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上丈人最初見於《史記·樂毅列傳》，晉以還流行《老子》河上公注。陸德明認爲“河上者非老子所作”[76]，傅奕謂是南齊處士仇嶽傳家之本。釋法琳《辯證論》和玄嶷《甄正論》也有質疑。開元初，史學家劉知幾提出“《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而司馬貞等阿諛主上，請二家並行。唐代諸帝崇奉老子，玄宗天寶二載追號“大聖祖”，十四載注《道德真經》，自序云：“撮其指歸，雖蜀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此其注《老子》參考河上公注之明證，可見於河上注頗爲重視。自此之後，河上公注之真僞，一直成爲老學中最具争議之公案。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黄震《黄氏日鈔》和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等僅是不信河上公授漢文帝《老子注》之事，於《老子》文字未有實質性考證。清段玉裁則察見注内有詮發王弼注義者，遂謂必王弼之後人所撰。[77]近代馬叙倫循段氏思路，摘剔王弼注文訛成正文而河上公注却將王注當作正文加以注釋，及王弼注之後出現之經文錯訛而河上公同其訛誤之例，來證明其“出於王本亂離錯訛之後”。復因其書梁元帝《金樓子》、阮孝緒《七録》録其書，皇侃《論語注疏》引其注，徵之傅奕所説，推測爲南齊處士仇嶽所爲。[78]
日本對河上公注之研究非常深入，上世紀二十年代，武内義雄著《老子原始》，獨闢蹊徑，從敦煌殘卷《老子道德經序訣》和《玄言新記明老部》入手，分析《序訣》前後段落之不同，復據《宋志》有葛玄《老子道德經節解》二卷，《古今圖書集成》將《序訣》中第二段作爲《節解》之序，《兩唐志》有《節解》而不記作者姓名，《經典釋文》於《節解》下云“不詳作者，或云老子所作，一云河上公作”，而恰巧葛洪《抱朴子·遐覽篇》有《節解經》一卷，參互比勘，於是認爲：所謂河上公注《老子》就是葛玄《老子節解》。[79]
王明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在武内之基礎上，專作《老子河上公章句考》一文，考察河上丈人與河上公、《河上公章句》之主要思想及其與葛玄之關係，最後認爲：“戰國之末，當有‘河上丈人’，但並未爲《老子注》。漢文帝時實無河上公其人，更無所謂《老子章句》，今所傳《老子河上公章句》……蓋當後漢桓靈之際，有人焉，類似矯仲彦者，篤好黄老，且慕道引行氣之術，習染章句時風，托名於河上公，爲《老子》作章句也。”[80]是將其年代置於葛玄（164—244）稍前。
後饒宗頤校箋敦煌本《老子想爾注》，考證出《想爾注》成書於東漢五斗米道之手，而《想爾注》中有部分注文來自《河上公注》，故謂河上公注亦成書於東漢，所謂“此由《想爾注》可考出河上《注》之年代”[81]。
島邦男在研究殷墟卜辭之後，轉向《老子》研究，於1973年出版《老子校正》一書，於河上公本之考察分爲三個互相聯繫的問題：（1）據《序訣》考察河上公之傳説。在對張魯《序》（即《序訣》第二段）、《老子經序》《神仙傳》之比較和道—元氣—太極之説法與《真誥·真命授》一致，遂認爲成立與東晉與南朝梁之間，時間晚於武内和王明。（2）河上本《老子》和河上公注之形成。詳細分析《道德真經序訣》和六朝至唐初至道教形勢，論證河上公注本是如何從仇嶽之手流出而成爲通行之本。（3）河上公《章句》本。認爲仇嶽所據正文是葛玄本，復據嚴遵本、王弼本而改易之。其注文兼采嚴遵、想爾、葛玄、何晏、鍾會、孫登、裴楚恩、郭象、羅什以及顧歡等説。[82]可見其認爲河上公本時代應在羅什和顧歡之後。
