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义利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

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孟子·公孙丑上》

在孔子之后，儒家的另一位大师、另一位伟人，被称作“亚圣”的，就是孟子。

孟子说了很多有哲理的话，关于他的记载比孔子多。孟子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就是孟子特别善于培养、滋养自己的浩然宏大、正直充沛的一种精神、一种气势、一种风格。

在《孟子·公孙丑上》里，公孙丑问孟子有什么特长，孟子回答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我”善于分析别人说的话，善于培育“我”自己的浩然之气。公孙丑问，什么叫浩然之气？孟子说“难言也”，这话一下子说不清楚。“其为气也，至大至刚”，这股气非常宏大、非常刚强。“以直养而无害”，如果你用道德、用正义培养你的浩然之气的话，则无害。不要去妨碍你自己的浩然之气，“则塞于天地之间”，这股正气就在天地当中，到处都有你的正气。“其为气也”，它作为一种气，要“配义与道”。和气同时存在的是义，是大道理，是道，是天地之道，是天地的法则，是真理。这些东西和气配在一起，“无是，馁也”，这样的话它就永远不会气馁，它就永远不会衰退，它就永远不会萎缩。

这个气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还不太好讲，但是又能说得很明白。比如说一篇文章，人们说作者这个文气好，你看孟子文气就好，前言后语，态度鲜明。我们还喜欢用“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类词，这个瓴就是瓦做的瓶子，就是在大屋顶上，高高在上，水来了以后唰地就流下了。势如破竹，解决问题，就像拿着一把快刀，把一根竹子顺着就砍下来了，从头砍到底，讲这种气势。

孟子就有这种气势，他这种文气里头感情充沛、逻辑清晰、材料丰富，加之他自己的自信，我们就会说文气很壮，文气很雄伟，而不是那种结结巴巴、欲言又止的文气，是一种充满自信的、充满着能量的文气。比如现在我们还喜欢说，这个人气场很大，他往那儿一走，显得是那么回事。他的举止、言谈、行为的记录、学问，都使他有别人所没有的那种巨大的影响、那种权威，我们会说他气场很大。换另一种人，东张西望，鼠目寸光，缩头缩尾，这样的人就没有这个气。

我们认为这个气既是一个物质的概念，又是一个精神的概念。什么意思？因为作为人，你的精神状态会影响你的生理状态，你的心理状态也会影响你的生理状态。比如说恐惧时，你会心跳加快，面色苍白；羞耻时你身上会出冷汗，脸上会潮红。在某种不好的情况之下，你血压会升高，手脚会冰凉；在一种很好的情况之下，你会很自在，精力充沛、目光有神、面色从容等。

精神的表现、力量、状态、贫富，会影响你的功能、体能、体态，会影响你的呼吸、脉搏，出不出汗，自我感觉等。这个浩然之气可以说是在一种最佳的精神状态下，同时也达到了自己生命最美好、最有信心的状态。你有很好的学问，比较有信心，你又站到了正义的方面，站到了符合原则、符合道理、符合真理的情况之下，你没有做任何亏心的事，你用不着惭愧。你既不因私利而嘀咕，又不因自己做错了哪一件事、说错了哪句话而恐惧。这种情况下，你就会感觉到在你身上与世界之间有一种浩然正气。这种浩然正气使你什么都不怕，充满信心，使你能够战胜一切邪恶的东西、猥琐的东西、狭隘的东西，或者是欺骗的坏的东西。

孟子的这个说法对中国人，尤其是对中国的读书人，影响非常之大，有一些烈士，有一些仁人志士也受了孟子的影响，强调自己有浩然之气，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文天祥。他本来是宋朝的一个读书人，也是一个官员，落到了元军的手里，被囚禁几年，最后被杀掉了。他在被囚禁的过程中，写出了《正气歌》——万古流芳、充满正义和牺牲精神的一首诗。

文天祥说“天地有正气”，由天和地出发，天和地产生一种浩然正气；“杂然赋流形”，它体现为各种各样的形状，各种各样的体态；“下则为河岳”，如果往下看，它可以指地球上的江河山岳；“上则为日星”，天上这种正气就是太阳，就是星星。

