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里孔子的思想与王蒙的讲述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道德经·第一章》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庄子·内篇·逍遥游》

《论语》的开篇大家都很熟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字读作“yuè”，当“悦”讲，喜悦的意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开篇就是三个问题，孔夫子到底要给我们讲什么呢？我们把孔孟老庄四本书的开篇都看一遍，就会觉得孔夫子的说法真跟别人不一样，他讲得非常亲切、非常平和。

《论语》开篇第一句话就说，你学习了，又常常温习它，这是多么快乐。当然对这句话也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习”当实践讲，就是你有一套学说，你能实践它，是多么快乐，对此我也不反对，这两种说法都可以存在。但我个人宁愿就把“习”当平常的学习讲，这样我们更容易接受。

第二句话更富有生活气息，一个老朋友你很久没见了，他从远方来了，这是多么快乐。我们甚至可以把前两句话联系起来：你学习过的一种知识，或者读过的一本书，或者懂得的一个道理，现在又温习了一下，就跟看到了从远方来的老朋友一样让人快乐。

第三句话说：“人不知而不愠。”人家不了解你，不认识你，你不会因此感到生气。比如说你自以为很有名气、很了不起，但是别人不认识你，你不必为此生气。在我童年的时候，我还不是这么理解这句话的，我当时的理解是，当你看到别人做的某件事情或者说的某句话，令你略感不安或者不快的时候，你能够不生气、不计较。比如你眼睛长得小，正好听见有人在那儿说，“这个人小眼睛，太难看了”。他不一定是说你，因为你跟他没冤没仇的。即使是说你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不了解你的全部情况，不了解你的那些可敬的、有学问的、与人为善的故事，他议论一下有人眼睛小、有人眼睛大，不足以让你有什么恼怒、有什么不快。短短的一句“人不知而不愠”，显出孔子的一种很高雅、很纯正的劲儿，他不爱生气，你说这人多好！

你学了《论语》的说法，读了《论语》的这一段，你时时告诫自己什么样的人是君子。头一句孔子就告诉你了什么叫君子。那个人他不了解你，他说了某句话、做了某件事或者某个表情，你别嘀咕，不要动不动就接招，就跟人家斗上了，多没劲，是不是？而且你作为一个君子，应该有更高的志向、更高的趣味，不要为一些零七八碎的事动辄就跟别人结仇。

短短这么三句话，你觉得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儿，他是一个懂生活的老头儿，他是一个纯正的老头儿，他是一个与人为善的老头儿。他在培养你、教化你，使你也能有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他在教化你，也要有一种学习能力，而且是要随时重温、消化、汲取、领悟的一种学习能力；他教化你，看到世界上的各种美好的东西，就跟看到老朋友一样，不要觉得它生疏，而要觉得它熟悉，并且感到快乐。

为什么我要讲《论语》开头这三句话？因为除了孔子，我还要讲孟子、老子、庄子，这是东周时期奠定诸子百家学术格局的四位非常伟大的人物。我们比较一下《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这四本大书的开头，其实都很有趣味，因为这些开头，就表现了他们各自的风格、语气，也表现了他们各自的个性。

《论语》开头说的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孔子。

《孟子》一上来就是“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老爷子，你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这其实也很正常，作为一个君王，梁惠王希望孟子的到来对他的国家有利，从梁惠王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特别让人责备的地方。可咱们这位孟子老爷子很坚定、很明确，他立刻就说：“何必曰利？”干吗一见面就谈利益，“亦有仁义而已矣”。我们也可以谈谈仁义道德，谈谈大道理，谈谈人应该有的修养，谈谈一个诸侯王应该有的修养，你梁惠王就是一个诸侯王，这不是更重要吗？这孟子不是善茬，他特别讲原则，一句话就把梁惠王给顶回去了。

接下来他又说，如果在一个邦国——就是我们所说的诸侯国——大家都在追逐个人的利益，君王追逐君王的利益，大臣追求大臣的利益，小官员追求小官员的利益（他主要说的不是老百姓，没有不让老百姓追求利益。孟子主要是说掌握权力、掌握管理权的这些人），如果他们每个人都追求个人的利益，对国家来说不是好事，甚至会有某种危险。他的这个说法是高大上、是坚持原则的，他是不允许你从最根本的原则上离开而谈其他次要的事情的。

