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认为整个长安都城应该包括内城和外廓（同“郭”，以下均写作郭）。张衡《西京赋》中描绘的长安“经城洫，营郭郛”，说明当年经营的长安，不仅有城洫，而且有郭郛[9]。
具体而言，长安城外有较大的郭区，其中北郭和东郭面积较大。当时，渭水位于北城墙以北约1.5公里以外，“实际上就具有北郭以外大城濠的作用。当时北郭的市区和居民区，就分布在北城墙以北、渭水以南的三华里范围之内。向东延伸到宣平门（东墙北门）以外广大地区，向西延伸到雍门（西墙北门）以外地区。有不少居民的‘里’，就分布在这些郭区”。杨宽认为，长安的东郭则是利用漕渠作为防御的城濠的，漕渠就是《水经注》中的昆明故渠，它以长安西南的昆明池作为水源，引渠经长安城东南，折而斜向东北进入渭水，正好经过长安城东城墙的霸城门、清明门和宣平门外，因而可以利用它作为东郭的屏障。
杨宽梳理了传世文献对汉长安城城郭上“门”的称呼，指出“内城的门称为城门。凡是城门以一个字为名的，每多加上‘城’字，称为城门。如覆城门、章城门、洛城门、厨城门之类，外郭的门就称为都门”。如“北郭在横门以北有都门，东郭在宣平门以东有东都门”[10]。
《雍录》中的汉长安城图（《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关于先秦至汉代的郭区，杨宽明言“利用天然的山水加以联结，用作外郭的屏障，原是西周春秋以来流行的办法。兼用漕运的河流作为外郭的屏障，是西汉长安所开创的办法”[11]，并未说当时筑有郭城城垣。所以以“没有关于修筑所谓汉长安城的外郭城之记载”和“城外还未发现郭城或北郭和东郭的墙垣遗迹”为据的驳议，恐怕就属无的放矢之论了。而不认同汉长安城有“大郭”的刘庆柱也承认，“西汉中期，汉武帝修筑漕渠……形成了汉长安城以东的一条屏障，西汉中期以后，人们也就把这条渠与宣平门以东的祖道交汇处称为‘东郭门’（即东都门）。……所谓东都门不过是座象征郭门的建筑”[12]。尽管关于“祖道”名称，东都门是否仅为一座桥和象征性建筑，其究竟在漕渠上还是漕渠外等细节上，杨、刘二位还有不同的意见，但在东郭门的存在、时人习惯于把长安城和漕渠之间视为“东郭”的问题上，二者的观点已大致趋同。
或许，汉长安城的城郭布局和人们的认同，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如按前述刘瑞的分析，城内宫室建筑等的比重在二分之一左右[13]，那么惠帝筑城时是先以城池为郭，及至武帝时国力强盛，人口剧增，遂“以城中为小”（《汉书·东方朔传》），在城外兴筑建章宫、扩展上林苑等，城外亦多居民，时人遂以渭河和漕渠为郭，这应当是可能的。刘运勇推测长安城“横门外夹横桥大道的市，当属汉朝臻于极盛时，长安城内工商业高度发展，为城市布局所限制，不得不向外蔓延的产物”[14]。呼林贵根据考古发现，推断覆盎门外文景帝至新莽时期的墓葬区很可能是整个长安规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15]。如是，可以认为汉长安城的“郭”有一个扩大的过程，并从延续战国时代大立郭城的传统，转变为内城加郭区的“大都无城”的状态，进一步彰显出巍巍帝都的气势。(https://www.xing528.com)
汉长安城东城门之一霸城门遗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
厨城门一号桥桥桩与石构件（《考古》2014年第7期）
汉长安城外的考古发现，也支持这一推想。《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介绍，在汉长安城北的厨城门外发现唐家村制陶作坊遗址（有夯土墙），城东的清明门外分别发现了郭家村铸钱遗址（发现窑址和大量钱范）、刘家村钱范窖藏（发现“五铢”钱模）[16]。说明城外以北以东区域，并非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均为墓地[17]，实际上甚至分布着较重要的遗存。
至于汉长安城的“一百六十闾里”究竟是有相当一部分分布于城外，还是均位于城内北部，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分歧更大[18]，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如果再放开视野，可知汉王朝继承了秦代的京畿制度，改秦“内史”为“三辅”；又在京畿地区建置陵邑，“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汉书·地理志》）。从广义上讲，这些陵邑也是西汉京师行政区和经济区的组成部分。于是才有像班固《西都赋》所描述的“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后汉书·班固传》）的繁华壮观的景象。关于西汉长安居民的分布问题，王子今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西汉长安城内有限的平民居地集中‘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就当时的居住习惯而言，居民的生存空间显然过于狭小。然而通过‘乡’的设置，推想有部分长安户籍资料统计的民众居住在城外的可能。而长安作为大都市，其诸多其他功能的实现，有诸陵邑的补充。西汉长安周围的诸陵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长安的卫星城。……‘诸陵’不仅有拱卫长安的作用，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对于政治中心长安更多有补益。”[19]
西汉帝陵分布（《三辅黄图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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