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中庸之道及其含义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论语·公冶长》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论语·宪问》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

阅读《论语》的时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孔子把各方面的问题都说得恰到好处，说得准确、合适，添一分就胖了，减一分就瘦了。比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的意思是如果不是很符合原则、正义、君子的理念，却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富贵了、有地位了，这个对他来说就跟天上的一块云彩飘过一样，没有多大的意义，他也不会多看一眼。

这话我们听着很普通，但是仔细想一想，其实他说得非常有分寸。第一，孔子很高尚、很高雅，他根本不在乎富贵不富贵；第二，你要富贵，你得符合大义，符合原则，符合正义，你不但要在地位和财富上取得成功，而且在道德和文化上也取得成功才行。他可以这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毒瘤”“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臭大粪”，但是孔子并没有这么说，他没说什么很极端的话，没有说什么很愤怒的话，他只说是“于我如浮云”。

因为在任何社会情况下，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有人靠小聪明，甚至靠运气，赶上时机他就富贵了，他并没有什么真本事，也不值得人真正地佩服，但是他也没有违法，因此你也用不着痛骂他。本身贫穷的人不要轻易流露仇富的情绪，不要流露“红眼病”的情绪。所以孔子说“于我如浮云”，孔子是多么高尚、多么文雅、多么超然，让人佩服不已。

再比如说，有一个叫季文子的，他做事是“三思而后行”，孔子听着就笑了，说想到两次就行了。因为这里会有另外的一个问题，你什么事都再三斟酌，什么事都左右为难，这也不是我们所提倡的。孔子在另外的地方也说过，一个人做事要简单明快、是非分明，该处理就处理，所以他说不必三思而后行，两思、再思就好了。但是这句话还有一个有趣味的地方，现在三思而后行已经成为一个格言了，我们接受了三思而后行，也可能是社会越来越复杂了，做什么事我们应该有更深入的考虑，所以孔子说两思我们觉得还不过瘾，还不够，还是三思而后行更好。所以我们的理解跟孔子的说法、跟《论语》的原文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孔子说法的这种恰到好处、不左也不右、不过分也不含糊是让人非常佩服的。

再比如，有人说应该以德报怨。“以德报怨”这个词在老子的《道德经》里就有，就是当别人对你做了坏事的时候，你要反过来对他做好事，要做有利于他的事，要做让他感谢的事，要做让他忘不了的好事。别人对你越坏，你越要对他好。这个说法也很有意思，就是你要爱你的敌人。当人家打了你的左脸，你干脆把右脸也转过去让他打，但这是比较夸张的说法。听了老子这个说法，孔子也笑了，孔子说不一定以德报怨，你能“以直报怨”就行了。请注意，中国汉字“德”里已经有了“直”的字形和字意。孔子说以直报怨，就是他们对你使坏，害了你，或者败坏了你的名誉，或者挑拨离间了你和其他人的关系，这种情况之下，你不太可能还感谢他，还给他帮忙，但是你对他应该很正直。你不能因为他对你做过一点坏事，你也干脆跟他较真儿，你也用不太高尚的方法对付他，比如你造我的谣言，我也造你的谣言；你挑拨我和别人的关系，我也挑拨你和别人的关系，那不行，一个好人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孔子“以直报怨”。

像这些例子都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孔子说话做事那么靠谱，那么恰到好处。这个恰到好处在2500多年前孔子的儒家学说里，就叫作“中庸之道”。“中”，古人说“中”不见得是正中间，“中”就是准确的意思，就是恰好的意思。“庸”，就是正常和可持续的意思。现在“平庸”被当作一个贬义词来使用，但是古代“庸”代表一种正常的情况、一种符合常识的情况、一种可持续的情况，它不是突然的、吓唬人的、新奇古怪的、荒谬绝伦的。又准确又正常还能够持续，这叫中庸。

