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王城：东周时期遗址考古发现及重要建筑

关于郭城城垣究竟建于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时期，尚有不同的意见。发掘者关于东周王城城垣春秋始筑说的推论依据是，“夯土中包含的陶片从晚殷到春秋的都有，但没有晚于春秋的”；“直接压在城墙夯土‘二层台’或打破夯土‘二层台’的东周文化层或灰坑，其出土遗物有属东周中期或早期的，因此，原筑城墙的时间或可能早到春秋时代”[1]。参与发掘的徐昭峰指出，夯土内的包含物没有晚于春秋时期的，则可确定夯土的时代应不早于春秋时期。而据分析，上述打破城墙夯土的灰坑和叠压城墙夯土的文化层，都出有战国时期的遗物，应为战国时期遗存。“综合起来说，东周王城城墙的始筑年代不早于春秋时期，也不晚于战国时期”[2]。

与此同时，检核历年来东周王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以战国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包括夯土建筑基址、道路、粮仓、窑场、居住址、水井、灰坑和墓葬等。早年参与发掘工作的学者已指出该城的繁荣时期当在战国[3]。尤为重要的是，21世纪以来对东周王城东城墙的多次解剖发掘，都证明其始筑年代已入战国时期，战国中晚期又进行了增筑[4]。徐昭峰进而推论，作为完整的防御设施，其余三面城墙因与东墙一体，所以始筑年代也应相同，即东周王城的城墙始筑年代是战国时期。从春秋遗存的分布上看，平王东迁之王城也应在遗址范围内，只不过春秋时期的王城没有郭城[5]。

城内的西南部今瞿家屯一带地势较高，经钻探发现了两组面积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北组建筑的四周有夯土围墙环绕，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344米，南北宽约182米。其内中部偏北和西部有长方形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南组建筑由夯土墙分成东、西两部分，其内未发现大面积的夯土基址，可能是北组建筑的附属建筑。在上述夯土基址的东部还探出一条南北向大道，已知长900余米，宽约20米。基址附近出土有大量东周时期的筒瓦、板瓦和瓦当，由此推断该处应为城内的重要建筑之所在。联系到《国语·周语》中“榖、洛斗，将毁王宫”的记载，邻近榖（涧水）洛（洛水）交汇处的这一区域，很可能是王城的宫殿区[6]。2005年，在瞿家屯村东南涧河入洛水的三角地带、东周王城南城墙以南，发现大量破坏春秋文化层而早于战国时期的冲积沟，应是“榖、洛斗，将毁王宫”之事在考古遗存上的反映[7]。

总体上看，春秋时期宫殿区所在区域与战国时期略同并稍大。上述南北两组建筑西侧的夯土墙，并非规则的南北走向，而是沿涧河故道的走势向南延伸。不排除这道夯土墙在南组建筑以南继续延伸的可能性。宫殿区以北，有一条连通涧河故道的东西向“河道”，不排除其属人工壕沟的可能，向东则极有可能连通战国时期仓窖区东侧的河道。仓窖区发现的大道和大量夯土遗存，应属春秋时期[8]。如是，则春秋时期夯土建筑向东的分布范围也较战国时期为大，已存在以自然河道和人工壕沟构成的防御体系。而由瞿家屯东周王城南城墙以外发现的春秋时期地层堆积和作坊遗址，知春秋时期的宫殿区向南可至洛河，也即在东周王城遗址南部，春秋时期遗存的分布也超出了战国时期城圈的范围。

东周王城的墓葬分布（《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www.xing528.com)

前已述及，宫殿区东北一带分布着东周时期带墓道的大型墓葬和车马坑、殉葬坑，应属东周王城三个陵区中的王城陵区。春秋早期的大墓集中于东南部，春秋中晚期的大墓集中于中部。其中，春秋早期的一座“亚”字形大墓和两座“中”字形大墓及周围的车坑和马坑，位于东周王城东城墙以外。而其西200余米的东城墙以内，也发现了春秋早中期的车马坑和春秋晚期的“甲”字形大墓。显然，东周王城东城墙内外春秋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和车马坑连为一体，这一带都应是春秋时期王陵区的组成部分[9]。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现象，暗示着战国时期筑建郭城城垣时，已无视春秋时期高等级墓地甚至王陵区的存在，而将其拦腰截断。

“天子驾六”车马坑（《中原古代文明之光》）

此外，在东周王城区域内，还发现了春秋时期的大路、陶窑和刑徒墓等重要遗存。

春秋时期，至少在名义上延续周王朝国祚的周王城，在聚落形态上也延续了西周王朝都邑“大都无城”的布局传统，非常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