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朝时期商文化的上限，究竟可上溯至二里头时代还是始于二里岗文化，尚存争议。目前多数学者倾向于后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构成商代考古学的主体[105]。到了二里岗文化时期或曰二里岗时代，二里岗文化不仅迅速覆盖了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而且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都有极大的飞跃。
最新披露的殷墟遗址群总图（《殷都学刊》2014年第4期，孟宪武等文）
殷墟“大邑商”族邑分布示意（《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郑若葵文）
殷墟“都邑模式”布局演变示意（《三代考古》（四），岳洪彬等文）(www.xing528.com)
关于二里岗国家的膨胀性态势，学者多有论述。如认为二里岗文化时期是中国先秦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时期中央王朝的国力可能超过了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106]。正是在这个时期，以郑州城为中心的二里岗文化急剧向周围扩展，先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存在的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鼎足而立的文化格局被打破。在东至渤海、西达关中、北抵冀中、南逾江淮的广大区域内，人们都使用着一套共同的日常生活用陶器，形成了分布范围相当广阔的二里岗文化圈[107]。制作工艺简单而不便携带的日用陶器，往往具有极强的地域性特点和文化传统上的保守性，如非人群迁徙和政治性强势干预等因素，很难达到广大地域内风格的高度一致。而对二里岗时代陶器的地域分布的研究表明，“二里岗时代，在中心地陶器组合扩散的同时，各地的地方要素急剧减少甚至灭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即被伊洛·郑州系陶器一元化”[108]。有的学者在对全球早期文明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甚至认为二里岗文明的扩张可以看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的出现[109]。二里岗文明的上述特征及学界的相关思考，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城郭形态在二里岗时代出现的历史背景。
二里岗时代前后的文化态势（《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
在二里岗时代，具有都邑性质的郑州城和偃师城都围以城郭，有极强的防御性，而其近旁及外围又分布着若干城邑，都应是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而有计划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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