孔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论述叫“过犹不及”。他有两个很好的弟子，一个叫子张，子张这个人做什么事都比较认真、比较严肃、比较努力，经常把一件事做得过了一点。而另一个弟子子夏就比较宽容、比较厚道、比较灵活，做事就差一点，没有达到应有的标准。子贡就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这两个人对比，你怎么看呢？你怎么比较他们？孔子就说子张做事有时候有点过于用力。可是子夏有时候又太轻松、太随意了，没有完全达标。子贡就说，子张是不是比子夏好一点呢？因为他做过了、做认真了，他比没达标不是更好吗？但是这时候孔子却说，过就是不及，不及就是过，过的效果和不及的效果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做什么事都不能太过了。

这句话是毛主席最喜欢的一句话。我们知道毛主席在革命的年代，对孔子是有一些批评的。但是毛主席非常欣赏这句话，认为“过犹不及”是一个哲学的范畴，是一个反对左倾和右倾偏差的范畴，因此“过犹不及”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过犹不及”是把量和质联系起来，就是不同的量，它却可以有某种相同的质，这是很有哲学意味的一个名言。

后来我们传统文化当中还有一些类似的名言，比如说“不为已甚”，就是做什么事不要做得太过，做得太过你自己反倒会非常被动。还有一个说法不是孔子的，最早可能和佛学进入中国有关系，但是佛学进入中国也和中国的儒学相联系，互相起作用，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句话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一个说法，叫留有余地，就是给自己留下一点空间。有这样的故事，一个小和尚很认真学佛，很多事他不懂，老是弄不清楚。他的师父就跟他说，你先办件事吧，你拿一个葫芦或拿一个容器装满水，然后我再给你二斤盐，你把这二斤盐放到水里面都化开。于是这个小和尚就用葫芦装满了水，又放进盐，然后过来找师父，说：师父、师父，这盐它不化。师父说：你搅和搅和。小和尚没法搅和，水已经都装满了，没有搅和的可能了，所以盐没化就掉下去了。师父说那还不容易吗，你把那水倒出一点去，留一点空，叫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你不就能搅和开了吗？

你留下了空间，留有了余地，不为已甚，没有把事做得过分，没有让它满到不可开交的程度，你就有操作的可能了，你就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可能了。所以中庸之道里包含着对不为已甚、留有余地、过犹不及的一些看法。

我给大家提几个问题：为什么会过犹不及呢？难道努力不好吗？难道努力和努力不够、努力过多是一样的吗？难道人的精神不应该充分发挥吗？请大家思考。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颜渊》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里仁》

这一节我们讲中庸之道，特别是中庸之道与君子之道的关系，中庸之道与我们的政治文化的关系。

孔子的儿子是孔鲤，孔鲤的儿子是子思，子思有一个重要的著作就是《中庸》。在《中庸》里他提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他把中庸之道说成是君子的一个特点，同时他提出小人做不到中庸。为什么君子中庸，小人不中庸呢？让我们探讨一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首先，因为孔子在《论语》里讲过这个话，他说“君子之德，风”，这个“德”在这里应该是当功能讲、当作用讲，君子的功能和作用是风，就像风一样；“小人之德，草”，小人的作用和功能，就像地上长的草，“草上之风，必偃”，风一刮，草就都一边倒了。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什么意思呢？风是发力者，风是主动者，风是决定方向的力量。当然古代不会对风有更深入的研究，古代就认为风是一个主体，是运动的主体。风往东刮，就有一种往东的力量；风往西吹，就有一种往西的力量。君子是提倡一种东西、反对一种东西的一些人；君子是有道德、有文化、有知识、有格局、有情怀、有影响的一些人。所以君子说什么事就好比刮起了风。比如君子告诉我们仁义道德是好的，坑蒙拐骗是坏的，那么谁要是被扣上了坑蒙拐骗的罪名，他就站不住脚了。小人是被动的，他不是主体，而是被动体，草偏过来倒过去，不是它自己要偏过来倒过去，是风吹动了它。小人容易一边倒，他自己不能主动地判断，他也没有那个知识、那个道理。我想这是小人没办法做到中庸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小人不可能很全面、很周到地看问题，行事比较简单、比较草率，而且越是小人越容易随大流，简单地说，就是跟着起哄。比如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情形，一个运动员得了奖，一大堆人就对这个运动员崇拜得五体投地；某个时候这个运动员失败了一次，于是就会出来一大堆人把他骂一顿。这也是随着风倒，这样容易片面，不可能考虑到各个方面，不可能看得很长远。然后我们还要说小人有一种心理，他们的地位相对来说不是很高，他们的学问相对来说比较狭窄，他们自己选择的能力有限，往往是跟着风闹腾，越是小人闹腾得越厉害，他们要不闹腾就根本没有人注意他们。西方有这么一个谚语，就是说在市场上大喊大叫的、闹腾得厉害的，这样的人往往是卖假货的，他的货如果不大喊大叫就没人看好。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小人相对来说是比较纠结的，有一股子怨气，对比他们高明，比他们更成功的人不服气，心理不平衡，这种怨气也容易使得他们把话说得很绝对、很夸张、很闹腾、很闹心，所以他们很难做到中庸。相反的，君子有足够的学识、足够的担当、足够的责任心，他们觉得任何一件事情都应该恰到好处，不应该过分，所以他们就比较容易做到中庸、全面，容易做得周到，而不是看见一点就闹，也并不需要咋咋呼呼，搞得很刺激。这是子思在《中庸》里提出来的一个看法。