繼島邦男之後不數年，楠山春樹在1979年出版《老子傳説的研究》。楠山認爲河上公注以道教神仙思想作注，與王弼注同爲現存最重要之注本，故特作深入研究。他認爲，《神仙傳》中重要仙人名字均出現在《抱朴子》中，獨獨不見河上公，故《河上公注》不會是葛洪所作。馬叙倫謂傅奕説《河上公注》係仇嶽所作、與顧歡注類似，饒宗頤提出《想爾注》襲用《河上公注》等，他均覺經不起推敲。河上公故事，在陸德明之後才盛行起來，前此的宋齊梁陳不見引用。通過對《河上公注》整體而縝密之研究，發覺其思想與《想爾注》、《老子節解》不同。最後他提出一種新説，謂河上公注有一發展過程，即東漢末《河上丈人注》（分八十一章）—原本《河上公注》—劉宋《河上真人章句》—《河上公章句》（加入治身説和體内神仙思想）序列。[83]亦即結合道教發展史，將今本《河上公章句》形成、發展分爲四個階段。儘管有些節點不無商榷餘地，但却是最細密的研究。
1982年谷方剖析河上公注與《太平經》和《抱朴子》思想異同，得出其與《抱朴子》爲同一思想體系之結論，因謂其係葛洪或葛洪門徒所撰。[84]谷文發表後，金春峰撰文與之商榷。金文首先提出《河上注》與《抱朴子》思想迥異，其次摘出《河上注》中許多古義、漢義與西漢時思想、觀念、用語相吻，再揭示其使用了漢代“六情”和“部曲”兩個專用名詞，最後提出《河上注》思想反映了漢代黄老思想特徵。故結論是：《河上注》不是東漢末期作品而是西漢人之文字。[85]因金文得到張岱年等前輩肯定，故此結論被普遍接受，直至近年仍有撰文應符其説者。[86]
筆者之所以較爲詳細地列出各家主要觀點，尤其是日本學者涉及道經之研究思路與結論，殆以任何一種古籍，其背後之歷史背景都極其廣闊，各種因素交互影響，糾結複雜，絶非單就該古籍本身文字和内容、思想即能作出正確判斷。《河上公章句》在魏晉以後確實被道教納入教團中作爲主要經典。既然作爲道經，就不得不深入到南北朝道教史中去考察，而不能停留在文本、詞彙、章句體式層面上作解。一個世紀以來，中日學者爲此付出了很大努力，揭開了歷史蒙覆在《老子》一書上之種種面紗。大較而言，中國學者較多地關注《河上公注》之詞彙、内容、思想等，而日本學者在此之外，更涉及六朝道教史與《河上公注》之關係。前者固然有欠全面，而後者在局部細節上也不免轉求轉遠。因道教作爲宗教有其自身秘密性的需要，故道經文字也不免帶有神秘性，時亦故弄玄虚。對這種不確定文字之解讀，恒因人而異，很難有一致認識。然須警醒者，考證其詞彙、内容、思想以爲東漢甚至西漢時期已有，就將其定爲東漢甚至西漢作品，與因爲某道經是南北朝或者隋唐時所出，遂認爲是南北朝或隋唐時期文字一樣，皆有欠周全。因語辭、思想可以承襲前代，西漢有，東漢、魏晉仍可援用，同理，隋唐時所出之道經，其所叙述雖帶有神秘意味，而内容、思想乃至所述情事仍可包有東漢、魏晉或南朝宋齊之史實。過分膠執，均有偏失。如欲針對性一一辨證，須另著一書。本文只能在充分考慮前賢觀點之基礎上，用簡潔文字提出個人的思考。
1.《河上公章句》時代下限。南北朝道經《太玄部第八老君傳授經戒儀注訣》論《河上公注》云：(www.xing528.com)
讀《河上》一章，則徹太上玉京，諸天仙人叉手稱善，傳聲三界，魔王禮於空中，酆都執敬，稽首於法師。人生多滯，章句能通，故次於大字。係師得道，化道商蜀，蜀風淺末，未曉深言，託遘《想爾》，以訓初迴，初迴之倫，多同蜀淺，辭説切近，因物賦通，三品要戒，濟衆大航，故次於《河上》。《河上》、《想爾》，注解已自有殊，大字文體，意况亦復有異，皆緣時所須，轉訓成義，舛文同歸，隨分所及，值兼則兼通，值偏則偏解。[87]
此經年代雖然晚，但其記述係師張魯時事，而將《河上注》置於《想爾注》之前，[88]當可致思。雖説托名河上公，自須置《想爾》之前，然體味其“《河上》、《想爾》，注解已自有殊”，“皆緣時所須，轉訓成義，舛文同歸，隨分所及”云云，明顯是教團系統中“所須”的“訓義”，其置前置後自有分寸。島邦男謂其成書於隋唐前後，固不近事實。楠山立足於道教改篡古注爲己所用，將河上公注分爲四個階段，很有啓迪意義，唯其名稱及先後尚可調整。從秦漢注疏體式而論，先有章句而後有注，儘管道經中“章句”和“注”顛倒混淆，從注疏史發展脈絡上看，應該先有“河上公章句”或“河上真人章句”，而後才有“河上公注”或“河上丈人注”之名（楠山是據已亂的道經而叙述，無礙筆者所述）。道經中名稱之混亂，適足以説明其對前代注疏體式之模糊與無知。