当然根据现代的说法，我们不能把利和义截然分开，“义”在这里不是义气的意思，它是指“义理”，用现代的语言讲就是原则，就是什么事都得讲原则，比如我们说一个东西的含义、意义，都是这个义。关于“利”，也就是利益，如果是一个人的利益，或许可以说这是私利，但是如果是一群人的利益、一个集体的利益、一个邦国的利益，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它不见得就不跟“义”（义理）有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孟子的这种鲜明和坚决的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道德经》的开头更有意思了，这个著名的开头没有几个人能够想明白，说明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接下来几句话是关于“道”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开篇先告诉你，我这个“道”玄之又玄。“玄之又玄”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它靠不住，而是说它太高深、太抽象了。我没和你说具体的事，我没告诉你怎么挣钱，我没告诉你怎么念书，我没告诉你怎么升官发财，我讲的是人间的、世界的、宇宙的大道理。这个大道理讲的就是“道”。“道”就是最根本的道理，“名”就是最根本的概念，“玄”就是抽象和高深，“妙”就是你掌握了我这个道，你就什么都掌握了。可以说一听老子讲的这一点，你会肃然起敬，觉得他高、远、深、玄。

《庄子》的开头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北海那边有一条大鱼，这条大鱼有几万里那么大的脊背，然后它变成一只鸟，就是大鹏。这个大鹏本身又是几万里那么大，它飞到天上去以后，翅膀就像整块云彩一样可以把半块天给占住，可真吓唬人。但除了吓人，也让你觉得他的这个想法怎么这么奇怪，他怎么能想出这玩意儿来，这是一般人完全想不到的。我称庄子的特点为“奇”——奇怪、奇特，他跟谁都不一样。他绝门，他恨不得一说出来就先在这世界占上一块位置。还有“通”，庄子讲什么都是相通的，他讲大的、小的都是在讲通的道理。

对比完这四本大书的开头，我们回过头来就知道为什么我说阅读《论语》是“如坐春风”了。因为孔子的那些话既是很自然、很普通的，又是很高雅、很美好的。他不但有个人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而且他也相信我们每个人身上本来就有美好的东西，可以做得越来越美好。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论语·雍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论语·颜渊》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论语·雍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论语·学而》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论语·宪问》

我们知道孔子有一些名言，讲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其中最有名的是八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你自己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你自己不想碰到的事情，你自己不想遭遇的对待，那么你也不要用这种不被你所喜欢、所接受的方法去对待别人。在联合国大厦里就有这八个字，它是国与国关系的黄金法则。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说明了孔子的教导具有普世性和巨大意义。

西方的一些大学问家对孔子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比如黑格尔就看不起孔子，他说读了《论语》还不如不读，原因在于黑格尔是一个学者，是一个专家，而孔子的追求并不是成为一个学者、一个专家。孔子追求的是经世致用，是给掌握权力的诸侯君王出谋划策把这个社会建设好，所以他的理论不能太深奥。

但是法国的启蒙主义者、大思想家伏尔泰高度评价了孔子的这句话，对孔子佩服得不得了，什么原因呢？因为启蒙主义者的思想中有一条就是要把人从中世纪的宗教控制里解放出来。在那时的欧洲，一件事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的依据都是《圣经》里写的上帝说了什么、圣母说了什么。所以，启蒙主义者佩服孔子，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用人间的道理、用人间的逻辑来代替上苍、上帝、超人间的神的意志。为什么有些事不要做？很简单，因为你自己就不希望碰到这种事。比如受到侮辱，这是你最不愿意碰到的，那你就要尊重别人，千万不要去侮辱别人；比如受到掠夺、财产被别人侵犯，这也是你最不愿意碰到的事，你丢了钱会大骂小偷，那么你也不要掠夺别人的财物，人身安全也一样。

孔子就用这样一种人间的逻辑代替了上帝的逻辑、圣母的逻辑、宗教的逻辑，而且讲得这么清晰，这么无可辩驳。你自己不愿意碰到的事，你不要对别人做，这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能推翻吗？能说自己不愿意碰到的事，但是可以对别人做吗？进一步讲，如果是国与国的关系，那就更明白了，你不愿意被侵略，你就不要侵略别人；你不愿意被剥削，你就不要剥削别人；你不愿意被欺骗，你就不要欺骗别人。

