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城址的发现及破坏程度

随着郑州城和偃师城的兴起与兴盛，在二里岗王朝的中心区域郑洛地区及其附近，以及二里岗文化分布的边缘地区，较为集中地出现了若干城址。

望京楼城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市望京楼水库东，古溱水（今黄水河）东岸，北距郑州市35公里。该遗址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出土有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青铜器和玉器等遗物。在最新的调查勘探中发现了二里头文化城址和二里岗文化城址各一处。

二里岗文化城址略作方形，方向为北偏东15°。其中东城墙长约590米，北城墙长约602米，南城墙长约630米，西城墙长约560米，面积约为37万平方米。在东城墙上发现两处缺口，南城墙上发现一处，应为城门[149]。已发掘的东一城门平面呈“凹”字形，且门前有附属建筑设施，或具有瓮城的性质[150]。除毗邻黄水河的西城墙外，其他三面城墙的外侧有护城壕。城内发现东西和南北向的道路共四条。城址中南部发现一处大型夯土建筑遗存。

北城墙以北约300米以外，发现一条人工开凿的壕沟，东西连通自然河流黄沟水和黄水河。壕沟长1100米，宽10～25米。因该城址西、南临黄水河，此壕沟应与黄水河和黄沟水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在人工壕沟与黄沟水交界处的东北部内侧，发现曲尺状夯土残迹。在北城墙及外壕之间发现大量灰坑、陶窑、墓葬等遗迹。由此推定遗址的总面积达168万平方米。

新的考古工作初步确认二里岗文化城址始建于二里岗文化早期，在二里岗文化晚期曾做过修补，废弃于二里岗文化末期或稍晚。发掘者根据城址规模，城墙、城门和护城壕所显现出的浓重的军事色彩，推测望京楼二里岗文化城址可能是郑州商城南部的一座军事重镇[151]。

新郑望京楼城址（《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0期）

二里头文化城址位于二里岗文化城址之外，保存较差，已发现东城墙及东南、东北拐角处。东城墙长625米，城墙外也有壕沟。城墙基槽被二里岗文化下层一期城址的护城壕打破[152]。

大师姑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北22公里处，西距二里头遗址约70公里。二里头文化时期，这里建造了面积达51万平方米的夯土城址，城外有环壕。到了二里岗文化早期，又在二里头文化城圈和环壕之间清淤和开挖了新的环壕。壕沟口部较宽，宽13～15米，沟壁较缓，中下部陡直内收，底部较平，残深4～7米。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壕沟相比，较为规整。依发掘报告所披露的材料，尚无迹象表明二里头文化的夯土城垣在二里岗文化早期遭到严重破坏，发掘者推测“城址此时可能还在续用”。同时，环壕和城址内分布着丰富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遗存，其分布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城址以东约400米的范围内。环壕到了二里岗文化晚期基本淤平[153]。这表明此期的大师姑遗址，仍是郑州城左近一处重要的聚落。

焦作府城城址（《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

城址位于河南省焦作市区西南，地处太行山南麓、黄河以北的山前平原上[154]。北城墙外有小河自西向东流过。其平面略呈方形，边长280米余，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墙夯筑而成，底宽4～8米，东、南城墙基槽的宽度在15米左右。西、北部城墙保存较好，南墙仅存基槽部分。

城内北部偏东共发现4处夯土基址，相互有叠压打破关系。其中1号基址最大，平面形状为长方形，南北长70米，东西宽约55米，面积约3500余平方米。分为南、北两个院落，两个院落之间应为正殿，东西有回廊或配殿。城垣与夯土基址的方向均为北偏东4°左右。

以往的调查发现，城东部有路土、夯土、烧土和灰坑等遗迹，似为生活区。此外还发现一处小面积的石块和半成品石器集中堆放的区域，似为石器作坊。遗迹、遗物仅局限于城内，城内曾出土有二里岗文化晚期的铜戈。

城墙与城内夯土基址都应始建于二里岗文化早期，部分基址和城墙延续使用至二里岗文化末期的白家庄期，至其晚段最后废弃。

城址位于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南关，坐落于中条山脉之中的小盆地内，黄河北岸的阶地上。城址修建之前，这里曾是二里头文化晚期的环壕聚落[155]。

