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是东周时期的王畿所在地。一般认为，周自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至周景王止，以王城为都凡十二世。周敬王时为避王子朝之乱，曾迁都于成周（公元前519年），此后，王城与成周并存。战国时期，王畿内又分置为西周和东周两个小的公国。战国时期的王城应主要是西周公国的都城。战国晚期的周赧王时，东、西周分治，原居于巩的东周君迁居成周，周赧王无居处，只好又迁回王城（公元前314年）。至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史记·周本纪》），周亡。依此，周居王城和成周凡500余年。
东周王城城址位于中原腹地洛阳盆地内涧河和洛河交汇处。1950年代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勘探和发掘。这一跨涧河而建的东周城址，由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互证，可以确认其即为东周王城。东周时期的成周城，一般认为应是1980年代在现汉魏洛阳城下发现的周代城址。
发掘者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推断东周王城的城墙约始建于春秋中期以前，战国时代至秦汉之际曾迭加修补和增筑[53]。新的考古发现表明，只是到了战国时期，东周王城区域才修建起了外郭城垣。关于战国早期东周王城始筑城垣的历史背景，有学者推测系公元前440年“（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史记·周本纪》），建立西周公国时所为，郭城东墙将春秋时期的王陵区一分为二的做法，只能是东周王城早已东迁成周，而西周公国建立时才能发生的事[54]。如是，则战国时期的王城，主要是西周公国的领地和都邑。
依据1955～1960年的发掘报告，东周王城外围城圈平面近方形，不甚规则。除东南部因地势低洼未发现城墙遗迹外，其余部分基本上保存完好。北墙全长2890米，城外有护城壕。西墙北部在涧河东岸，南部在涧河西岸，南北两端相距约3200米。南墙残存800余米，东墙则残存约1800米。位于涧水以西的西墙南段向外凸出，在结构上似另成一范围，发掘者早年即判断其为战国时期所筑[55]。后来在涧水西岸发现王城的北垣西段，筑建年代也约当战国时期[56]。西墙多处城垣内侧保存完好而外侧因外力侵蚀而受损[57]，关于城址西部城垣的原筑面貌和增筑情况及其与古涧水的相对方位关系，尚有待于进一步究明。21世纪以来，对东周王城东城墙的多处解剖发掘，确认其始筑年代为战国早中期，至战国中晚期又经修补、增筑[58]。2013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多年的考古发现可知，东周王城的宫殿区，应位于城址西南部的瞿家屯一带，遗存的年代可上溯至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宫殿区的结构和布局情况更为清楚。这一区域东起仓窖区东侧的河道，西至古涧河，南至瞿家屯东周王城南城墙一带。至于宫殿区的北缘，也有线索可循。在北距汉河南县城约150米处，曾发现一处战国时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在其北侧，有一条与基址平行，宽3.5米、东西长达数百米的墙垣，墙外有深达7米以上的沟渠，推测可能为护城壕。该城壕向东应与仓窖区东侧的南北向古河道相通。如是，东周王城的宫殿区就形成了以郭城南墙及其外的洛河、西侧的涧河故道、北侧的城垣和沟壕、东侧的古河道圈围的相对封闭的防御体系，或可称为宫城[59]。巫鸿曾依据1950年代的报告，指出战国时代反映设防趋势的双城结构，在当时的东周王城也不例外。王城现存的城垣似乎属于两个相互关联的长方形：一个定位更为明确的小城圈建于主城墙的西南角[60]。这一意见是中肯的。
洛阳东周王城（《洛阳大遗址》）
洛阳瞿家屯大型建筑基址（《洛阳瞿家屯发掘报告》）
最近十余年来，在这一相对封闭的区域内，发现了大面积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夯土建筑基址以及与建筑有关的遗存。总体上看，战国时期的宫殿区与春秋时期略同，惟后者南延至城墙以外的洛河北岸。春秋时期的宫殿区内广泛分布着宫室建筑基址，而战国时期则把东部区隔为仓窖区，成为宫殿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12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已探出粮仓74座，排列较为整齐，已发掘的数座属战国中晚期[61]。
