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概论与信息处理权的开放

在传统的新闻发布活动中，采集加工处理新闻的每一道程序都有一道关口，即“把关人”，一般由编辑担当，对记者的写作进度，对素材使用决定取舍，对一稿进行修改；值班主编或总编辑是更高级别的“把关人”，他们有着对稿件审查的最终定夺权。而在新媒体新闻的传播过程中几乎不存在层层审查程序，大部分采用事后追惩的制度，信息是否发布，怎样发布，通常只取决于发布者个人的想法，因为新媒体的目标就是不断深化互动的机制，不断满足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虚拟体验和仿真模拟的需求。[4]信息处理权的开放造成了大众传播时代的权力主流话语体系遭受民间立场话语前所未有的革命性颠覆、分化与消解——尤其是以“华南虎事件”“厦门PX项目”“东莞扫黄”“马航失联”“广东茂名PX事件”等为代表的新媒体舆论事件，更是在揭露新闻事实、反映公共舆论、对抗公权力滥用等方面将新媒体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把关人的缺失也导致了垃圾信息的泛滥，对适宜的新媒体新闻管制的需要迫在眉睫。

但更多情况下，把关人的缺失使得新媒体传播蒙上了负面效应色彩。

1.不负责任地披露隐私引发权利侵害

不负责任披露隐私引发的权利侵害在社交网络中时有发生。新媒体开放、共享的特性令用户的个人隐私受到多方威胁，社交网络服务商、第三方机构、其他社交网络用户等利益相关体均会对用户的个人隐私造成潜在的威胁，由此引发的隐私问题已经成为关乎用户切身利益的严峻问题。其中人肉搜索无疑是最严重的一种侵犯表现。

人肉搜索，是一种类比的称呼，主要是用来区别百度、Google等机器搜索，它主要是指通过集中许多网民的力量去搜索信息和资源的一种方式，它包括利用互联网的机器搜索引擎（如百度等）及利用各网民在日常生活中所掌握的信息来进行收集信息的一种方式。比如，我们要了解一个人，那么可以通过在论坛发帖的形式发起人肉搜索，也许正好有个网友认识你所要了解的那个人，那么他就可以通过在网上发帖的形式把该人的信息公布于网上。

人肉搜索的力量是强大的，特别是在当前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2018年6月，谷歌发布新的内部规定明确禁止“人肉搜索”，即未经他人同意就泄露其个人信息或联系方式的行为。

再比如，河南科技服装学院女大学生周玉命丧“人肉搜索”、周久耕的“人肉搜索”等，在这些新媒体新闻事件中，当事人的真实身份、生活细节等个人隐私被公之于众，当事人承受的精神压力从虚拟的网络转移到现实生活，生活秩序被打破，身心受到严重伤害，遭受了“网络暴力”。

2.散布虚假性信息导致民众恐慌与谣言四起

新闻事件，尤其是热点新闻，因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更容易引发虚假新闻和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比如2019年10月12日22时55分，广西玉林市北流市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广西、广东两省多地均有明显震感。

地震发生后不久，社交媒体中就有一则谣言流传“：10月12日22时55分在广西玉林市北流市附近（北纬22.20°，东经110.53°）发生4.8级左右地震，现提醒广西人民群众做好防震工作，地震卫星监测今日凌晨2点43分至45分左右会发生余震，请广大市民做好防震准备，最好找空旷的地方躲起来，中国地震网报告。”后经调查确定是谣言，广西警方迅速将涉嫌散布谣言的违法人员唐某抓获。

再比如，无锡高架桥坍塌事件中也有多个谣言出现。有人造谣称“高架坍塌已有19人左右死亡”，以及“我们医院来了10个都死了，还有15个去隔壁医院了”。而11日凌晨，无锡发布通报称，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网络上盛传“四车总重400余吨”压垮高架桥的言论，引发了舆论关注。11日9时，江苏网警在微博通报称：网传“四车总重400余吨”系2012年哈尔滨“8·24高架桥交通事故”一事调查结论，与本次无锡事故无关。

