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北大漢簡《老子》的抄寫情况及内容特點，有論者認爲北大漢簡《老子》當爲景帝立經本的複抄本從而具有高度權威性，並指出其後主要的《老子》文本均是在漢簡本的基礎上加以設定和裁劃的。[11]雖則有關景帝立道學以及將《老子》“改子爲經”的相關記述年代較晚，且文獻中有關記述也不多，[12]然其略與漢初崇尚黄老的風氣相合，[13]因此有關論述或有其根據。然而僅憑抄寫精審及有上下經字樣便推斷漢簡《老子》屬“立經本”則未免證據不足，至於據此推論漢簡《老子》的權威性及其對此後《老子》文本及流傳的影響則無疑面臨較大風險。
首先，史載“竇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黄帝、老子，尊其術”[14]，此處的“不得不讀”反映了景帝對於黄老其書其術的矛盾態度；再從圍繞轅固生死的博弈來看，景帝一心回護轅固，竇太后最終也並未窮究，且此後轅固仍被召拜爲清河太傅，可見黄老與儒學的分歧已然公開化，而黄老一派也未占多大優勢，[15]在這種背景之下，景帝立道學及改子爲經一事頗存疑義。還可注意者在於，雖則竇太后好黄老而景帝“不得不”讀其書尊其術，然未聞有通黄老者於景帝朝立爲博士，反而轅固因精於《詩》而獲立博士，這無疑與上述雙方的博弈情形一致。實際上，武帝以前的博士選官並非僅限於儒者，通古今明掌故者皆可入選，因此文景時除碩學儒者外，也有精於刑名之學（如晁錯）及通百家書者立爲博士（如賈誼），然此間未見通黄老而立爲博士者。[16]“本好刑名之言”[17]的文帝尚不立道學，甚至連黄老博士也未見選立，對竇太后陽奉陰違的景帝何以會立道學並改《老》爲經？
其次，退一步講，即便景帝立經屬實，北大漢簡《老子》也確屬“立經本”，然《老子》稱經或並非始於此。衆所周知，黄老之學即黄帝、老子之學，《老子》無疑爲黄老學之經典，從韓非作《解老》、《喻老》不難想見《老子》一書的經典地位；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前所抄《經法》、《十六經》等四篇古佚書被視爲“黄老學”著作，其中由十數篇短作結集而成的古佚書《十六經》已稱“經”，則《老子》在重要程度上不至於反出其下，這從馬王堆帛書中不同編輯方案的古書均收録《老子》這一情形即可想見。雖則帛書《老子》乙本上下篇稱《德》篇、《道》篇而未稱“經”，然其時《老子》被視爲“經”當無較大疑問；《十六經》已稱“經”，則《老子》稱“經”也在情理之中。因此，我們很難排除在北大漢簡之前《老子》稱“經”的可能。(www.xing528.com)
再次，同樣退一步來看，即便景帝立道學及改子爲經屬實，所謂“立經本”《老子》的權威性也值得討論。景帝在位十六年，景帝后六年竇太后卒，這二十二年便是所謂“立經本”《老子》能發揮影響的全部時間，[18]這期間還伴隨着以景帝、武帝及諸竇爲代表的反黄老勢力的掣肘甚至對抗。對於古書流傳而言，二十二年並不算長，這可對比漢代《詩經》的流傳情形。西漢文帝時便立有《詩經》博士，至東漢靈帝時還有熹平石經刊刻，然而即便官方力量如此持續地深度介入，兩漢《詩經》流傳大體仍呈現出一種官方與民間、統一與分化並行的雙軌制狀態。[19]也就是説，漢初即立爲學官的官方《詩經》文本，歷兩漢四百餘年仍未能統合及涵括所有的《詩經》傳本。《詩經》“立經本”的權威尚且如此，則所謂《老子》“立經本”的權威性當不難想見。
綜上，據於載籍，揆諸情理，景帝“立道學”與改《老》爲經以及所謂《老子》“立經本”的權威性均尚存疑義，以之作爲立論基礎無疑還需要更爲堅實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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