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践”教育的产生
1.“审美”与“艺术”
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古希腊时期的“艺术”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艺术”差别很大,古希腊人认为艺术是“有意识的专业行为和对特定材料的变化和理解”。这也意味着艺术相当于木匠、厨师、铁匠等所具有的一般技能一样。古希腊人认为,“艺术”就是一种生产劳动的过程,而非结果。发展到18世纪,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才摆脱了传统的“技艺”,成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艺术。
1735年,A.G.鲍姆嘉通首创“美学”概念,标志着一个新的哲学概念的诞生和一个新的科学领域的出现。这个学科使美的研究更加具体、更加具有指导性和方向性。1747年,阿贝·巴托首次提出了“美的艺术”,并将音乐、诗、绘画、舞蹈和雕塑五种形式归结到这一概念中,西方现代艺术体系就此确立。这与古希腊时期人们对于艺术的认识和期望是不相符的。此时的艺术不再是一个生产劳动的过程,而是一种活动的结果。
从音乐的发展历史角度来看,将音乐作品作为艺术研究的着眼点是可以理解的。在研究过程中,在呈现艺术作品本身意义的同时,研究者还能发掘出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的价值。然而,此时的定位只是“音乐”的“观察者”。这个“观察”在本质上讲是一种静止的、非动态的。我们在调动听觉神经鉴赏某一首音乐作品时,这种直接的把握也是静态的,并最终有了一种美学体验。
2.音乐教育中“审美”的问题
实际的音乐教学过程往往只强调音乐“审美”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音乐教育的内容,使得音乐教育只重视音乐作品的鉴赏而忽视了具体的实践活动,呈现出片面发展的势头。这就导致音乐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往往只是“聆听者”,而不是“实践者”。这样的音乐教育看似让学生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触音乐,可实际上却导致了学生离具体实际的音乐越来越远,对于音乐越来越陌生。这是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地走进音乐的艺术世界中,一直在门外徘徊不前。
如果把音乐看作一种单一的形式或者作品,那么,20世纪以来,流行音乐的逐渐兴起对于审美教育的意义就没有得到彰显。因为流行音乐的产生是其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融合的产物,反映的是周边社会和政治文化活动中当代人的生活。由于流行音乐的接受者和参与者十分广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对于传统音乐的认识和感悟。德国音乐家阿多诺对流行文化所持的态度也是批判的、消极的,但他对于他是否将其视为传统美学活动的问题也提出了不同的答案。他指出:“社会语境,包括生产方式和接触音乐的方式,是决定音乐的重要性和观众反应的重要因素,因为摇滚乐群体把音乐视为一种社会性的行为方式。”
3.作为实践的音乐(www.xing528.com)
戴维·埃利奥特在对传统审美教育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把音乐视角从作品转变为活动的观点,他指出,从本质上来看,“音乐是人做的事情”。音乐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因此人类的音乐实践的过程涉及三个方面,即音乐创造的主体、音乐创造的客体以及音乐创作的过程,在音乐实践活动中,特定的语境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语境也成为音乐的第四维度概念。音乐实践活动是各式各样的,所处的语境不同,所进行的音乐活动也不同。这种音乐实践活动关系到其自身的意义,是对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的文化、生活的反映。这种将音乐放到多重因素背景下考察的思想受到了多元文化发展的影响。音乐的产生往往和当时的社会生活背景息息相关,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强调多元文化主义是确定个人在复杂环节中的存在,而且也存在于特定的背景下。只有在相对独立的文化背景下,才能相互尊重音乐文化的文化背景,通过相互交流和互动才能实现个人的诠释和超越。以这种方式解释音乐可以反映对不同背景下个人的独立性和多样性的尊重。
(二)音乐制作与聆听
1.音乐制作与语境中的音乐制作
“Musicing”是戴维·埃利奥特提出的一个概念,即“音乐制作”,其所指的内容非常广泛。戴维·埃利奥特用这个概念指代了以下五种音乐活动—作曲、改编、表演、即兴发挥、指挥。这也就说明了,在他看来,音乐制作强调过程,强调音乐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
语境是音乐作为实践的第四个维度。这说明了戴维·埃利奥特对于音乐的理解是多层次、全方位的。音乐创作者创作作品并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产物。因此,创作音乐的驱动力来源于音乐行为和作曲家及表演者音乐实践权威的发展。此外,体裁不同,音乐的结构也会有所差异。音乐的“可行性”也是创作者在音乐制作过程中所要考虑的问题。而音乐表演者也需要具备一定的音乐知识储备和专业素养,才能保证更好地将音乐创作者所创造的音乐作品传递给音乐鉴赏者,担当沟通媒介的作用。音乐的鉴赏者也要具备一定的音乐素养和良好的音乐鉴赏能力。这些都是音乐作品表演的必要条件。
2.聆听与语境中的聆听
聆听是音乐实践中的基本活动,也是沟通创作者、聆听者、艺术作品三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这一方面是对音乐创作者能力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对聆听者理解和领悟能力的衡量,由此看来,聆听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情感性。
语境中的音乐制作使“音乐作品既构成文化的信念和价值,又被特定文化的信念和价值所构成”。因此,倾听成为解读音乐作品社会文化价值的重要途径。从根本上来看,对于音乐的社会价值以及文化意义的探讨和发掘强调的是音乐活动中人与音乐的关系。流行音乐是音乐要素本身与其所在的社会环境碰撞融合而产生的结果,其典型的叙事结构隐蔽地表明了自身的戏剧媒介形式,这种形式恰恰以反映社会文化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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