情况，交通也不方便，信息传播也不方便，跑得远一点，找一个海边住下，伺候父亲，终身欣欣然而忘天下。
这个时候能够把犯罪的老父亲偷出来，两人相依为命，在海边过生活那不是很快乐吗？达不到的目的现在不是都达到了吗？这个有点雷人的说法，是很神的说法，今天看来还是不妥的说法。但是我们只能这么理解，当时孔孟都非常强调孝道，认为孝道是最根本的人性，是最美好的情感，因此实行孝道是最重要的，比完成政务、比治国平天下还要重要。
所以孟子在谈到尧、舜，谈到孔子的时候，那个时代很多想法跟现在的观念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这个说法作为一个想象的带有文学色彩的虚构的说法，值得人思考。如果孟子遇到这样的父亲，需要我们替他出主意，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馀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孟子·尽心下》
孟子有一句话叫“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他分析每隔五百年，会出个圣人。这个圣人是让天下服气的，是能带领着天下前进的。
孟子怎么分析的呢？从唐尧、虞舜到商汤经过了五百年，其间又出了很多大人物，像夏禹，像皋陶，这些人是见过尧、舜的，亲眼看到了尧、舜的伟大贡献，知道尧、舜留下的圣贤的传统，知道圣贤对社会有多么重要。而到了商汤这个时候，商汤并没有见过尧、舜，没见过尧、舜也没有关系，他听说过，他知道尧、舜有多么伟大，他继承了尧、舜的传统。
那么尧、舜的传统到底是什么呢？在《孟子》里也有一些描述。在尧、舜时期开始的时候，这块土地还是一片蛮荒，洪水泛滥，各种各样的野兽、猛禽对人类的侵犯也非常厉害，到处是荒草荆棘，农业文明也还没有建立。唐尧委派虞舜治理，虞舜曾经放火烧荒，把一些野兽、猛禽驱除得离人类远了一点，然后虞舜在唐尧的授意下开荒，开始了这块土地上的文明。这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开启了农业文明，原来那个人兽混杂的年代更像是渔猎时期。唐尧、虞舜是圣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思考、他们的政绩使人类开始得到了安定，开始有了农业文明，然后把农业文明慢慢发展起来，人们的生活得到初步的安定。
武王推翻了商纣，才开始真正的周朝，但文王已经留下了很大的影响，在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影响都非常大，所以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们对文王的评价高于武王。孟子说从商汤到文王这五百多年间，其中像伊尹这些很有名的大臣，他们是见过商汤的，是继承了商汤的传统的。而文王本人没有见过商汤，唐尧、虞舜以后商汤是圣人，商汤以后文王是圣人。文王没有见过商汤，他是“闻而知之”，即通过听了解了商汤对社会的贡献、对文明的贡献，所以他继续商汤的事业、传统。
姜太公、散宜生是亲眼见过文王的，知道文王怎样得人心，怎样壮大了周的势力，使周有了之后如此伟大的成就，而且还创立了许许多多的礼法。这是孔子说的，说明文王是周朝的先行者，是周朝实际上的创始人。
中华大地是怎样繁荣起来的呢？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首先要归功于唐尧、虞舜，使中华大地上的人类摆脱了洪水猛兽等困扰，过上了相对安宁的农业文明的生活。其次，五百年期间，商汤取得天下大治，赢得了人民的拥戴。而且商汤推翻了夏桀的暴政，所以商汤也很了不起。又过了五百年，周文王是圣人，是文化的代表，是教化的代表，是道德的代表，是礼乐的代表。文王之后又过了五百年，孔子是圣人。如果没有这些圣贤，就没有中华大地上的文明和进步。
孟子接着说，孔子之后到现在过了一百多年，相对五百年来说，离圣人的时代并没有很远，离圣人居住的地方也很近。但是现在缺少一个真正见过圣人或者是闻听过孔圣人的了不起的人物。这个话很有意思，这表达了孟子的一种期待，也表达了孟子的一种担当。他认为任何时候都应该陆陆续续地有圣人出现，圣人可大可小，但是不能没有，那样的话才能够引领风气之先，才能够成为众人的师表。圣人不但要掌握权力，而且要对人民起到示范的作用，要用自己的道德、自己的行为来示范，使这个社会往文化文明、有道德、讲正义、讲道理这个方向发展。
当然读到这儿，也许会从这个角度来想，就是因为孟子实际上是把继承孔子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一个任务，当作自己的一个使命，所以他的话说到这儿为止。但是他要告诉大家一个谱系，唐尧、虞舜，然后是商汤，汤以后是文王，文王以后是孔子，孔子以后请大家注意，很可能就是孟子。但是孟子也没有办法强迫大家承认下边这个就是自己了。因为他已经说了五百年才有一个圣贤出现，现在只是过了一百多年，所以这里也有孟子谦虚的地方，还不够五百年。
五百年的这个说法，开始的时候很容易认为就是信口一说，没有科学根据，怎么知道五百年就能出圣人？但是现在人们对于数学概率的理解，对于人才出现的各种条件的理解，认为隔一段时间会有大人物出现，这个是符合数学的概率论的。但是概率论只能够从大数据上看，没法很具体地说究竟什么时候会出现圣贤。人才的出现也是有概率的，所以往往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历史时期出现了一个大人物以后，也许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感觉不到有什么伟大的人物出现。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说有些国家的文学方面扎堆出现伟大作家，俄罗斯在整个十九世纪，一下子集中出现的那些伟大作家，这个也很难用概率论来理解。
孟子的这个说法仍然有他一定的道理，就是类似像唐尧、虞舜这样的人物，类似像周文王这样的人物，类似像孔子这样的人物，都不可能是非常密集的，但是他们终究是会出现的。所以从概率论上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句话不能完全看作胡说八道。
另外，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历史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一个圣贤、两个圣贤就能创造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够否定，不管什么时候，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权威的人物、领袖人物走在人民的前边，又符合人民的利益，受到人民的拥戴，创造了文明，改正了或者是补救了人类的一些失误，使人类有了希望，有了前进的可能。同时我们今天也许更应该强调，圣贤也好，精英也罢，要以人民为中心，要听人民的。从人民这个角度来说，也应该强调要爱护人才，要珍惜人才，真正做到见贤思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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