“于人曰浩然”，那么这种正气到了人身上就是浩然之气；“沛乎塞苍冥”，它很充沛，它很充实，它在天地之间。

之后文天祥提到“地维赖以立”，就是说地上的各种东西，靠了浩然之气，才能够站立住；“天柱赖以尊”，天上的天柱，天是被很多柱子撑起来的，这些柱子是什么？就是正气，正气就像柱子一样把天撑起来了，使天充满了尊严。“三纲实系命”，三纲就是君为臣之纲、父为子之纲、夫为妻之纲，人间的一些主要的道理、主要的秩序靠正义形成了三纲这样的天命。“道义为之根”，有了觉悟、有了认识的人，道义的根底也是正气。文天祥为什么能够在生死考验面前这样有尊严，这样从容不迫、不怕一切痛苦？因为他有一身浩然之气。孟子的浩然之气的学说和表述，影响着一代一代的中国人。

当然在近代的革命志士、抗日英雄里，也有许许多多这样充满浩然正气，不畏艰险、不惧敌顽的光辉例子。比如描述当年东北抗日战争之艰苦的一句诗——“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这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大家可以想象。杨靖宇被日寇俘虏后杀害，日方的医护人员将其解剖了，发现杨靖宇的肠胃中只有一些草籽儿和几片草叶，日军为之震动。而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那批地下党员，尤其是以江姐为代表的烈士，他们受尽酷刑，但是仍表现得那样坚强，可以看作浩然正气的范例。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这本书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而且建立了一个对立面，这一点和《论语》很不一样。

一上来说什么呢？孟子见到梁惠王，梁惠王就说，老先生，你从那么老远的地方来，能给我们出点什么主意，做点什么事，对我们魏国有利？这话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很自然，他是魏国的国君，当然首先要考虑魏国的利益。现在的世道也是这么说，国际上有人讲什么朋友、敌人的事都是暂时的，国家的利益是永久的。

孟子不赞成这种说法。孟子听到梁惠王问他能做些什么事，有什么建议对魏国更有利，立刻予以批判。孟子也够绝的，他回答说何必一上来就讲什么利益呢，还不如讲讲仁义。如果一个诸侯国，君王说“何以利吾国”，怎么样对“我”国家有利；大夫们说“何以利吾家”，干点什么事能对“我们”家有好处；老百姓问“何以利吾身”，怎么样对“我”自己有好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上上下下都只盯着抢这点利益，这样的话这个国家是非常危险的。一下子孟子把重视利益、盯着利益、抢夺利益说成是国家危险的根源，这当然有孟子的道理。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已经经历了天下大乱你争我抢，为了抢夺利益儿子可以杀爹，兄弟可以反目，丈夫可以杀妻子，这样的故事在东周列国当中太多了，所以他说非常危险。

后面孟子讲的事例相当惊人，你想不到他接下来用的什么逻辑分析：“万乘之国”，他说一个有着一万辆战车的国家（那个时候经常用战车数量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尤其是武装力量），“弑其君者”，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有人要起来造反，要颠覆这个国家，把君王杀掉。什么样的人才能杀掉君王呢？“必千乘之家”，你得有一千辆战车，相当于十分之一的国力，否则你不可能去杀君王。正因为你的军事实力非常大了，你才有贪念、有野心，要争夺国家的权力，要杀国君。孟子为什么要说一个“千乘之家”？意思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大大的得利者，你不是一个大大的既得利益的拥有者，你不可能在你的国家滋生篡位的野心。“千乘之国”，规模很小的诸侯国叫作邦国，一个有着一千辆战车的邦国，“弑其君者”，能够杀掉国王、篡位的“必百乘之家”，他得有上百辆的战车。“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孟子说这样的野心家在万乘之国，拥有千乘，占国力的十分之一；在千乘之国，拥有百乘，也是占了国力的十分之一。这样的人够发达了，他得的利够多了，他一个人占据一个邦国十分之一的财力、物力、军力，这多可怕。可是他得了这么多的利，为什么还会有篡位之心？正因为得了这么多的利，他才有野心，有贪心，有不臣之心。所以孟子说，一上来就谈利，大家都谈利有什么好处？“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你把仁义道德、把义利放在了后边，为后义，大家都谈利益，所以就产生了争夺和贪婪的思想。然后孟子又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如果大家都不谈利，而是谈仁、谈仁爱，一个仁爱的人，他怎么会篡夺自己亲人的权位？他怎么能不顾自己的父母，不顾自己的兄弟，不顾自己的骨肉？“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一个讲道理讲原则、讲法度讲规律、讲义的人，他怎能忘了他的君王？他怎能变成他君王的对立面？“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劝梁惠王见别人，先讨论仁义，不要一见面就先问对自己有什么利，对国家有什么利，那样讨论的结果，把大家的追求都集中到利益上去了，不是好事，那样是危险的。

