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老子》一書的篇次，迄今爲止，看法大致有三：
一是以《道》上《德》下爲正。如顔師古（581—645）就説：“《道經》象天，所以言上。《德經》象地，所以言下。”[14]成玄英（南北朝隋唐初）亦云：“上下二卷法兩儀之生育，是以上經明道以法天，下經明德以法地。”[15]陳景元（1024—1094）表達得更爲清楚：“道無爲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爲，故在生化之後。道衰而有德，德衰而有五常，是明道德爲衆行之先、五常之本。故道經居前，德經次之。上下二卷，法兩儀之生育。”[16]
馬王堆帛書甲、乙本《老子》出土以後，學界仍有不少人堅持傳統的説法。如饒宗頤就説：“《老子》書多次提到‘道生之，德畜之’，都是先道後德，‘道上德下’是合理的篇序安排。”[17]嚴靈峰（1903—1999）認爲“《道》上《德》下”爲《老子》古本篇序，而“《德》上《道》下”的文本出現是抄寫之人無意將兩篇倒置所致。[18]張學方則認爲是戰國時期的黄老學家根據學派思想所需而改變篇序。[19]李炳海認爲：“道上德下”的順序是成立的，不應依帛書本篇次改動。他對“道經”、“德經”的地位和性質的看法與衆不同，以爲“道經”是本經，應該在前，而“德經”是傳，是對本經的解釋，理應排在後。[20]
但今天絶大多數學者都持“《德》上《道》下”説。他們共同的理由一是帛書甲、乙兩本與北大漢簡本都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二是《韓非子·解老》一文開篇即解釋《老子》第三十八章，即《德》經第一章。[21]不同的理由也有一些。比如徐復觀（1903—1982）就認爲，“先秦以至西漢，皆《德經》在前，《道經》在後，這種情形或因老子本人多言德而少言形而上學之道”，“或者只反映出《德經》集結於先，《道經》集結於後”。[22]
第三是“《道》上《德》下”與“《德》上《道》下”的兩種文本戰國期間並存流傳説。高亨（1900—1986）認爲《老子》傳本有兩種，“一種是《道經》在前，《德經》在後，這當是道家傳本”，“另一種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這當是法家傳本”，“大概是道法兩家對於《老子》書各有偏重”，“帛書《老子》的編法屬於法家傳本一類”。[23]田昌五（1925—2001）也持同樣觀點。[24]李學勤則認爲《史記·樂毅列傳》中載老子授受系統爲北方老學傳流，河上公注可能是出於這一派學者，帛書《德經》在前的《老子》是南方道家系統的傳本。[25]高華平以郭店簡對待“仁”、“義”、“禮”、“聖”的態度爲出發點認爲儒者重視“德”，先秦《老子》將《德經》置於《道經》之前反映了編者崇儒抑道（至少是調和儒道）的傾向。[26]
這三種意見中首先應該排除的是第三種意見，即“《道》上《德》下”與“《德》上《道》下”的兩種文本戰國期間並存流傳説。爲什麽？因爲不同地域、不同學派的不同傳本説回答的只是《老子》流傳中的問題，而非回答其祖本，即《老子》最原始的狀態如何的問題。《老子》的作者只能爲老子一人，不可能爲不同學派的學者所作。後人對《老子》的改編與《老子》書的本來面貌是兩回事。所以，此説應該最先予以排除。
傳統的“《道》上《德》下”篇序是不是就是《老子》書的本來面貌？這也不能成立。從“先道後德”的角度來證明“‘《道》上《德》下’是合理的篇序安排”只是想當然而已。事實上《老子》一書“《道》篇不專言道、《德》篇不專言德”，而是“道德混説”。[27]所謂“道生之，德畜之”，並不是《老子》全書的邏輯主綫。以“道”或“德”爲主題來爲《老子》一書分篇，顯然是不合適的。至於説“道經”是本經，應該在前，而“德經”是傳，是對本經的解釋，理應排在後，這種理解有悖於《老子》書的實際，强分經、傳而硬定篇序，實在是難以服人。無意倒置説同樣也缺乏理據。我們不能説帛書《老子》甲本無意顛倒了，《老子》乙本也無意顛倒了，北大漢簡本又無意顛倒了。世界上哪有這麽多的意外？所以，這些理由並不能證明《道》上《德》下就是《老子》書的本來面目。
有學者結合韓非所見本、楚簡、帛書、漢簡進行綜合比較研究，堅定認爲《老子》古本篇序排列爲“《德》上《道》下”，直到劉向校書才將《老子》的篇序調整爲“《道》上《德》下”。[28]
案：郭店楚簡《老子》雖然有甲本、乙本、丙本之分，但看不出與“《德》上《道》下”或“《道》上《德》下”兩種篇序的關係。比如其甲本既有王弼本第3、第9、第15、第16、第19、第25、第30、第32章的内容，也有第40、第44、第46、第55、第56、第57、第64、第66章的内容。其乙本基本上是《德》篇的内容，但也有第13章的文字。其丙本既有第17、第18、第31章，也有第35、第64章的内容。用它支持“《德》上《道》下”的篇序早出，是没有多少説服力的。
以韓非《解老》、《喻老》所見《老子》版本爲“《德》上《道》下”篇序也並不可靠。日本學者金谷治（1920—2006）早已辨明，韓非《解老》、《喻老》引用《老子》篇章凌亂，“無法確認是按照版本順序而來”，“被作爲論據的下編在前，上編在後那樣的事實無論在《解老》篇或《喻老》篇中都是不存在的”[29]。其説可信。(www.xing528.com)
以帛書《老子》甲本、乙本，北大漢簡本爲據來推定《老子》篇序原爲“《德》上《道》下”表面上證據充足，但其實也經不起分析。
三種簡帛本《老子》中抄寫年代最早的是帛書甲本，整理者推斷其“可能在秦、漢之際”。但傳世本會不會比它晚呢？“《道》上《德》下”的篇序會不會是劉向所爲呢？我看未必。