如2011年日本大地震引起的核辐射致海水污染，海盐受到污染，我国的网络媒体就出现“我国食盐资源也受到污染”的虚假信息，致使我国民众疯狂抢盐，一度引起社会恐慌。名人被死亡事件、马云向汶川捐款一元钱事件、老外在街上扶起摔倒的老大妈却遭讹钱等等，给当事人或组织、集团带来了形象、经济乃至于心理上的负面影响。相关媒体在之后虽然进行了道歉，并纠正，但负面的舆论效应却难以一时消退。(www.xing528.com)

3.商业化操作撼动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受众被消费

新媒体公关是公关业最新的业务增长点，但付出的代价是损害了新媒体新闻的公信力。例如，癌症患者魏则西在知乎上回答过一个问题“你认为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讲述了他在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求医的始末。在短时间内，这个消息通过知乎和微信朋友圈广泛转发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舆论风暴，引发网上各界人士的广泛深入的讨论、质疑和呼吁。

2014年4月，魏则西被确诊为腹壁滑膜肉瘤三期。这是一种发病率不高但生存率极低的恶性肿瘤。为了治病，一家人跑了全国各地二十多家医院，魏则西先后做了3次手术、4次化疗、25次放疗。在这个过程中，魏海全（魏则西的父亲）和亲戚通过百度找到了一种名为DK-CIK的生物免疫疗法。2014年9月—2015年7月，魏则西在北京武警二院共接受了4次这一号称源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全球先进的疗法。网友留存的截图中，当时用百度搜索“软组织肉瘤”，北京武警二院位列搜索结果首页的第二位。

在知乎上那条“你认为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的回答中，魏则西写下了被骗的经过：百度，当时根本不知道有多么邪恶，医学信息的竞价排名……这是一家三甲医院，号称疾病治疗有效率达到百分之八九十，保二十年没问题……

2016年4月12日，在知乎上一条关于“魏则西怎么样了”的回答中，魏海全写道：则西今天早上八点十七分去世。将近20天后，魏则西事件引爆舆论。

之后，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和北京武警二院。2016年5月9日，调查结果发布，认定百度搜索相关关键词竞价排名结果客观上对魏则西选择就医产生了影响，百度竞价排名机制存在付费竞价权重过高、商业推广标识不清等问题，必须立即整改；北京武警二院存在科室违规合作、发布虚假信息和医疗广告误导患者和公众等问题。

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信息生产和传播如此简捷便利，使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发布新闻信息。“公民是对个体的抽象，是沟通个体和政治的桥梁”[5]，这句话成为一种可见的社会现实。微传播使普通用户具有表达权，影响力巨大。发端于微博的江西贵溪“背官员事件”使相关人员被免职；“海南灾区棉被和发霉面包事件”将一场对中国慈善机构和地区政府的公信力的拷问推到了漩涡中心；郭美美赌球被抓事件再次引起公众热议；一段网络视频爆出的上海地铁“咸猪手”事件，使当事人被撤职；人民日报新浪官微一条关于麦当劳、肯德基供应商黑幕的微博引起3万余条转发，食品安全引起用户关注……新媒体传播成为一场全民传播。通过简单的操作，用户便拥有话语权，由简单的受众变为传者，由围观变为评论参与，掀起舆论风暴。

拉扎斯菲尔德早就提醒过我们大众媒介是一种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体来说，如果不加以适当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则更大。[6]面对这样的负面效应，政府、公众个体与传统媒体都应有所作为。

首先，政府应当加强处理新媒体新闻事件的能力，对不实信息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严格监管和惩处，比如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加强对互联网和手机的日常管理、研究实施互联网和手机实名制等[7]。

其次，公民作为信息发布者时应加强责任意识。新媒体是公众行使话语权的宝贵平台，需要广大网民的共同呵护。作为信息发布的个体理应要理性、公正、客观、谨慎，做到不发布、不轻信、不传播没有正式消息来源的传言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帖子与新闻信息。

再次，传统媒体应重塑其可信度与舆论引导功能。虽然新媒体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但具备职业操守、专业素养的传统媒体的新闻从业人员对事实的陈述和解读能力却更为公众认可，在与新媒体的融合中，传统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得以延伸，有利于淡化新媒体新闻中垃圾信息的负面效应[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