让我们分析一下孟子这段话，这段话跟我们现在的说法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现在讲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我们都是讲利益的，我们讲的利益是大公无私的利，是为了全体，为视野广阔的利，不是自己那点蝇头小利，眼皮子底下的那点利。这个说法不一样，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孟子所处的具体情况。孟子最痛恨的是一心一意考虑自身利益，不考虑他人利益的人群。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恶性竞争，甚至不惜流血屠杀，可恨。

所以孟子一上来给梁惠王一个当头棒喝，利益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哪怕在有一万乘战车的国家，你已经有一千乘了，你还可能篡位，你还可能弑君。你在有一千乘战车的国家得到了一百乘的实力了，你仍然不满足，这是有可能的。

孟子这话说得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你要有一个道德的底线、文明的底线、规则的底线、法度的底线（当时法律也还没有制定那么详细，但是起码有一个词叫法度），就是你做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是有一个标准的。(www.xing528.com)

孟子强调这个义，这个义是什么意思呢？我可以把它大概地总结一下。义就是指义理道德，义就是内涵，就是原则。比如当我们说含义的时候，就写这个义气的义，我们这里讲的义不是义气，而是讲原则、道理、价值。理就是道理，理就是法则，理就是对事物、对外界、对社会的把握和理解，所以要强调。

尤其是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叫义理，即大原则、大道理。表面上看离你很远，不像那个利一下子你就得到了好处，但是如果你不符合这个大原则、大道理，你得了多少利早晚都完蛋。譬如说曾经得势的奸臣、得势的大太监，他们当初的利益简直是不得了，但是最后落得满门抄斩、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在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事。

所以孟子强调义理，这个道就是把义和理哲学化。道是什么呢？道就是事物根本的运动趋势，就是事物的根源和归宿；道就是对事物最大的预见，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你做一件事符合不符合天道，就是这件事本身具有的比你的人的能力强大得多的不可逾越、不可改变的哲学的本体、哲学的法则、哲学的逻辑，这是道。

过去古人既讲功能也讲修养，也就是说孟子认为原则、道理、法度、哲学、修养，它们的作用大于一时的得失。那么现在我们回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原则道理”和“利”发生矛盾的情况？比如说一个你不太熟悉的人，他非要给你送礼，你收到他的礼物，你觉得对你有利，对你们俩的关系也有利，但是不太合乎大义，遇到这件事怎么处理好呢？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

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孟子·告子上》

前面孟子一见梁惠王就争论起来了，梁惠王希望孟子讲讲做点什么事情能够对他更有利。但是孟子认为集中精神谈利是危险的，要谈义，要谈义理，要谈大原则、大道理。有人说孟子非常喜欢辩论。孟子说自己并不是好辩论，是不得已，因为经常碰到和他的理念不一样的人。这一点和《论语》有明显不同。《论语》中，孔子侃侃而谈，不时加以引领、分析，尽量说得很亲和，很恰当。

刚和梁惠王辩论没有多久，孟子又和齐宣王辩论上了。因为齐宣王表示他还有大欲，还有很大的愿望没有实现，但他自己还不说。孟子也很聪明，说自己明白了，齐宣王是要开疆扩土，要征服秦、楚。因为齐国在那个时期是一个大的诸侯国家，能够相媲美的也就秦国和楚国这两个较大的邦国。