唐陸德明《老子·道經音義》云：“老子生而皓首，爲周柱下史，睹周之衰乃西出關，爲關令尹喜説道德二篇，尚虚無無爲，凡五千餘言。河上公爲章句四卷，文帝徵之，不至。自至河上責之，河上公乃踴身空中。文帝改容謝之，於是授漢文以老子章句四篇，言治身治國之要。其後談論者，莫不宗尚玄言，唯王輔嗣妙得虚無之旨。”[30]這告訴我們，最早的《老子》注是“河上公”“章句”，而王弼本也出於河上公本。
馬叙倫（1885—1970）校《老子》時曾指出，“依河上本以改王本者頗多”，“王注原本蓋已不復觀”。[31]瓦格納也説：“與王弼的注釋一起流傳的《老子》並非王弼注釋的原本，而是被河上公本《老子》取代了的文本。”[32]因此現在的研究者普遍認爲：“王弼《老子》是河上公流傳譜系上的一種。儘管王弼和河上公的注彼此迥異，但他們的《老子》原文則非常相似，都可以當做河上公本《老子》的樣本。指出這點的重要之處在於通行本《老子》，不管我們是指河上公本還是王弼本，本質上都是河上公本《老子》。”[33]所以，傳世本《老子》最早的源頭就是河上公本。
從司馬遷《史記》的記載看，河上公本《老子》可從西漢上溯至戰國時代。《史記·樂毅列傳》記載：“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卿，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又云：“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黄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34]太史公將時人曹相國師蓋公的《老子》之學，由樂臣公上溯至樂瑕公，再由樂瑕公上溯至毛翕公，進而由毛翕公上溯至安期生，最後追溯到河上丈人，這麽具體、清楚，應該有所本，屬於實録而非猜測。樂臣公是“趙”“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之人，其樂瑕公、毛翕公、安期生則應該爲戰國時人，而“河上丈人”爲這一系《老子》之學傳授的“本師”，更當屬戰國時人無疑。司馬遷雖然説“不知其所出”，不知道他的具體來歷，但從其傳《老子》之學的弟子安期生、毛翕公、樂瑕公、樂臣公、蓋公來看，應該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而非神話虚構（“踴身空中”的描寫例外）。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知道儘管《老子》“河上公章句”最早出現於漢文帝時，好像没有帛書甲、乙本早，但其來源、其祖本，完全可以上溯至戰國時代。戰國時“河上丈人教安期生”的《老子》，篇序推想也應該是“《道》上《德》下”的。從這一點來看，傳世本《老子》的篇序也不一定會晚於帛書甲、乙本。
我們的猜想從過去的出土文獻中也可得到印證。
謝守灝（1134—1212）《混元聖紀》卷三記載：“唐傅奕考核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望安丘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家之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五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並諸家之注多少參差。然歷年既久，或以他本相參，故舛戾不一。”[35]董思靖《道德真經集解序説》則作：“傅奕考核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零六百一十，或三百五十五，或三百九十。多少不一。”[36]兩者雖有個别字句的出入，但内容大致相同。是説北齊武平五年，彭城（今徐州）有人盗發項羽妾墓，得到一個《老子》本子，稱之爲“項羽妾本”。唐太史傅奕（555—639）的《道德經古本篇》即由此而來。傅奕用“項羽妾本”“考核衆本”，與漢魏以來流行的安丘望之本、河上丈人本、洛陽官本、王弼本相參校，强調各本字數舛戾不一、諸家注釋多少參差。但傅奕僅是强調字句異於其他傳本，並未提及其篇次與傳世本有何區别。諸參校本皆爲“《道》上《德》下”，假若“項羽妾本”分篇有所不同，傅奕應當有所反映。傅氏一句不提，可見“項羽妾本”篇序與傳世本没有什麽不同。[37]如果謝守灝説屬實，從年代而言，“項羽妾本”也不會晚於帛書甲本。
從文字學的角度看，謝守灝説是經得起檢驗的。宋人夏竦（985—1051）撰《古文四聲韻》，其卷第一收有《道德經》的“芻”字，其卷第三又收有《古老子》的兩個“狗”字。[38]徐在國、黄德寬通過對傳抄《老子》古文的系統整理以及與郭店楚簡《老子》及其他出土古文字資料的對照，證明歷史上流傳的《老子》古文，絶非向壁虚造，它們淵源有自，多數是來自戰國時代的《老子》寫本。[39]李學勤指出，所謂“《古老子》”，當指北齊武平五年（574）彭城人開項羽妾冢所得的《老子》。項羽楚人，其妾墓中的《老子》也很可能是用楚文字寫成的。[40]這些都説明夏竦所見《道德經》和《古老子》，都是戰國古文，甚至是楚文字寫成的，説它們是“戰國時代的《老子》寫本”，當屬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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