所以孔子的这句名言是被全世界所接受的，成为全世界的一个黄金法则，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孔子另一句与此类似的名言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你希望自己站得住，希望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独立和健康，你就要帮助别人也站稳了。如果别人都站不住，都处在饥寒交迫之中，都处在失去人身自由之中，或者都处在被疾病、被灾难所控制、所折磨，甚至是活不下去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够站得很好？你怎么可能生活得很快乐？所以你自己要想站得住，就要帮助别人站得住。“达”就是发展，你自己希望能有所发展，希望能够提高自己的能力，希望能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希望能够对家国有贡献，希望自己的生活能有改善，这都算是发展，既然你有这种愿望，你就要帮助别人也实现这种愿望。

孔子另外也说过：“君子成人之美。”就是帮助别人达到他的美好的目的。你帮助了别人，别人就会帮助你；你辅助了别人，别人也会辅助你；你对人家好，人家才能对你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人家原来很愿意接近你，很愿意和你有所交流、来往互助，但是你对别人老是心存坏心眼儿，那慢慢地人家就躲开你了。这是没有一点含糊的道理，这个道理被孔子总结得非常好，用一种非常可爱的方式来加以叙述和说明，我特别欣赏。

孔子在说到他的一个弟子的时候，他说这个人非常好，叫作“不迁怒，不贰过”。“迁怒”，这是人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自己有点不高兴，马上去找别人的碴；或者自己这件事做错了，不是想自己的不足，而是马上想到那天自己受到干扰了，那天有谁用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事跟自己瞎纠缠，纠缠完自己把该办的事都给落下了。比如，我曾经去过一个保龄球馆，保龄球馆在门口处贴着一条提醒：如果您没有打中，请不要埋怨球道。这说明人很容易有迁怒的毛病。

还有“不贰过”也非常难，就是你办错了一件事，但是你会不会第二次又犯这样的错误？你明明知道它错了，但是你又犯了。这一类的事也有很多，因为人通常会有些坏的习惯、懒惰的习惯。我个人觉得“不迁怒，不贰过”这六个字太好了，而且我要老老实实地向朋友们承认我远远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也有迁怒的时候，更有贰过的时候。比如放东西，我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今天把东西放这儿了，明天把东西又放那儿了，找东西的时候就很费劲，这种事我其实“贰”过、“十二”过，“二十”过可能都有了。这说明什么？孔子说的这些道理跟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都有可能做到，但也都有可能做不到。你做不到的时候，但你能记住孔子的这六个字“不迁怒，不贰过”，按这六个字去做，你就显得比别人修养好一点，显得比别人境界高一点，这是特别中用，对人特别有益处的话。

孔子还有一句话，他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大意是我不怕别人不了解我，我怕的是不能正确地了解别人。孔子还有一句话跟这句话构造很相似：“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意思是我不怕人家不知道我，而怕他虽然知道我，但他委托我办的事，我办不成，我其实没有那个能力、那个学识、那个智慧、那个品德。

我觉得孔子这两句话太明白了，你整天就说这个人不了解你，那个人不了解你，老有那么一股子怀才不遇的劲儿，觉得自己很能干，没得到机会，可是你想一想，你了解别人吗？你了解事务的困难吗？尤其是你的能力够吗？你的能力能够胜任许多更重要、更伟大的事情吗？这样的一个思路你不能不佩服，因为孔子的思路是一个扩大的思路，是一个谦虚的思路，是一个要求自己的思路。这叫“反求诸己”，就是遇到什么困难，不想别人的错，首先想自己的能力够不够这样的一个思路。

我们从以上这些名言当中，知道了孔子这个人是多么合情合理，多么务实高尚。这些名言对我们每个人的每一天的各种事情都有启发的意义。(www.xing528.com)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史记·孔子世家》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