孟子接下来很尖锐、很犀利地批评齐宣王没有从实行仁政、从获得人心这一点上来追求邦国的发展，而是想靠军事的力量谋取邦国的发展。他还问齐宣王：一个小的邦国进攻一个大的邦国，打仗能胜利吗？答：不能胜利。孟子继续分析：虽然齐国是一个大的邦国，但是在东周当时那种情况下，齐国的面积、人口、军力也不过就占九分之一，用九分之一的实力去和其他九分之八的邦国作对，必然是失败的，这是缘木求鱼，甚至比缘木求鱼还糟，因为缘木求鱼虽然抓不着鱼，但不会造成多么大的危险。可是齐国要是和天下其他的诸侯国都作对，其他诸侯国联合起来就可以灭掉齐国，齐国是有危险的。

孟子挺厉害。我们看《论语》，孔子到各地去，有时候受到冷落，有时候受到误解，有时候受到抵制，最倒霉的情况莫过于此。而较少遇到孔子和人辩论，有权力的诸侯乐于接受这种事情。可是孟子见到君王，经常和君王辩论，而且辩论起来毫不含糊，锋芒毕露，决不向这些君王低头。孟子很牛，这一点跟孔子相比，他显得牛一些。

孟子在另外一个地方又提到过，他说大家都认为晋国和楚国是富国。晋国和楚国的君王，他们有财富，掌握着权力，我既没有财富，又没有掌握着权力，但是我掌握着仁义。我的资源、我的实力就是我的仁义。我有仁义，我有道德，所以我不把晋国、楚国君王的权力、财富放在心上，放在眼里，我认为我更有把握讲出用王道来统一天下的真理。

孟子有一股子冲劲儿，有一股子牛劲儿，我想这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孔子那个时候提出了一些儒家的主张，做得并不顺利，有一些人对孔子也并不重视。孟子非常忠实于孔子，非常信仰孔子，到了他那个时代很可能需要更明确一点，需要把调子提高一点，需要刺激一下那些有权力的人，那些人不懂得仁义道德的重要，不懂得亲民、掌握人心的重要。所以孟子多少是有意识地抬高自己的调门，表现出一种自信、坚决性，表现出他的至大至刚。而且孟子不惧怕把一些问题尖锐化。辩论的时候，孟子有句非常有名的，也是众所周知的话——“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他说人生，有时候碰到一种两难的处境，想吃鱼，又想吃熊掌，但二者不可兼得，只能吃一样的时候，孟子说他就不吃鱼了，吃熊掌。当然在今天吃熊掌还面临一个对野生动物保护的问题，恐怕现在不能够说吃熊掌，但是孟子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存在这个问题。

孟子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接着就是：“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可了不得了。他不但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加以分析，甚至于在某种情况之下，他把义和生命对立起来加以分析。他说有时候你要想活着，就要违背自己的理念，违背真理，违背原则。而你要想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就要牺牲生命。可是遇到这种情况，孟子宁可牺牲生命。

他说人都喜欢生，但是有些东西比生还重要。人都不喜欢死，但是有些东西比死还令你厌恶，令你恶心，是你所受不了的。举例来说，一点吃的东西，吃了你就能活，这个是非常自然、可以接受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用很没有礼貌的方式呵斥你来吃，那对不起，我们饿着也不会吃那个东西，我们不能够接受这种呵斥。如果一个人用脚把吃的东西踢给你吃，用这种无理的方式，哪怕是一个乞丐，已经饿了三天了，也不会吃。

孟子认为人是有尊严的动物，人是有羞耻心的动物，人不应该做让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如果人做了让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生不如死，活得难受，活得屈辱，没有尊严。孟子的这些观点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一个人为了一种原则，为了一种理念，为了真理，为了正义，为了天理，宁死也不屈，宁死也不能干不仁不义、不符合道德、不符合诚信、不符合自己的追求、不符合自己的承诺的事情。

《礼记·儒行》中有一句名言叫“士可杀而不可辱”，就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个有志于为天下而做一些贡献的人，由于政见不同或者阵营不同，你杀了他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轻视他、侮辱他，那他是宁死也不会接受的。关于这一点孟子讲得非常坚决，告诉我们生命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这也是全世界的仁人志士的共同观点。譬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对孟子而言，就是若为大义故，为最高的道理、真理、信念，可以不要生命，也可以不要爱情，可以舍生而取义。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我们国家一百多年的斗争中，诞生了许多舍生取义的英烈。到现在，我们同样需要思考一下，遇到利与义的矛盾的时候，甚至于遇到生与义的不可得兼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坚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