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左貴右觀念的人類學起源和心理學基礎

按照我們新的解釋，無論“貴左”還是“貴右”，都是右手優勢的體現，只不過以尚武而論，則“貴右”；以修文而論，則“貴左”。“吉事尚左，喪事尚右”起源於左右雙手各自的文化象徵；而“居則貴左，用兵貴右”則起源於古代車制的座位安排。從歷史人類學來看，源於雙手概念的“吉事尚左，喪事尚右”要早於源於方位觀念的“居則貴左，用兵貴右”，二者不是一個時代、一個層次的産物。

事實上，方位觀念也是源於雙手概念，這是有著實驗心理學基礎的。中國心理學者指出，右利手會將右側空間與積極事物相關聯，而左利手（即俗稱的“左撇子”）則會將左側空間與積極事物相關連。[24]也有學者指出，右利手存在“左壞”效應，但不存在“右好”；左利手者存在“右壞”效應，但不存在“左好”。[25]他們的理論基礎都是來源於荷蘭實驗心理學家Casasanto等人。Casasanto發現，人們對左右空間的認識是從自己身體爲參照開始的，左右手及手部活動是主體形成對左右空間認識的最主要的來源。[26]Casasanto還認爲，人們對左右方位的認識是從左右兩臂開始的，而人們左右手臂的肌肉力量、靈活性、平衡感具有非對稱性，因而人們以左右手進行各種活動時會獲得不同的知覺、運動及内省體驗。相對於非利手，個體使用利手進行活動時具有更好的運動流暢性。而由於人們與利手一側的環境發生互動時會獲得更加積極的體驗，在此基礎上，人們會形成對左側空間與右側空間特定的情感效價匹配。因此，個體對左右空間的情感關聯是由利手與非利手的運動經驗塑造的。[27]他們通過對癱痪病人研究後發現，天生右利手的人無論是因爲右手癱痪改用左手，還是僅僅短期地訓練左手運動，這種運動經驗流暢性的改變會導致他們從“右”與“好”的聯繫轉變成“左”與“好”的聯繫。雖然無法排除先天的神經生物因素的影響，但是看起來運動經驗以壓倒性的力量塑造了個體的好壞與左右之間的聯繫。[28]因此，病疾引起的“尚左”“尚右”的改變也不能忽視。[29]

學術界一般認爲在舊石器時代，人類便逐漸發展出了右利手的傾向。[30]右利手是一個普遍現象。據心理學者統計，中國人的左利率僅爲0.23%，遠遠低於西方國家的左利手數值。[31]中國考古學者發現，商周時期的“族徽”文字中，既有右手持械者，也有左手持械者，右手持械者遠多於左手持械者。因此統計出左撇子所占比例爲20%，左撇子仍占少數。[32]王仁湘在研究戰國時期的帶鈎後，也發現束帶掛鈎的方向已經是“右利手”主導的結果了。[33]

當然，古代中國也有左利手現象。古代傳説“羿左臂脩而善射”（《淮南子·脩務訓》），后羿大約就是一位左利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至禹生髮於背，形體長，長足肵，疾行先左，隨以右。”也是左足强於右足的病疾左利者。從考古學上看，左利手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實。良渚時期的單面石鐮90%都是供左手使用的，體現了良渚人的左撇子傾向。[34]王仁湘援引詹克明《那一個史前女人的手印》一文統計，[35]半坡陶器上的動物形象多爲頭朝向右，因此得出了半坡古人多爲“左利手”的結論。[36]張立東也考察了鄭州商城占主流的雙面刃石鐮，認爲應是左、右撇子都能使用的産物。[37]

雖然“貴左”“貴右”與左右利手有着心理學上的密切關聯，但是二者並非總是統一的。有學者指出，二里頭文化時期在進行占卜時，較多選取動物左側肩胛骨，可能是後世“尚左”求吉習俗的初始反映。[38]但是二里頭遺址1975年發現的一件銅爵，其流、把、尾的相對位置，顯然是按照右手操作進行設計的。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陶爵中，尚未見到可以用左手操作者。[39]看起來，二里頭文化的“尚左”習俗還要另尋來源。

從甲骨文考察，殷人本是“尚右”的。[40]而殷人始祖湯就是一位典型的病疾右利者。《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至湯，體長專小，足左扁而右便。”殷人“尚右”與其遺傳基因是完全一致的。反而傳統所説的“周人尚左”，却找不到任何周人左利者的蛛絲馬迹。相反，周人是右利手的反證倒爲數不少。《禮記·内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宋衛湜《禮記集説》卷七十二引方愨説：“教以右手則取其强，是男女所同也。”《禮記·曲禮上》：“效馬效羊者右牽之。”鄭玄注：“用右手便。”《儀禮》卷二十一《聘禮》：“牽馬右之入設。”鄭玄注：“右之，欲人居馬左，任右手便也。”[41]《儀禮》卷二十二《聘禮》“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鄭玄注：“牛羊右手牽之。”賈公彦《疏》：“云‘牛羊右手牽之’者，《曲禮》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以不噬齧人，用右手便也。言右手牽之，則人居其左也。”[42]《禮記·少儀》：“犬則執絏，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鄭玄注：“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孔穎達《正義》：“皆右之者，謂守犬、田犬畜養馴善，無可防禦。若充食之犬，則左手牽之，右手防禦。故曲禮云‘效犬者左牽之’，是也。”《禮記·曲禮上》：“獻民虜者操右袂。”注：“民虜，軍所獲也。操其右袂制之。”孔穎達《正義》：“右袂，右邊袖也。以左手操囚之右袂，以防其異心。凡言執、操，互言耳。”又《禮記·少儀》：“臣則左之。”鄭玄注：“異於衆物。臣，謂囚俘。”《正義》：“左之，謂以左手操其右袂也。”《儀禮》卷二十五《公食大夫禮》：“贊者東面坐取黍實於左手辯，又取稷辯，反於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鄭玄注：“取授以右手便也。”《管子·七法》：“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尹知章注：“息，止也……人右手能書，而左手不能書也。今反用左手書而右手息而不動，倒行逆施之譬。”

既然無法找到周人左利手的人類學起源，這説明“周人尚左”不是來自基因遺傳，而是文化變異的結果。按照我們前面的論證，“貴左”是在“貴右”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追根溯源仍然可以歸結到右利手的人類學起源。

左、右本字當作“”、“又”，但“又”字後來泛指雙手。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此即今之右字。不言又手者，本兼又而言。”清王筠《説文釋例》卷四云：(www.xing528.com)

下云“象形”，不云從反又者，左手自有其形也。又下不云又手也，而下云“手也”者，對文則又有别，散文則又字統兩手也。

清王鳴盛《蛾術編》卷二十三《説字九》指出其根源就在於右利手：

案：人手便於用又，而以助又，故左助之字從、工，巧飾也。巧則能助，故從工。《又字》部首云：“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此雖不言是人之又手，然手便於又，言手也則又手可知。

用語言學術語來説，“又”下云“手也”，而“”下云“手也”，是“又”無標記而“”有標記；[43]以僅表示右手的“又”字來泛指雙手，正是右利手觀念在造字上的典型體現。這正如後世人們只説“左撇子”，而很少説“右撇子”一樣，都是左右利手不對稱性在語言上的遺留。[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