西方的政治学从理论上来说（请注意我说的是从理论上来说，不等于他们就都做到了，有很多事有这种理论，但是未必做得到，中国也有这种情形，有这种文化、这种理念，但是不见得做得到），有一个很核心的命题，就是多元制衡，是说一个理论很偏激不要紧，你往东边偏激，还有往西边偏激的；你往南边偏激，还有往北边偏激的，最后卡在那儿，保持一种平衡，它靠多元来制衡，来互相牵制、互相约束。当然，如果弄好了它是互相补充，弄不好的话也可能是互相恶性竞争。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我们没有多元制衡的传统，没有这样的习惯，而且诸子百家时期（或者被称作子学的时期）正是春秋战国，人们受四分五裂、互相争权夺利之害，因此中国培养的传统是，想要让这个社会安定，想使人民过比较好的生活，必须统一。我们强调的是天下“定于一”，这是孟子的原话，还有孔子的话是“吾道一以贯之”。

实际上，从秦朝以后，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都认为只有社会稳定了，能够一元化，这个社会才会比较好，政治才会比较好，老百姓的生活才会比较好。在这种完全统一的看法之外，也有一种不同的看法，中国人有句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是说如果这三十年，某一种说法特别占优势，那么过大约三十年，会来回地有一些变化。中国有些平衡常常表现在时间的纵轴上，那么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时间的纵轴上，社会风气会有变化，某些价值的强调会有变化，某些理念的强调会有变化，甚至实力的消长也会有变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庸就非常必要。就是说，你只有中庸，做得尽量准确，做得尽量正常，做得尽量可持续，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一个理论、一些措施、一些作为，你的为人才能够经受得住河东河西变化的考验。你不但在大风的情况下，能保持一定的定力，而且仍然保持着一种自我调节、自我调整的空间，这就叫留有余地，这就叫不为已甚，这就叫过犹不及。相反，如果你在某种风向下做得太过分了，这样你就会变得非常被动，稍微有点什么变化，你就会站不住。

孔子几千年来仍然有这么大的影响，他能受到这么多中国人乃至外国人的重视和崇拜，这不是偶然的，他是用自己的中庸之道来避免片面、避免偏激、避免把平衡完全搞乱、避免自己进退维谷。中庸之道，就是说，你既不要做得不足，也不要做得过分。处理问题的时候，比如某个人某件事犯了错误，或者某件事立了功，都要处理得合适准确，不要因为他犯了错，就把黑帽子都往他脑袋上扣，也不能因为他有了成绩，就把不是他的荣誉也往他身上弄。另外，过去的领导强调遇到问题要冷处理，不要趁着最热乎的时候，或者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来处理，最好稍微等一等，等这件事过一过，哪怕咱们事后再处理，这样就比较容易恰如其分。这都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中庸之道给我们的启发。