城垣平面略呈梯形，南北长约400米，东西长约350米，总面积约13万平方米。其中北、东城墙为单墙，现存宽度6～15米。西、南城墙由内外两道夹墙构成。西墙中部偏北处有缺口一，应为门道，缺口以北有东西向横墙连接内外墙，门道以南为双道夹墙，两墙相距7～10米，形成一条窄长的通道。西墙外还有一条与之平行的护城壕，南端直通台地南缘的冲沟中。南墙西段的双道夹墙相距4～14米。其外墙西端与西城墙之外墙不相连，其间有宽16米的缺口。南墙中部依地形向内微微折曲。除西墙外，南墙和北墙上也发现有缺口，有可能是城门之所在。城垣的东南部分由于河水的冲刷而无存。

城内中部偏东的宫殿区，是以南北并列的两座大型夯土台基为中心、四周有整齐的夯土墙相围的一组建筑。宫殿区南北长约88米，东西宽约50米，面积达4500平方米。自西城墙门道，有一条宽12米左右的主干道横贯城内中部，直通宫殿区。城内东南隅为一般居住区，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较厚，房址、窖穴、沟壕、墓葬和陶窑等遗迹十分丰富。在居住区以西，即城址南半部发现了数座保存较好的陶窑，这一区域有可能是制陶作坊区。城南发现随葬铜器的墓葬，应属规格略高的贵族墓。

由城址的地层关系可知，该城始建于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并延续使用到二里岗文化晚期。区域聚落研究表明，二里岗文化时期的聚落分布没有二里头文化聚落密集，且仅集中于垣曲盆地的南部，以垣曲古城南关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分布范围约60平方公里。

这座城址地理位置险要，防御坚固，军事色彩浓厚，而物质文化面貌又与郑洛地区二里岗文化中心区保持着一致性，因此很可能是商王朝设在晋南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同时又起到了控制铜矿产地和其他资源，保证开采运输，抵御外来掠夺的作用[156]。

垣曲古城南关城址（《垣曲盆地聚落考古研究》）

遗址位于山西夏县县城东北，坐落于运城盆地内的青龙河两岸台地上。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157]。在河南岸发现夯土城址一座，目前仅大体查明了南城垣和东、西城垣的南段。东城墙残长52米，西城墙残长140米，东西两墙之间相距约370米。南城墙总长440米，中部折进75米，使东南部城垣形成缺角。城址面积应在10万平方米左右。城墙宽约8米，内外两侧均有夯筑护坡。城墙外侧绕以护城壕，与城墙底部的夯土斜坡基本相连。

城址的年代约当二里岗文化早期，二里岗文化晚期废弃。

城的东部集中出土小件铜工具、武器、铜渣和石范等，表明这一带可能是铸铜作坊。城内西南角发现了与城垣同时期的20座圆形建筑基址，钻探结果显示，该基址群至少由7排组成，总数大概有40～50座。这些圆形建筑的直径为8.5～9.5米，均坐落于略高出当时地面的夯土台基上，基址面上都有柱洞。基址周围则发现有路土。有学者推断为仓储遗址甚至确指为粮仓[158]，另有学者指出这些建筑与《天工开物》中描绘的古代盐仓也十分相似[159]。最近的科学检测，证实它们应是储盐的窖藏坑[160]。

夏县东下冯城址（《夏县东下冯》）

东下冯的圆形建筑与《天工开物》中古代盐仓对比(www.xing528.com)

东下冯遗址地处中条山北麓，距河东盐池仅30多公里，因而有可能是盐道上的一处重要据点，同时也应是包括采矿铸铜、制陶等功能在内的区域性手工业生产中心[161]。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湖畔，地处长江支流府河北岸的高地上。整个遗址群由夯土城址及其周围矮丘和湖汊间台地上的若干一般遗址组成，总面积逾1平方公里[162]。

武汉盘龙城城址（《礼乐中国——湖北省博物馆藏商周青铜器》）

（《文物》1996年第2期）

城址坐落在遗址群东南部的一小山丘上，城墙随地势之起伏而修筑，残宽20～40余米，为版筑而成，应是长江流域最早的版筑城垣。城址平面略呈平行四边形，南北约290米，东西约260米，面积约7.5万平方米（城内面积约6万平方米）。城垣四面中部各有一缺口，可能即城门。城外挖有护城壕。

城内东北部发现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人工土筑台基，宫殿建筑群即分布于其上，已发现大型建筑基址3处。其中1号基址面阔38.2米，进深11米，根据柱穴与墙基的结构，可知该建筑的主体为四间横列的居室，隔以木骨泥墙，四周则绕以回廊。有学者将其复原为一座“茅茨土阶”、四坡顶重檐的大型木构建筑物。其与2号基址前后平行排列，具有共同的中轴线。未经发掘的3号基址，或也属于这一建筑群的组成部分，构成三进院落[163]。在基址的西侧还发现有由相互连接的陶质水管组成的排水设施。