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孟子·万章下》

孔子和儒学的历史命运的第一部分，就是从丧家狗到万世师表。“丧家狗”，《史记》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孔子在郑国和他的学生走散了，一个人在城门边站着，等着和他的学生会合。这时候子贡过来了，跟孔子说，刚才听到郑国人在那儿议论，议论的人就是老师您。他们说，有一人在那儿站着，他的脸颊像唐尧，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膀像子产，但是腰部以下比夏禹的还差上三寸。看上去挺不精神的样子，好像一只无家可归的狗。

孔子听了哈哈大笑，他一点儿没生气，说道：“描述我长得到底什么样不重要。说我是丧家狗，这可真是说对了。”为什么？孔子这一生东跑西颠，想推行他自己的学说、理念、信仰，希望用仁义道德来治理天下，希望用中庸之道来治理天下，希望用人性的美好来优化世道人心。但是当时的诸侯君王正处在一种争权夺利的狂热之中，他们看重的是功利，是发展自己的权势，战胜别的诸侯国家，乃至于统一天下。

可是孔子说的是世道不好，人心不好。人心好了，你就能够起到教化示范的作用，大家自然要拥护你，都拥护你，你一定就成功了。而那些人心不好的人、道德不好的人就要毁灭，就要失败，你自然就胜利了。

这话说得倒也挺“好听”，可是见效慢。正所谓“急中风碰上了慢郎中”，中风了，急的是赶快先对症治疗，如是脸偏了，先把脸正过来。而孔子说的是先从增强免疫力做起。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论六家要旨》，专门谈论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当中重要的六家要旨。文章里面说，孔子这套学说“博而寡要”，就是孔子讲的内容牵扯太多方面了；“劳而少功”，很辛苦，但是一时半会儿见不到效果。讲的内容太多，让人抓不着要领，不知道该干什么，从哪儿开始。因为孔子各个方面讲得都很在行，都很有道理。这是司马谈对孔子的评价。

但是司马谈也说，孔子能够讲清楚君臣、父子、夫妻、长幼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应该有什么样的秩序，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不可改变的，意义重大。

孔子在各个诸侯国东奔西走，始终没能在一个地方安安稳稳地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孔子的志趣不是当学者，他的目的是想真正干一番事业。唐玄宗李隆基有一首很著名的怀念孔子的诗，首句为“夫子何为者”，问孔子这一辈子忙了些什么呢？接着是“栖栖一代中”，说孔子这一代很不安定，没有达到他的理想。

孔子想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力挽狂澜于既倒，希望当时的世道人心回到唐尧、虞舜、夏禹那个时期，至少是回到周文王、周公那个时期，所以他认为关键在于世道人心，在于教化，在于文明，在于道德，在于仁义。

但是当时各诸侯国急的是争权夺利，一个压过一个，一个吃掉一个，而这需要的是富国强兵，需要的是谋略布局，然后让别人进自己布的局，进自己下的套。所以孔子讲的仁义、道德、文化、教育、敬仰、礼貌、善意，这一堆东西就变成“慢郎中”。大家越听越觉着，孔子说的都是空话，用不着。所以孔子这一生很多理想并没有实现。

后来朱熹说得就更严重、更激烈，他说孔子那么多伟大的思想，但是在各朝各代没有一天施行过。当然朱熹说得过于偏激了，这么说又把孔子的影响全否掉了。虽然孔子的政治主张实行得不够好，但是孔子的思想深入人心，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所以即使是没有完全实现的理想，当它一旦被人们接受，就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轻视它，不可以忘记它。

秦朝时君王们很痛恨儒家。因为儒家虽然讲了一些很好的理论，但同时喜欢指手画脚，喜欢批评这些君王，认为这些君王这点做得不仁，那点做得不义；这点做得扰民，那点做得违背了农时。秦始皇焚书坑儒，说明他对儒家是非常不感兴趣的。但是到了汉代以后，各个方面、上上下下，都体会到了孔子思想的好处，孔子主张以德治国、为政以德，讲社会秩序，主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这些美德实际是非常好的，对社会的安定是有利的，是有好处的，所以老百姓心里头觉得孔子的学说，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而且汉代的皇帝越来越感觉到，宣传别的学说更麻烦，宣传法家，大家都集中在一拳一式，都集中搞这个，老百姓既不中意种田，也不中意经商；既不中意盖房子，也不中意生儿育女，而是都在那儿想着争权夺利，这个也够可怕的。所以汉代以来对孔子的标榜，正面的话就越来越多。