2004～2005年，在东周王城郭城南墙以南，涧河东岸、洛河以北的台地上，发现了战国中晚期的大型院落式夯土建筑基址群、给排水设施、池苑、暗渠、窖藏坑、水井和陶窑等遗迹，以及大量建筑材料与其他遗物。始建和使用年代约当战国中晚期之交至战国晚期[62]。发掘者认为这一区域的遗存规模大、规格高，规划严整，布局讲究，中部为具有王宫性质的封闭院落，东、西两侧有同样呈院落布局的附属建筑群，这一介于南城墙、涧河、洛河和古河道之间的封闭区域，或为战国晚期迁回王城的周赧王之居所[63]，或为西周君宫殿之所在[64]。
东周王城的宫城、郭城及西南部小城示意（《考古》2011年第5期，徐昭峰文）(www.xing528.com)
东周王城城址中部被汉河南县城叠压，原有遗迹遭到破坏，在该区域还发现有专门烧造冶铁用的坩埚的窑址。上述仓窖区附近可能也是铸造等手工业作坊的集中区。城址北部发现有制陶、制骨、制玉石和铸铜作坊的遗存。其中尤以城内西北部战国时代的制陶窑场面积最大，内涵丰富。此外，城内还发现有多处居住址和排水设施等[65]。
1950年代，在城中部中州路一带发掘了260座东周墓葬。时代自春秋初期至战国晚期，纵贯整个东周时代[66]。迄今为止，在王城的东部、东北部及其附近发现和发掘了数千座东周时期的墓葬、车马坑等。其中东北部发现的墓葬中随葬青铜礼器和铜剑的墓比例较大，可知城址的东北部是王城内的一处重要墓葬区。与城址隔河相望的涧水西岸地区也发现了集中分布的上千座东周墓葬，这一带可能为周人墓地。
在上述宫殿区东北一带，屡次发现东周时期带墓道的大型墓葬和车马坑、殉葬坑。研究者认为，这些大墓均分布于东周王城的东半部，分布规律是东南部属春秋早期，中部属春秋中晚期，北部则属战国时期；带墓道特大型墓葬的主人当为东周国君或其直系亲属，而该区域应属东周王畿地区三个陵区中的王城陵区[67]。其中洛阳西郊第1～4号“甲”字形大墓及车马坑、陪葬坑等，时代约当战国中期至晚期前段，或属西周君陵区[68]。
1984年，在汉魏洛阳故城城垣的解剖发掘中，发现了始筑于西周时期，修补增筑、扩建于春秋晚期、战国晚期的早期城垣遗迹[69]。根据考古遗址以小地名命名的通则，我们称其为韩旗城址[70]。其中西周城址位于汉晋洛阳城的中部，面积逾4平方公里，呈横长方形。至春秋晚期，在修补、增筑西周城址的基础上，又在其北部加以增扩，城圈面积扩大到7平方公里余。到了战国末期至秦代，又向南扩大，达到汉晋时期洛阳城的规模与形制。
韩旗城址沿革示意（《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
这一春秋晚期增筑的城址，一般认为应是周敬王为避子朝之乱迁居于此地时所筑。《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王子朝奔楚后“天王入于成周”，这是东周成周之名最早见于史籍的记录。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6年），又“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寻盟，且令城成周”。至于战国末期至秦代的扩建，发掘者认为应是《读史方舆纪要》引陆机《洛阳记》所载“秦封吕不韦为洛阳十万户侯，大其城”的营缮和增扩活动。
东周时期王畿内的王陵区，一般认为分属三处，除王城陵区外，还有王城西南的周山陵区和王城以东的金村陵区（或称成周陵区、下都陵区）[71]。其中周山陵区位于东周王城西南约5公里，在山丘上分布着4座带有宽大墓道的封土墓。据考证应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周灵王、景王、悼王和敬王之墓。
金村陵区位于东周成周城内北部偏西，1920年代曾在此发现有战国时期的大型墓葬，墓内许多精美文物已被盗掘。据记述，该地共发现8座有较长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分为南北两列。其中3座墓的墓道两侧各有殉葬的马坑。出土的许多铜器上有铭文，有一些显然属周王室用器。时代纵跨战国时期，应为周王室的墓葬，可能包括周王及附葬臣属[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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