城址内的西南部为低洼地，当时可能为池塘。此外并无其他遗迹发现。发掘者推测该城址具有宫城的性质，是合适的。

要之，盘龙城城址与宫室建筑，无论从结构布局和建筑技术上看，都与二里岗文化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至于约2.5平方公里的“外城”城垣[164]，由于未经发掘确认，暂存疑。

在城南的王家嘴、城北的杨家湾、城西的楼子湾和城东的李家嘴等地，都发现有文化堆积，但不见大型建筑基址，当为一般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后三个地点有许多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墓葬，李家嘴一带集中发现有随葬青铜器的贵族墓。尽管在青铜礼器的产地问题上尚有不同的意见，但盘龙城青铜器群属于中原文化系统，应是可以肯定的。

盘龙城大型建筑群复原示意（《宫殿考古通论》）

遗址中最早的遗存约当二里头文化晚期（发掘者认为约当二里头文化第二、三期，但不少学者认为失之偏早[165]），尚属一般聚落。至于城垣的营筑及使用年代，发掘者认为“上限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一期偏晚……下限在二里岗上层二期晚段（即商代白家庄期），之后城址即已荒废”[166]。《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则认为城址始建于二里岗下层（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而最晚阶段遗存的年代可至所谓中商二期[167]，即殷墟文化的最初阶段。无论如何，二里岗文化晚期是该城址的兴盛期，城内的宫殿基址即修筑于此期。

盘龙城遗址在城墙的夯筑技术、宫室的建筑手法、埋葬习俗及遗物特征等方面，都同二里岗文化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因而，一般认为，盘龙城遗存是以一支南下的中原商文化为主体，融合本地及江南文化因素而形成一个商文化的边地类型——盘龙城类型[168]。

有学者认为盘龙城遗址最晚的遗存相当于殷墟文化的洹北花园庄晚期。而盘龙城遗址的废弃实际上带动了荆南寺、铜鼓山等遗址的废弃以及此后商文化因素在江汉平原西部、澧水上游流域、洞庭湖流域等地区的急剧退缩[169]。

在距盘龙城不远的云梦王家山也发现了一处小城堡[170]。遗址主要部位是一个西南—东北向的角锥形土台。西南端较宽，80余米，土台西南至东北最长距离约180米。城垣的走向基本上是围绕着土台边缘的。发掘结果表明，这座城址的建造和使用年代为二里岗文化晚期，城墙经过三次修筑。另外，在遗址中还发现了同时期的小型土坑墓。王家山城址的规模远不及盘龙城大，很可能是为了保障矿产资源运输线的畅通而建立的次一级的军事据点。

总结起来，上述城址有如下特点：

一、存在时间高度集中，大都始建于二里岗文化早期，废弃于二里岗文化末期的白家庄期前后，也即郑州城与小双桥此衰彼兴，甚至洹北城兴建之际。

二、这些城址大都处于水陆交通的要冲，同时在筑城技术和布局上注重军事防御能力。

早期王朝时代的资源分布与重要遗址（《古代文明》第1卷，刘莉等文；《中华遗产》改绘）

三、二里岗文化边缘地区的城址，同时也是铜锡等金属矿藏和食盐之类重要资源的分布区，“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建城也许是早期国家为控制和获得资源以保障中心都城而建立的供给网络中的重要部分”[171]，因而，它们可能兼具军事据点和区域性生产中心的功能。

四、尽管这些城址规模都很小，但大多仿效中原王朝都城，形成了以大型建筑区为中心的分布格局。

五、几乎所有二里岗文化的城址，都建立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聚落的旧址上。对此，一般的解释是扩张领土、统御夏民。但这种现象究竟是王朝更替过程的反映，还是显现了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所代表的集团发展中的某种连续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由大规模城邑的出现，以及对晋南和长江中游等地的扩张和据点建设，有学者认为商周王朝“战士国家”的特质，在这一时期就已显露无遗[172]。另有学者指出，“二里岗期商文化区中心周边的城址跟随着中心城址废弃的现象，说明了这些城址不具备政治上的相对独立性，它们是当时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地方政权的城邑，而不是间接控制的诸侯国（习惯上称商代的这些国家为“方国”）的城邑”[173]。甚至可以说，“商代晚期以安阳为中心的政体显示出商王室政治影响力复苏，但始终无法获得像二里岗时期那样的霸权地位”[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