虽然孔子这一辈子在政治上没掌握过实权，但是他也是圣人。孟子说孔子是集大成者也，说孔子是金声玉振，像金声一样开始，像玉振一样结束，有头有尾；又说孔子是玄圣素王。“玄圣”就是靠各种深刻的、概括性强的道理教化人民，使其成为圣贤；“素王”就是没有权力，没有封地，没有被统治的大众，但是其起的作用和君王一样。

往后一步一步发展，又给了孔子各种各样的称号，有说是大成至圣先师。第一，他是集大成者。如孟子所说，孔子是集中了各个方面圣贤的优点，他是至圣，他是圣人中的圣人，是圣人中的顶端、圣人中的极致。先师，他又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最早的全民的老师。又有的把孔子封为文宣王，在宣扬文化方面，孔子就是君王，人们对孔子的推崇可以说是达到了极点，修孔庙，修孔林。尤其有意思的是，在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掌握了统治权力，在清朝满族入主中原掌握了统治权力，这两个民族都是游牧民族。他们的语言，不属于汉藏语系，而属于阿尔泰语系，那边是蒙古族的语言，这边有满族的语言，满族的语言属于通古斯语。但是在尊孔、敬孔、提倡孔学这方面，他们比有些汉族的君王做得还厉害，还重视。这也是为了求得天下认可，就是说我并不是为了毁灭你们的文化，而是要弘扬你们的文化，使你们的文化能够得到继承、得到发展。所以这个时候，也有对孔子的各种提倡、各种美谈，以至于有的地方对孔子的信仰，已经接近于宗教，对孔子祭祀、祭拜、怀念、许愿、还愿，完全称之为庙，所以中国俗话管纪念孔子的场所，称为文庙，而且这种文庙，不仅在中原有，在边疆地区、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在东南亚也有，在很多其他的邻国当中也都有。

孔子确实被树立成一个全民的圣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圣人，成了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努力地操办着，比如在世界各地都设立了孔子学院等。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

子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述而》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论语·微子》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论语·述而》

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论语·子路》

今天，我们该怎么看待《论语》呢？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有一点非常明确，《论语》在今天仍然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论语》在今天的中国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个传统，是文化的积淀。在老百姓当中，不管有没有读过这本书，都受《论语》里的思想、见解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比如说“为政以德”，就是重视人的道德。今天我们在选拔干部时、在对社会人物的认识上仍然参照这条。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我觉得《论语》有几方面与其他的传统不同。第一是它的此岸性，孔子尽量回避或者不多谈属于彼岸的、死后的事情。他说的就是我们当下生活的这个社会、时代。用佛家的说法即此岸，而不是彼岸。也就是说，把当代的生活、现实的生活当作我们关注的对象。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你如果连怎样生活都说不清楚，又怎么可能知道死后如何如何？《论语》中：“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不说这些没有现实根据的事情，孔子注重的是现实，是此岸，他尽量避免和人们去争论，因为没有办法论述，既没办法证明，又没办法证伪地去谈神、鬼这一类的事情。

第二是它的积极性。孔子提倡人要坦荡荡，要喜欢山，喜欢水；提倡学习，提倡人应该成长，十五岁怎么样，二十岁怎么样，三十岁怎么样，四十岁怎么样，他有各种的说法，人应该很好地成长；孔子主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是学习不应该感到厌烦，教育不应该感到疲劳。他处处都鼓励一个人向上。“我欲仁，斯仁至矣。”“我”只要想做一个好人，“我”就能成为一个好人。孔子的这种正面的鼓励性的说法，是有积极性的。

它和另一种文化就有一些不同。比如说在其他一些国家，甚至于在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大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里，都看到同一个故事：一个渔民在河里网鱼，鱼特别多，他一个人没办法收起这些鱼。正好河边树底下有一个小伙子在睡大觉，他就叫醒那个小伙子，让小伙子帮他打鱼。小伙子说：“我睡得挺好的，打鱼干什么？”渔民说：“我给你钱，有了钱，你就可以过幸福的生活，可以出去旅游，可以买这个，买那个。”小伙子又说：“现在对我来说，睡觉就是最幸福的生活。”这个故事也包含了一种文化，它缺少一种积极性、奋斗性、勤勉性，它和孔子鼓励人积极地工作、学习、生活是不一样的。