中庸之道在中国能够得到这么高的重视，而且至今仍然有一定的道理，这并不是偶然的。现在我提一个问题，就是：中庸之道和应有的这种鲜明的倾向，我们怎么能够结合起来？中庸，又不能中庸到什么事都模棱两可、不负责任，是吧？谁也不敢得罪，八面玲珑，那不叫中庸之道。所以，我们如何做到又有中庸之道，又有鲜明的、正义的、正确的选择和坚持呢？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矣！”(www.xing528.com)

——《论语·子罕》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论语·公冶长》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论语·先进》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论语·公冶长》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泰伯》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论语·泰伯》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论语·宪问》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论语·卫灵公》

中庸之道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一个固定的做法。中庸之道是动态的，它本身是机变之道。机，就是机会、时机；变，就是变化。机变就是随时根据时机、根据场合、根据状况而有所变化。简单地说，它也是务实之道、灵活之道。

孔子之所以要教学，要研究很多问题，发表一些见解，他不是为了做一个学者，也不是为了做一个专家，他是为了挽救世道人心，挽狂澜于既倒，使东周那个乱哄哄的互相屠杀、争权夺利的局面能够结束，回到一个稳定和谐、人们能够安居乐业的局面。

《论语》里有一段话很有名。子贡问孔子：如果有一块非常漂亮的玉石，是把它藏在一个盒里，收藏起来好呢，还是把它卖出去，卖给懂玉的人好呢？子贡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问孔子本人，因为孔子的美德、知识、品质就像美玉一样美好，那么孔子你这块美好的玉要不要为社会效力、为社会所用呢？孔子的回答让人感觉他有点迫不及待，他立刻就说：“沽之哉！沽之哉！”就是我等着卖呢的意思。孔子非常清楚，自己这些像美玉一样的才能、品质是要贡献给社会、贡献给君王、贡献给应有的政治生活的。

所以有人用现代的语言、现代的说法说：孔子怎么是个官迷呢？不，他不是官迷，他非常诚恳，他非常大方，他很明确应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样的话才能够使自己的主张对人民有好处。这么说孔子是不是非常急于参与社会，参与政治，参与官场，急于为朝廷或者为一个诸侯国家来做事呢？也不是，孔子的中庸之道恰恰表现为不只是一种选择，有往前走的选择，也有往后缩的选择。中庸之道，不把自己捆死，不使自己陷入片面，这方面孔子的说法非常多。

在《论语》里，孔子几次提到一个叫南容的人，他说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南容如果到一个较有道的邦国，这个邦国是有章法的，是讲道理的，是正常在运转的情况，他不会把自己废弃，而是要有所贡献，有所作为。如果他到了一个邦国，而该邦国是没有章法的，是不讲道理的，是只讲歪理的，是没有正常秩序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会很谨慎，不让自己惹上事，不让自己受刑罚，不让自己被杀戮。孔子认为这样的人还是比较靠谱的。《论语》中说孔子把自己的侄女——他哥哥的女儿——嫁给了南容，可见，孔子认为南容靠谱。《论语》里面还讲到南容反复阅读《诗经·大雅·抑》里的一首题为《白圭》的诗，圭是玉做的，有一定的形式，对人来说有某种规范作用。《白圭》这首诗说的是白玉沾上了污点，你是可以把它擦掉的，可是如果你用不恰当的言语伤害了别人，你很难擦掉。这说明南容这位先生对自己有所要求、有所自制，不胡说八道，孔子很欣赏他这一点。

当然更流行的一句话是孔子讲宁武子的。“邦有道，则知”，如果这个邦国讲道理，有章法，宁武子就很聪明，他就参政议政；“邦无道，则愚”，如果这个邦国不讲道理，只讲歪理，他一下子就傻了，两眼一发直，说话也结巴了，成了一个傻子，他就不掺和什么事了。他不会因为一个邦国的环境的问题，做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说他可以智，但是不该智的时候他就不智，不要什么时候都显得聪明，这样才是正确的。

