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

1959年夏，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在率队调查“夏墟”的过程中踏查该遗址，随即发表了调查报告[176]。鉴于遗址出土物丰富、面积广大，且位于史籍记载的商都“西亳”所在地，徐旭生认为该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当年秋季，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洛阳发掘队分别进行发掘，后来发掘工作由考古所独立承担。

1959～1960年，最初的试掘发现了从龙山文化晚期至“洛达庙类型商文化”（后被命名为“二里头类型文化”和“二里头文化”[177]）连续发展的层位关系，划分出早、中、晚三期遗存（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二、三至四期）；通过发掘了解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面貌，初步建立了遗址分期框架。推测遗址范围东西2～2.5公里，南北约1.5公里。1960年秋季钻探发现并确认大型夯土基址（1号宫殿基址）。

1961～1978年，主要发掘1号、2号宫殿基址。在此期间，钻探出夯土基址30余处；发掘出与铸铜、制陶有关的遗存和出土玉器、铜器等的贵族墓葬若干；确认了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遗存的存在。1980～1997年，又发掘了铸铜作坊遗址，中小型房址，与祭祀、制骨、制陶有关的遗存和墓葬等。

遗址在发现之初、试掘之前，就因面积广大而被推定为“一大都会”，很可能是“商汤都城”[178]。但可以说直到面积达数千至1万平方米的1号、2号大型建筑基址被全面揭露，才从考古学上初步把握了它与都邑相称的遗存性质。

至1990年代后期，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的重点集中于两个大的方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长时间、大面积的发掘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以陶器研究为中心建立起了可靠的文化分期框架，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演变序列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这是都城遗址研究的重要基础。第二，1号、2号宫殿基址，铸铜作坊遗址，中型墓葬等重要遗存的发掘，以及青铜礼器、玉器、漆器、白陶器、绿松石器、海贝等奢侈品或远程输入品的出土，都进一步显现了二里头遗址不同于一般聚落的都邑文化的重要内涵，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城的重要学术地位。

1999年以来，为解决遗址的结构、布局问题，对遗址展开了全面的钻探与发掘。首先，搞清了遗址的现存范围，发现了作为遗址东界的沟状堆积。又通过大规模钻探，初步查明了宫殿区周围的道路分布状况。同时，在宫殿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发掘，揭露出中轴线布局的、成组分布的大型夯土基址群，基本上搞清了东、西两个区域宫室建筑的布局及其演变过程。而后，从作为城市“骨架”的道路网络系统入手，在夯土基址群的外围发现了宫城，在宫城以南发现了作坊区的围垣，其内发现绿松石器作坊遗存等。

到目前为止，钻探发掘工作已历经半个多世纪，除“文革”期间中断了数年外，田野工作持续不断，累计发掘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取得了重要成果。发现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遗迹；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发现了大型围垣作坊区（含青铜冶铸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与制陶、制骨有关的遗迹若干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包括出土成组青铜礼器和玉器的墓葬。此外还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等。出土大量陶、石、骨、蚌、铜、玉、漆器和铸铜陶范等[179]。

二里头遗址

新世纪以来的钻探与发掘结果表明，二里头遗址沿古伊洛河北岸呈西北—东南向分布，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北部被今洛河冲毁，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估计原聚落面积应在400万平方米左右。其中心区位于遗址东南部的微高地，分布着宫殿区和宫城（晚期）、祭祀区、围垣作坊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等重要遗存；西部地势略低，为一般性居住活动区，常见小型房址以及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的小型墓葬[180]。(www.xing528.com)

公元前1750年前后，二里头文化的居民开始在此营建大型聚落。二里头文化第一期时的聚落面积就超过了100万平方米，似乎已发展成伊洛地区乃至更大区域的中心。如此迅速的人口集中只能解释为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徙。这一时期的出土遗物包括不少贵族用器，如白陶、象牙和绿松石制品，此外还有青铜工具，但由于晚期遗存对该期堆积的严重破坏，聚落的布局尚不清楚。

二里头都邑从第二期开始（约公元前1700年或稍晚）进入全盛期，其城市规划的总体格局已基本完成。

中心区由宫殿区、围垣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宫殿区的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其外围有垂直相交的大道，晚期筑有宫城。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仅见于这一区域。贵族聚居区位于宫城周围。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主要发现于这些区域。其中宫城东北和宫城以北，是贵族墓葬最为集中的两个区域。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铸铜作坊都位于宫殿区以南，目前已发现了可能把它们圈围起来的夯土墙。这一围垣作坊区应是二里头都邑的官营手工业区。祭祀活动区位于宫殿区以北和西北一带，东西连绵二三百米。这里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墓葬和其他遗迹。

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变迁

都邑主干道网位于宫殿区的外围。已发现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略呈“井”字形，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保存最好的宫殿区东侧大路已知长度近700米。大路一般宽10余米，最宽处达20米。这几条大道的使用时间均较长，由二里头文化早期沿用至最晚期。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

但在逾半世纪的田野工作中，却一直没有发现圈围起整个二里头都邑聚落的防御设施，仅知在边缘地带分布着不相连属的沟状遗迹，应具有区划的作用。

这一庞大的中心城市最终在二里岗文化晚期沦为一般聚落，遗存仅见小型房址、灰坑和墓葬等，它们叠压或打破了二里头文化的宫殿基址。此后，聚落彻底废毁[181]。

二里头都邑的中心区分布着宫城和大型宫殿建筑群，其外围有主干道网连接交通，同时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制造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位于宫殿区的近旁；祭祀区、贵族聚居区都拱卫在其周围。上述种种，无不显示出王都所特有的气派。由上述发现可知，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就目前的认识而言，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