另外，孔子还很亲切，说什么事都合情合理，恰到好处。不左不右，中庸之道，我称其为中庸理性。孔子很理性，不情绪化，也不极端。他指出过犹不及，因此自己也不太过。另外，孔子也并不死心眼儿，不较劲，不自己故意跟自己过不去，他认为要根据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条件，不断地调整自己，不断地有所选择，不要动辄使自己陷入一个不能选择、不能变化、不能调整的处境。

孔子有句很有名的话，叫“无可无不可”。这句话体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灵活性、可塑性。孔子还有一个长处，他很注意向别人学习，见贤思齐。是好东西他就学，是好东西他就要想办法跟对方看齐。这个也是对人有好处的。而且他并不强求马上就有收获，有困难也不要紧，东跑西颠也不要紧。别人笑自己是丧家之犬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有自己的最美好的理念，他有自己最合情合理的说辞，他注意在各个方面要求自己，坐有坐的样子，站有站的样子，见朋友有见朋友的样子。这些在今天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尤其是孔子的改善世道人心的思想，我甚至觉得他是为今天而说的，他在2500多年前就已经针对我们21世纪的中国说，要注重学习，要讲究道德，见着善，见着好东西要为之感动；只感动不行，还要有行动，见着不善要反省，要参考，要注意，要警惕。

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你不注意修养身心，不注意一块儿学习来讨论有关的问题，这个是令人忧虑的。尤其是在今天，大家都在忙于赚钱，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好，这当然是很正常的。但是社会上有些风气值得思考。比如说，前两年媒体都在讨论：在街上看见一个老太太晕倒了，要不要把她扶起来？如果要扶起来，你可得小心，弄不好老太太讹上你了，说是你把她给撞倒的。所以有的人做好事之前请人先录像、先拍照，证明自己是为了做好事才来帮助她的。这个太让人担忧了，这个时候我们更想念《论语》里的教导。但是过于夸大《论语》的好处、优点，我们也是不赞成的。比如自古就有这么说的，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好像读《论语》只要学上一半，领会到一半，你就足可以治国平天下，搞得天下太平了，这个就有点夸张了。《论语》里并没有怎么讲如何发展经济，只是有些地方提到了对于农时要注意，提醒君王诸侯，办什么事不要影响农民种地，但是整个的经济如何大规模地发展，那个时候不可能想得到，也不可能有那种意识。

孔子讲道德，但是经济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人的发展需要有正常的、有序的、合理的竞争。可是我们传统文化对竞争非常警惕，因为人与人竞争会出些不好的事，所以孔子不鼓励竞争。

不只是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也都不提倡竞争，这是孔子的缺陷。其他的缺陷当然还有，如孔子对妇女的轻视。我们没法替《论语》隐瞒。

君子与小人的说法非常重要，就是每个人对自己应该有类似精英的要求，有更高的精神境界的期许，就是对自己的要求比一般人要高一点，这个非常好。但是孔子把日常的劳动看成是小人才认真的事情，这个说法也并不妥当。一个大人物大事做得好，小事也应该做得好。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认为“言必信，行必果”，就是你说每一句话都要兑现，你做每件事都要做出成果来，做出结果来。可是我们想不到的是，在《论语》里面，孔子讲这两句话的时候，认为这是小人的标准。大人物的标准、君子的标准比这个更高。因为大人物、君子每天说那么多话，每一句话都百分之百地兑现，不一定做得到。

孔子的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传播和接受的意义上，我们看得出来，“言必信，行必果”，还是被人们接受了。人们并没有被《论语》所误导，并没有被孔子所误导：把“言必信，行必果”看成是小人的标志，而把“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看成是君子的标志。这说明人们有能力消化《论语》，人们有能力鉴别《论语》。

在今天，《论语》对我们仍然意义重大，同时我们用今天的文化思想、发展的程度来更好地理解《论语》，更好地接受《论语》，能够对《论语》有所选择和鉴别，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