孔子还说，一个好的人、一个君子应该做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笃信好学”，“笃信”就是诚信，应该很诚实，应该很有信用，而且应该好好学习或者一心学好，这都可以叫好学。“守死善道”，就是哪怕是死了也要走善良、正确、正义的道路，不走歪门邪道。“危邦不入”，无道的邦国，混乱又危险，不要随便进去。“乱邦不居”，如果一个邦国正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尽量不要住在那里。“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是讲道理的、有章法的，我要表现我自己，这个“见”在这里当表现的“现”讲，就是要表现自己。“无道则隐”，如果这里没有章法可言，乱成一团了，就收缩，就藏起来了。

隐的文化、隐士的文化在中国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内容，甚至还有很绝的说法。“小隐隐于野”，一个小人物，你就往农村、往山沟里躲，就把自己藏起来了。“中隐隐于市”，中等的隐士就可以住在城市里，住在大地方，可是不能多说话，不随便掺和什么事情，同样不要让别人那么注意。更妙的是“大隐隐于朝”，就是你在朝廷里，你在君王的身边，但是你也要注意隐，自己没有想周到的事情，不要随便说；没到时候，时机不成熟，不要随便说。这种隐的文化在中国也很有地位。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一个讲道理、讲章法的邦国，你又贫又贱，你没有地位，没有财富，说明你没有任何的成绩，没有任何的表现，这是一个士人、一个读书人的耻辱。可是“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如果这个邦国正混乱，你却在这儿大富大贵，这也是一种耻辱。这种情况下你应该低调，你应该少显摆自己，你应该凑合过得去就行。

孔子还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要干预跟你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那样的话你很容易把一件事情做坏。他还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有道的时候，你敢说也敢做，你不怕触犯什么忌讳；“邦无道，危行言孙”，邦无道的时候，你的行为可以很正直，但是说话要很谦虚，要低调，千万不要在那儿胡说八道，在那儿咋咋呼呼自找麻烦。

他又说“直哉史鱼”，有一个叫史鱼的人特别正直、耿直、直爽，“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邦有道的时候，他像射出去的箭一样，该怎么走就怎么走；邦无道的时候，也是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决不东张西望，搞一些曲折拐弯的花心眼儿、花招。他另外说到蘧伯玉，“邦有道，则仕”，如果邦有道，他就去做官。“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如果邦无道就不做官了，就把自己卷起来藏起来了。这个“卷”字，我觉得用今天的说法也有可参考的地方，就是我卷铺盖走了。毛主席也说过，什么叫军事？打起仗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意思是打仗也不是你见个敌人就打，你先得估量好了，打得赢就打。如果情况对你很不利，你就要避免和他决战。中国革命在抗日战争当中，在几次国内的革命战争当中取得胜利，就和这个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实事求是的、务实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孔子的思想也是这样，他随时都要选择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方法，而不是一个二愣子，每一件事他都能做得准确，也才能够坚持下去、持续下去。这些说的主要是做官的态度，你不做官，你做生意、做学问也一样，你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策略，调整自己的方法，使自己处在最佳的状态、最安全的状态，也是最有希望的状态。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论语·微子》

这一节讲一讲孔子对于圣贤、大人物的看法。首先我们要说在孔子那个时代，社会精英、圣贤不仅仅限于君王。君子当中顶尖的、最高端的人物，孔子称他们为圣贤。当然对圣贤的看法也不一样，也有把尧、舜、禹称为三圣的，认为他们把当时的社会管理得非常好、非常安定，而且尧、舜禅让天下也做得非常漂亮，所以也称他们为圣贤。

在《论语》里有一段讲逸民，逸民就是一些边缘化的人物，一些在主流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当中已经出局的人物，孔子认为这些人也有值得探讨聚焦的价值。孔子并没有说他们是圣贤，但是到了孟子一代就把孔子说的这些逸民说成是圣贤了。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孔子所说的这些逸民。伯夷、叔齐原来是商朝晚期的一个叫孤竹国的君王的儿子，伯夷是大儿子，叔齐是小儿子，另外中间还有一个兄弟，不知道他的名字了。伯夷的父亲想把王位传给他的小儿子，伯夷一听，觉得非常好，但他要留下来孝顺他的父亲。等他父亲生病一去世，他就跑得远远的，表示自己决不会在这儿和自己的小兄弟争王位。但是叔齐又是“悌”的模范，他尊敬自己的大哥，他说这个王位应该传给大哥，即使父亲说了传给自己，自己也得先让给大哥，自己不可以当王，他也跑了。二人互相谦让，最后就剩下那个中间的儿子继承了王位。

