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与释义　出土四古本《老子》综合研究

本文通過對相關出土及傳世文獻的分析，討論了漢代《老子》流傳的一些問題，略有如下初步認識：

（一）帛書《老子》甲、乙本反映了某種具有一定通行程度的《老子》文本方案，然而同一時期還有其他内容結構有異的《老子》文本流傳於世，漢初並未出現一種擁有顯著流傳優勢的“通行本”《老子》；此時的《老子》不僅擁有不同的文本方案，即便在相同的文本結構框架之下，還存有内容元素淵源有自的不同傳本；漢初的《老子》文本還處於尚未定型的階段。

（二）雖則北大漢簡《老子》的文本質量較高，然據此並不足以推斷其權威性。通過對《淮南子》稱引《老子》以及相關《老子》文本内容的分析可以發現，在漢初至漢簡本《老子》及《淮南子》成書之時，世所流傳的《老子》文本内容綫索較爲複雜，其時也並不存在一個權威的《老子》文本，因此，即便“景帝立經本”《老子》真實存在，其權威性也是非常值得討論的；再通過考察漢簡本與今傳各《老子》的文本結構可知，今傳《老子》各本當自有其文本依據，這些《老子》文本受到漢簡本《老子》影響的證據並不充分，今傳《老子》各本也不太可能是在漢簡本的基礎上進行章段裁劃的結果。

（三）目前很難確定相關《老子》文本間存在直接的因襲關係。雖則從整體的篇章結構上看，漢簡本《老子》具有明顯的“過渡性”特徵，然而漢簡本《老子》不僅不能被視爲任何一種傳世本的直接前身，其與帛書本《老子》之間的關係也有待更深入的討論；總體而言，出土及傳世文獻所反映的《老子》文本關係及流傳情况較爲複雜，目前的材料條件尚不足以支持不同《老子》傳本關係問題的最終論定。

以上有關漢代《老子》文本及流傳的認識對我們理解古書成書及流傳問題也有重要意義，其中最值得注意者在於要充分認識古書成書及流傳的複雜性，避免未經充分論證便在不同的古書文本間建立過於簡明的聯繫。對此學界正在形成共識，如有學者提出在討論古書成書問題時要必要預設一種“古書佚失觀”，並提出了古書流傳的“族本”概念；[31]有學者指出古書文本之間相互交錯的複雜“網絡”狀態；[32]還有論者討論了“單綫性”古書成書觀在邏輯及實踐上存在的問題。[33]這些均是對古書成書及流傳複雜性的絶佳體認。鑒於先秦秦漢古書形成及流傳的複雜特性，這些意見無疑具有普遍意義，這也是長時段、動態的古書成書觀的關鍵理念之一，理應作爲中國早期書史研究的理論及實踐基礎。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歷史系，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1]本文受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基於出土文獻的古書成書與古書體例研究”（17CZS001）、“出土古本與今本《老子》形成研究”（16BZS006），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基於出土文獻的古書成書及古書體例研究”（2016ELS002），上海市教委科研創新計劃重大項目“四古本《老子》綜合研究”及高原學科（上海大學中國史）建設計劃資助。

[2]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中華書局，2014年，第1頁。

[3]《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第2頁。

[4]《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第2頁。

[5]許維遹：《韓詩外傳集釋》，中華書局，1980年，第321—322頁。本文《韓詩外傳》均據此，恕不煩注。

[6]釋文用寬式。

[7]《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第14頁注釋“四四”。

[8]柳存仁：《道家與道術》，《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五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15—16頁。

[9]寧鎮疆：《〈老子〉早期傳本形態及其流變研究》，學林出版社，2006年，第123—142頁。

[10]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楚竹書（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9頁。近有學者依據避諱用字情形推測北大漢簡《老子》寫成於高祖之世（黄靈庚、李鳳立：《北大藏漢簡本〈老子〉札記》，《文獻》2016年第4期）。其實，對於依避諱用字情形判斷漢簡抄寫年代的方法北大漢簡整理者已有討論，見《北京大學藏西漢楚竹書（貳）》，第208—209頁。相關問題有學者進行了更深入的討論，如王剛《“邦風”問題再探：從上博簡〈孔子詩論〉看〈風〉詩的早期形態》，見謝維揚、趙争主編《出土文獻與古書成書問題研究—“古史史料學研究的新視野研討會”論文集》，中西書局，2015年，第172—178頁；王剛《從定州簡本避諱問題看漢代〈論語〉的文本狀况—兼談海昏侯墓〈論語〉簡的價值》，《許昌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綜合相關意見，目前整理者有關北大漢簡《老子》抄寫年代的意見是值得參考的。

