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吴建衡二年索紞寫本道德經殘卷》（下文簡稱索本）的真僞，歷來有較多争議，其觀點大致有三種。第一種意見認爲索本是真品。比如，最早對索本進行詳細研究的饒宗頤先生，在1955出版的《吴建衡二年索紞寫本道德經殘卷考證》中對索本進行校訂與考證，認爲索本是真的。[1]饒先生在《吴建衡二年索紞寫本道德經殘卷考證》中認爲，索本題“太上玄元”顯示這一本子和天師道有密切的關係，索本主要以古河上公本爲底，中間參證别本《老子》（如鍾會本）。此外，饒先生還認爲索紞本近古的理由有：六朝本多同索本；“柔弱者生之徒，堅强者死之徒”的句子順序見於《文子》、《列子》等書；“終日號而嗌不嗄”多出“嗌”字；索紞本不分上下經，不删助字，不立章目，不計字數，是漢魏間古本舊式的表現。雖然饒宗頤先生後來對索本的真實一度表示懷疑，[2]但在其個人最近一篇討論索本真僞的文章《索紞寫本〈道德經〉殘卷再論》中，饒先生認爲索本並不是今人僞作，其可信度較高，並且舉出西晉張儁寫《孝經》殘卷與索本有許多相似之處作爲依據，[3]證明索本是一個可信的寫本。此外，王素先生也認爲索本並非僞作，他在《西晉索紞寫〈道德經〉殘卷》一文中就“太上玄元”連用、索本使用東吴年號和“敦”作“燉”這三個問題作出解釋，認爲索紞本人是有理由這麽使用的，上述三個問題不能視爲索本是僞書的證據。[4]其中，索本使用東吴政權的年號，許多人據此認爲索本是僞造的。因爲據有關史書記載，索紞除了曾在洛陽生活和做官之外，就是“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回到鄉里敦煌，並没有記載他曾經到過吴國。王素認爲因爲政治和宗教原因，使索紞對西晉政權心生不滿，而對吴國心生嚮往，故私奉吴國年號。王素這個設想有一定道理，他在《西晉索紞寫〈道德經〉殘卷續論》中也舉出了敦煌出土的十六國時期的高昌郡文書作爲佐證。[5]同時，王素也在《西晉索紞寫〈道德經〉殘卷續論》中列舉了多位經手索本的鑒賞名家的題記，並補充一些新材料（如西晉張儁寫《孝經》殘卷和美國學者鮑則岳的文本對比工作），用以證明索本的真實和可信。
第二種意見則認爲索本是近人的僞作。持此論者如周珏良先生和榮新江先生，[6]周珏良先生主要從索紞本的字迹判斷其爲近人僞作，榮新江先生則從實物的跋文中出現的“戊子”判斷，認爲這和周珏良判斷作僞的年代相符合。[7]近又有《索紞寫〈道德經〉殘卷真僞考索》一文，[8]通過選擇索本中十餘例字形，將之與《三國志》古寫本的相關字形進行對比，得出索本字形特點和《三國志》古寫本的相關字形並不相符，從而推斷索本與當時通行字體不同，由此判斷索本是僞作。(www.xing528.com)
第三個意見則認爲現在所見的索本非成書於索紞之手，也非近人僞造，而是成書於唐朝五代。持這個觀點的是美國學者鮑則岳，他在《論索紞寫本的真實性》一文中認爲，索本很可能完成於公元666至960年的某個時期。他認爲索本不可能早於公元666年前完成，他的依據是文獻最早清楚提及“太上玄元”這個稱號是在唐高宗時期。[9]此外，他還指出，“資財有餘”一句和陸希聲（生活在公元9世紀末）的《道德經真傳》中的對應部分相同，而且陸希聲的著作流傳不廣，鮮爲人知，所以後世作僞的人不太可能知道這個文本的差異，所以他據此判斷索本不是唐朝五代以後僞造的寫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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