他们跑了以后躲在一个很远的地方，结果碰到了武王伐纣。伯夷和叔齐觉得非常失望，他们认为虽然商纣王有很多缺陷，但是周武王是臣子，臣子怎么能够派兵打君王呢？当然现代人可以说这是一种封建思想，因为武王伐纣还是正义的。于是这两个人坚决不和周朝合作，宣称“耻食周粟”，就是以吃周朝出的粮食或者是周朝朝廷发的粮食为耻辱，两个人又跑到首阳山上去了，在那儿只吃野菜，不吃粮食，最后饿死了。

孔子就赞扬这两个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就是他们对事物的判断，他们对事物的取舍，不降低标准。他们是商朝的臣子，必须忠于商纣王，商纣王再坏，也还得忠于他。他们身为商朝的人，不想给周武王当臣民，他们认为给周武王当臣民是对自己的侮辱，所以他们宁可饿死，非常清高。孟子也说他们是“圣之清者也”，是圣贤当中最清高的人。

另外还有柳下惠，柳下惠本来叫展获，他在柳下那个地区生活过，死后又被赠给一个名称叫惠，所以人们就称他柳下惠。柳下惠在老百姓当中流传最广的故事除了他坐怀不乱，不被女色所干扰，还有孔子说的他能“降志辱身矣”，他不怕放低自己的要求，也不怕受到侮辱，因为他在鲁国做过很小的小官，他也努力做。他也非常耿直，按他自己认定的理念和原则办事，他曾经三次被撤职，但不着急，也不生气。以后有了机会，不管做多小的官，受到什么样的侮辱，他一样可以忍辱负重，做事情仍然很耿直，仍然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原则做，不干黑心的事，不干同流合污的事，不干蝇营狗苟的事。所以，他虽然官小，但是孔子认为他是一个大名人、一个带有圣贤性质的人物。

另外《论语》里还提到了虞仲、夷逸。虞仲是周文王的祖父——亶父——的儿子，因为亶父想把王位传给虞仲的弟弟季历，虞仲知道父亲的意思，怕在继承的问题上造成麻烦，他就跑到比较偏远的蛮夷地区，而且把头发的样式也改了，把服装也改了，意思就是他已经不是中原的人士了，他也不是周国的人士了，他是边远地区的一个完全边缘化的人。孔子形容他是“隐居放言”，他自己隐居起来了，好像这人就没有了一样。因为他隐居了，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了，只是边远地区的老百姓，他说话就比较放得开，所以他说话不少。但是他能做到“身中清，废中权”，就是说他自己的身体还是干干净净的，他不做坏事，不做对不起本国的事，不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他仍然很清高、很干净。他虽然把自己的主流地位作废，但仍然有很多权衡，知道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他不是一个二愣子，也不是一个傻子，做什么事说什么话仍然很有章法，很有道理，无懈可击。所以说像这样的人物也是不一样的，孔子承认圣贤就是逸民，就是边缘化了，仍然可能有不同的选择。

《论语》中还记载了几次孔子想接受某个有权势的人物的聘请去做官，引起了他的学生子路的不满，说这个君王名声很不好，老师怎么能上那儿去做官呢？但是孔子说他去做官，他并不是一个傻子，对方也不是傻子，对方要尊重他，就得让他按孔子的理念做。孔子去做官仍然是为了做好事，仍然是为了巩固东周的地位，而不是让对方的野心得逞，他去做官是保留他能做好事的可能性，而且他不是一个随便让人控制的人。在具体做法上他可以和各种各样的人合作，但是做起来他要努力遵循他自己的理念、自己的追求。所以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他是最懂得在不同的时机采取最恰当的方法、最恰当的做法、最正确的选择的这样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