[11]丁四新：《早期〈老子〉文本的演變、成型與定型—以出土簡帛本爲依據》，《中州學刊》2014年第10期。

[12]正如丁四新所指出的，有關景帝立經的記載見於《法苑珠林》與《廣弘明集》所引《吴書》闞澤語，參丁四新《早期〈老子〉文本的演變、成型與定型—以出土簡帛本爲依據》，第106頁及第114頁注釋19。有關景帝立道學的記述目前所見者爲三國時的追記，除此之外，相關記述不見於《史記》、《漢書》等漢代載籍。誠然，典籍不載並不意味着此事一定不實，只是景帝立道學及改《老》爲經一事非小，竇太后招轅固問《老子》便引發了圍繞轅固生死的博弈，若以官方名義立道學並將《老子》改子爲經則不知將引發何等的對立與衝突！若果有景帝立道學並改子爲經一事，則載籍失録的情形殊爲費解。

[13]對於漢初崇尚黄老的認識也不應絶對化。雖然漢初黄老道學較盛行，然其並非當時唯一的社會思潮，甚至即便在漢代統治階層中，其也並非占絶對優勢，黄老與儒學的對立現象背後藴含了漢代政治演進與知識階層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此可詳參王剛《學與政：漢代知識與政治互動關係之考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9—73頁。

[14]司馬遷：《史記·外戚世家》，中華書局，1982年，第1975頁。(www.xing528.com)

[15]雖然竇太后幕後策劃了趙綰、王臧下獄自殺一事，並連帶導致了“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諸所興爲者皆廢”，然因武帝“鄉儒術”，故竇太后並非正面出擊，而是“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奸利事”從而達成目的。六年後竇太后崩，田蚡便任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因此，總體而言，黄老一派在與儒學的鬥争中偶有出擊，不占較大優勢。

[16]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192—193頁。

[17]班固：《漢書·儒林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3592頁。

[18]《老子》“立經”歷時不長而後停廢，這與所謂《老子》“立經本”的巨大權威和深刻影響較爲矛盾，丁四新於此並未詳論。

[19]趙争：《尹灣漢簡〈神烏賦〉引〈詩〉問題覈議：兼談漢代〈詩經〉流傳問題》，《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十四輯，第51頁。

[20]此處所標章次依今傳王弼本。

[21]若考慮到帛書甲本之“正”與“定”通假，則可知帛書甲本與漢簡本、帛書乙本相同。

[22]本文有關出土及傳世《老子》的文本對比據《北京大學藏西漢楚竹書（貳）》所附《〈老子〉主要版本全文對照表》。

[23]帛書《老子》甲本此處殘缺，然其後分别叙述天、地、王，則所殘缺者當爲“道大”二字。

[24]有學者同樣基於對《淮南子》所引《老子》具體文句的分析，體認到其時《老子》流傳過程中交錯影響的複雜性，並指出早在《淮南子》之前，甚至至景帝立經前後，至少有兩種以上相當穩定的《老子》版本在並行流傳了，參陳麗桂《〈老子〉異文與傳世本定型期商榷—從范應元〈老子道德經古集注〉、〈老子指歸〉注文與〈淮南子·道應〉引證考察》，收入《出土文獻與中國古典學》，中西書局，2018年，第267頁。

[25]《老子》佚文可參蒙文通《〈老子〉徵文》所附《〈老子〉佚文》，《道書輯校十種》，巴蜀書社，2001年，第121—122頁。其中若干條《老子》佚文有待進一步考辨。

[26]北大漢簡《老子》的整理者對此已有很好的討論和總結，參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第224—225頁。先秦秦漢古書形成及流傳中的這種情形無疑不能全部以抄手參考衆本取捨綜合而成這一簡便而含糊的猜想一帶而過，這種解釋過於簡明從而遮蔽了《老子》文本形成及流傳過程中的複雜性。

[27]李鋭：《新出簡帛的學術探索》，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6—27頁。

[28]丁四新：《早期〈老子〉文本的演變、成型與定型—以出土簡帛本爲依據》，第114頁。丁氏還對相關《老子》傳本的分章觀念進行了討論，參丁四新《論劉向（通行本）〈老子〉篇章數的裁劃依據》，《哲學研究》2014年第12期；《〈老子〉的分章觀念及其檢討》，《學術月刊》2016年第9期。

[29]尹志華：《〈老子〉通行本分章問題再探討》，《哲學研究》2017年第7期。

[30]有關帛書《老子》異於漢簡本與今傳本的章句次序是否爲錯簡所致，學界有不同意見，對此可分别參寧鎮疆《〈老子〉早期傳本結構及流變研究》第234—236頁與《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第215頁；有關《老子》篇序問題争論尤夥，近又有學者提出新解，參廖名春、李程《〈老子〉篇序的新解釋》，《歷史研究》2017年第6期。

[31]分别參李鋭《新出簡帛的學術探索》，第26—27頁，李鋭：《從出土文獻談古書形成過程中的“族本”》，謝維揚、趙争主編《出土文獻與古書成書問題研究—“古史史料學研究的新視野研討會”論文集》，第107—120頁。

[32]韓巍：《西漢竹書〈老子〉的文本特徵和學術價值》，《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第224—225頁。

[33]寧鎮疆：《“層累”説之“默證”問題再討論》，《學術月刊》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