2.《河上公章句》之體式。“章句”體式可以上溯至西漢宣、元之際。章句之體，乃在於離章析句，對文字語辭、典章制度等予以詮釋，每章之後對本章旨意加以概括提示。西漢之章句繁富，嚴遵之《指歸》猶可見當時章句之一斑。東漢之章句簡省，趙岐《孟子章句》可窺其貌，然其章末猶有一章旨意。反觀《河上公章句》，極少字詞訓詁，而多在串講句意，各章之後絶無概括的章旨，與王逸《楚辭章句》頗類似，皆章句簡省後之産物。就此而論，其年代似與王逸（约89—158）相先後。即便考慮楠山氏之觀點，《河上公章句》有爲後人人爲增飾、篡改之變化過程，似也很難與西漢之章句體式並論。
3.劉向對《老子》之校勘。古史辨思潮盛行下有一種傾向性意識，即凡《漢志》所不載之典籍，大多可疑，遂指爲後人僞造。此固一偏之論，亟需糾正，也爲不斷出土之簡牘古籍所證實。因向歆父子連同諸校官校勘中秘古書雖歷有年所，亦爲時不長，[89]不可能將中秘書全部校完。然《河上公老子章句》在《漢志》外，却未必能定爲兩劉未校。原因在於：（1）《老子》一書因西漢黄老道盛行而已稱經，與六藝同爲顯學。（2）《七略》已經著録《老子鄰氏經傳》四篇、《老子傅氏經説》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説》六篇、《劉向説老子》四篇，證明《老子》一類書已經整理校勘。尤其劉向有《老子》著作，他領校中秘書，更會關注此類書籍。如有與文帝相涉之《河上公章句》，中秘校勘不録其書，豈非重大失責？（3）劉向校勘《老子》，彙總中秘書二篇，太史書一篇，自己所藏二篇，共五篇一百四十二章。以《老子》上下經論之，實則只有三種，其篇章數取捨比率遠遠少於《管子》、《晏子春秋》、《荀子》等。在西漢，《老子》地位在其他諸子之上，劉向校勘時蒐集到比其他諸子少的篇章，主觀上不可能不努力蒐求，只能歸之於當時客觀上之不足。假若有與文帝牽涉即使無注之《河上公老子》本文，豈能視而不見，焉可置而不校？除非有所謂河上丈人之古注而逸在民間，不在劉向校勘視野範圍内。然其所注文字不類西漢“章句”體式，而稱“注”既非西漢傳與章句時代産物，且注文少訓詁而多析句意，亦非西漢常見。
4.《老子道德經序訣》所述内容與注疏發展史抵牾。關於《序訣》，自武内援以考證《老子章句》以來，日本學者已作極深入細緻之研究，可以説其有點滴與道教和《老子》有關者皆有分析闡釋。筆者於此補充一點。《序訣》第二段有云：“文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解數句，天下莫能通者，聞侍郎〔裴楷〕説.河上公誦《老子》……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此則所疑自解。余注是經以來，千七百余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文爲道流編造，固無須疑。所可注意者，是先言“説”，繼言“章句”，後言“注”，同述一事而用不同的注疏體式名稱，説明編者胸中對這三種體式無所分别。劉宋之時，説、章句、注之體式早已混同不分，本可理解。但楠山思慮細密，信以爲真地因其不同名稱而排列出：東漢末《河上丈人注》—原本《河上公注》—劉宋《河上真人章句》—《河上公章句》之發展序列，殊失無謂。先秦兩漢之注疏體式應是：傳與説—章句—注—發展序列。其先“注”後“章句”，既不符注疏體式之發展，也與現今有析句無章旨之《河上公章句》不一致。
《河上公章句》時代牽涉問題遠不止此，然從以上諸條，至少可以醒悟，其從内容到形式，從出現到運用，皆不可能是西漢章句時代産物。非西漢時作品，則不管是東漢末乃至魏晉劉宋，其分八十一章，必是依仿劉向校定文本之章數。由前所論述《河上公章句》與道教天師道、靈寶派等之關係，知其分章多涉玄虚，此可推知謝守灝所云劉向上經三十七章和下經四十四章之分法，很可能是道教在製作或改篡《河上公章句》時所定，他們依仿劉向所定之總章數而改變上下經章數，以展示其天數奇、地數偶之宗教性，達到“各有表明，咸資法象”之目的。河上公本上經三十七章下經四十四章來自南朝道教，則董氏所説劉向上經三十四章下經四十七章很可能確實引自《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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